5月17日,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26岁的武汉人黄佳鑫刚做完了一项缩胃手术。他的胃被切掉80%,胃容量减至2500毫升(正常人的整体胃容量在1500-2000毫升)——这将减少他的进食量,更容易产生饱腹感。
两个多月前,他的体重达到530斤,威胁到生命,父母把他送进了医院。
减重手术将历时三年。一年后,黄佳鑫将进行腹腔镜下的肠绕道手术,此后还有一项去除赘皮手术,如果一切顺利,他的体重将减至200斤以内。
黄佳鑫想象过,如果不是因为肥胖,他的生活可能是另一条轨道:“最起码不会在医院,可能读了大学吧,也能找到工作。”他停顿了一下说,“可能结婚了吧。”
过去的26年里,他的体重失控了,随之失控的还有他的生活。
1990年,黄佳鑫出生在湖北武汉,出生时体重8.6斤。小时候,他平均每顿要吃四、五碗饭,偏爱肥肉。9岁时,他的体重已经达到200斤。
赵发兰能想到的减肥方法是游泳和跑步。在黄佳鑫7岁的时候,赵发兰带着135斤的他到游泳队学习。下水前,教练担心他下沉,分别在他的左手,右手和肚子各拴了一个轮胎,后来才知道,体重使他浮力更大。
从小学开始,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夫妻俩就带着儿子出去散步。但几年下来,他的体重反增不减。也试过吃减肥药,但有时吃完厂家送上门的减肥产品后,反弹更快,脂肪越增越厚,夫妻俩只能干着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赵发兰打算把他从汉阳区的小学转到硚口区的学校,班主任拒绝说,“太胖的孩子,智力发育可能有问题”。
赵发兰带着儿子去找教育局,教育局的人出了几道题考核他,黄佳鑫答对了,教育局开了证明,他才顺利入学。
学校里的楼梯,同学爬到了五楼,他刚爬完一层楼;2000米的路程,普通人15分钟走完,他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小时候,路人逗他玩,叫他“小胖子”。等大了,玩笑成了嘲笑——
“他太胖走都走不动”,黄永乐回忆,小区里的孩子都在外面玩躲猫猫,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门,要不就一个人去网吧,大多数时候都是和网友一起聊天玩游戏。
2006年,黄佳鑫15岁,体重涨到300斤。由于“负担过重”,他休学到减肥中心,开始长达一年的封闭式减肥训练。
在减肥中心,黄佳鑫每天早上6点起床,绕着600米体育场跑道走12圈,一直持续到9点,自己做饭、洗衣,下午和晚上继续跑步,走路。饮食只有两三片牛肉和几片黄瓜,再配合针灸治疗。
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体重下降到160斤左右,这一度让他燃起生活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回到学校,他中断了运动和减肥食谱,又迅速反弹了——离开减肥中心一个月后,体重一下上涨了40斤;半年后反弹到300多斤,一年后增至400斤。
主刀的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刘雁军,他介绍说,手术是通过腹腔镜技术将水袋状的胃变成细长的香蕉状,同时切除一部分胃底和胃体的大部分内分泌细胞,来抑制患者的饥饿感。
缩胃手术后第十天,黄佳鑫依然没有渡过危险期。5月18日,主管医生罗丹发现黄佳鑫呼吸过重,觉得他不对劲。第二天检查完才发现胆囊大小变成12厘米,肿了一倍,只能先消炎。
黄佳鑫躺在承重800斤的特制病床上,庞大的身躯填满了整张病床,肚子上的伤口撕扯般生疼。
多年来,因为内分泌失调,黄佳鑫身上布满了暗红的湿疹。200多斤的赵发兰白天晚上地守在儿子床边,替他喂水,接尿,盯药。
夜里,黄佳鑫戴着呼吸机,沉沉地睡去。赵发兰睡不着,52岁的黄永乐独自跑到病房外的阳台上抽烟。
下岗前,夫妻俩是武钢的工人,赵发兰开行车,黄永乐搞电工和维修设备。父母双职工上班,黄佳鑫就一个人在家。他喜欢做蛋炒饭,先给点油,把饭炒热,再把鸡蛋浇上去,翻炒,起锅之前给点盐,起锅之后加点小葱,吃好几碗。
那时,厂里给了赵发兰生育指标,但她有顾虑:“如果我再生一个,是个正常的孩子,会不会嫌弃现在的孩子?”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只养一个孩子。
家里经济不宽裕。下岗后,黄永乐在一家商场的配电房里工作,现在每月工资两千多。中午,夫妻俩就在医院食堂点了份10块钱的盒饭,他们担心儿子看到不舒服,躲到阳台外面吃完再进屋。
医院11层楼走廊有一面愿望墙,肥胖症患者们把心愿贴在墙上。其中一张纸条上写着,“当了29年的胖子,我已经受够了,深知胖带来的委屈……”而在另一张浅绿色的便利贴上,黄佳鑫写道:“我想瘦,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黄佳鑫设定的理想体重是200斤以下,但他克制自己不去想体重的问题,“想多了又尴尬自卑。”
白天醒来,无聊的时候,黄佳鑫举着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和网络小说,不时和母亲聊天。“我就想找个工作,找个老婆,简简单单过下去。”
“等你瘦下来了就有人爱你了。”赵发兰在一旁说。
如果计划顺利,黄佳鑫的体重下降到300斤还需要一年左右,半年后他的身体情况稳定后,就可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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