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源里的人间烟火

三源里菜市场比北京城醒得早。

9月27日，离十一长假还剩三个工作日。清晨6点，天光微亮，气温降到8度。三环路还没开始堵车，200米左右的菜市场主干道两侧，摊位上陆续亮起灯光。

白色塑料箱盖子一打开，澳洲龙虾立刻探出两只须子，像伸了个懒腰。肥猪的身体被横向切断，皮朝下，躺在一米多宽的案板上。新鲜的罗马生菜最外层的叶子沾了水，由于担心被氧化，被毫不留情地掰掉。

九个月身孕的老板娘推着独轮木板车路过海鲜摊子时，被卸货的伙计挡住，她喊着让一让，但声音淹没在咣咣的凿冰声里。三元桥附近一家国际幼儿园的赵老师不到7点就来了，她挑了一袋冰鲜龙利鱼，准备给孩子们做午餐。

”没收的赶紧往里收了啊！“ 管理员大叔迈着四方步检查市场秩序，左手搓着两个核桃，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9点之前，所有商户必须清理完自己的摊子，留出两米多宽的过道。

过道两边到处挂着中英文对照的食物标签。人们听从胃的召唤，钻进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也钻进向往更好生活的欲望里。

9月28日，三源里菜市场内部环境很整齐。

“老外”的主场

安迪进了一家调料店，对着手机里长长的购物清单，一边嘟囔一边找。出了调料店，又拐到隔壁的菜摊上。

这里不像菜摊，倒像个园艺摊。五个胡萝卜缨子绑在一起挂在墙上，像女孩橘红色的刘海，头顶扎起绿色的辫子。南瓜比拳头还小，黄绿相间，五六个一组装在透明塑料盒里。

“Cucumber（黄瓜），arugula（芝麻菜），spinach（菠菜），onion（洋葱）…. ” 安迪一连蹦出四个英文单词。话音刚落，菜摊大妈就把这几个菜挑出来，称上重量，一共56块。安迪又拿出手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支付完成。

店主在整理采购回来的海鲜。

菜市场往西1.7公里是澳大利亚使馆，往东1.7公里是法国使馆，亮马桥外交公寓隔着东三环，和菜市场朝夕相对。

安迪住在东三环的京广桥，家里阿姨经常来这里买菜，但这天是他女朋友的生日，他要亲自下厨。

“今天晚上对我非常重要，万一买错了可就坏了。” 安迪眨眨眼睛，笑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把刚买的菜全部塞进运动背包，塞得鼓鼓囊囊。他要做一道汤，把面包挖空当成小碗，再把汤倒进去。

安迪今年35岁，来自美国丹佛，七年前来到北京，主要做好莱坞娱乐产业的国内引进、投资和发行。在他眼里，自己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属于“北漂”。

9月28日，三源里菜市场。店主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

“外国人在北京的圈子不大的，一个人知道这个菜市场，基本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正说着，就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写剧本的老朋友。两人寒暄几句，继续各买各的菜。

上世纪90年代，这个菜市场就经常有“老外”买东西。一个商户记得，当时外国人给她一张5块钱的外汇券，自己都不敢收，怕花不出去。后来有人拿5块钱人民币跟她换，她才知道外汇券更值钱。

来中国旅游的法国老太太很喜欢这个菜市场，她说比巴黎的还要干净，只是有一件事她觉得不能理解，“这么干净的菜市场，为什么有人在地上吐痰？”

安迪路过水果摊，看见一种名叫“阳光玫瑰”的日本葡萄，比新疆葡萄的绿色更温和，颗粒更大，用浅咖色纸托着，看上去很好吃。他一问价钱，80块一斤，皱了皱眉头，“太贵了”。他又尝了尝“无籽露”，觉得不错，才15一斤，买了一袋子。

市场对面的水果超市里，“无籽露”只卖6块9，而“阳光玫瑰”标出的价格是39一斤。安迪并不关心，三源里的水果摊老板也不关心，“就算同一个品种，品质也不一样，我们这儿都是好的。”

安迪喜欢把蔬菜和肉全都放到锅里，加点胡椒，再加点酱油，炒着吃。对于中国菜，他觉得川菜太油、上海菜太甜、湖南菜又太辣，相比之下，最喜欢吃东北菜。想了两三秒钟，又摇了摇头，“酱汁太多，还是不好，太咸。”

不过，安迪现在已经很少来这里买菜。

“有一个APP叫什么，我忘了，很方便，买了直接送到我家里。” 他觉得中国人很厉害，不管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手机都玩得很溜。他的妈妈不会用iPhone，“什么APP，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每年圣诞节他都会回美国，如果不回去，他的妈妈要气死。安迪说，在北京，每一天都是新的，这里很好玩。但从内心层面，他始终觉得，我来这里工作，但这不是我的家。

买完所有的东西，他用滴滴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去做饭。

“谁也不知道在北京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也许明天就回美国，也许十年后。”

市场内的很多商品都有英文标注，为外国人购买提供便利。

骨灰级 “玩家” 

下午三点，亮马河饭店的大厨StevenChueng 来菜市场补货。

他50多岁，广东口音，白色厨师服上衣左上角的圆形徽章上写着“Chaine de Rôtisseur”（法国国际美食协会）。他挑鱼的时候，不会凑到缸子跟前，而是在一两米外观察上两三分钟，大肚子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看完这家，又到另一家看，最终挑了10只梭子蟹和2条鳜鱼。

这是今晚客人预订的菜，饭店已经没库存了。几个海鲜摊主都认识他，但并不怎么招待，“他肯定就买他想要的，咱哪知道是啥？”

Steven接过塑料袋，手里的电动车钥匙被欢蹦乱跳的鱼溅上了水，他甩甩手，从后门出去了。

李师傅的肚子也不小。每天中午吃完饭，他从通州家里坐上810路公交车到土桥地铁站，再换乘两次，到澳大利亚公使家去做晚餐。

他轻车熟路地从店家冰柜里拿出三块227克的安佳奶酪——一款产自新西兰的含盐黄油，1分钟不到就买完了。18块钱一个，一共54。

李师傅是个老北京，供职单位是外交服务局食品预备组。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了《末代皇帝》剧组，在北影制片厂里给一个参加演出的意大利人做饭，就这样变成了意大利人”御用“的厨子，后来进了使馆。

“我每天就管一顿饭，周六日休息。他们早起吃面包奶酪，中午也经常凑合吃，晚上孩子回来，诶，我就给他们做顿好的。” 他在这家店买了十多年，“哎哟，这小姑娘服务态度特别好。”

他说的小姑娘今年已经42岁了，名叫袁美荣，是这个摊位的老板。

十来年前，她花了1万5千块钱盘下这个摊子。刚开始只卖牛奶，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变成专门卖全世界各地乳制品和调料的门店。现在摊子紧俏，有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花钱都进不来。”她打心眼儿里感谢李师傅这批老厨师。

“最开始他们过来找，有这个么，有那么个？我都没听说过，就找供货商去问。货的好坏都是他们用了之后告诉我，下回别买这个了啊，这个不好。我哪儿懂啊？我八百辈子也用不上一回这些东西。”

35号店铺，“袁姐”用英语与前来购买奶酪的外国人交流。

在市场里她被称呼为“袁姐”，店里总是人头攒动。有人买香芹片和罗勒叶，她猜可能要做土豆泥；有人来找烟熏火鸡胸、火腿，她估摸这个女孩子在减肥，就切成1毫米的薄片儿，可以配上煎蛋当早餐。

袁姐说，最开始外国人最常出入这里。这两三年，中国人来买洋货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

“我很少在这儿买东西，我们菜市场挺贵的，我上早市。”

三源里菜市场，整个货架上摆满了各国的调味品。

“要想卖东西，先得会买东西”

9月底，正是刘婷的海鲜摊儿最忙的时候。

“你这三文鱼有能给人吃的吗？” 一个戴眼镜的大哥出现在摊儿上。刘婷一见他就笑，赶紧跟伙计说，“给大哥切好点儿啊！”

大哥回一句，“净是假招子。你那刀消毒了么？我那日本西瓜，你怎么不给我切好点儿呀？”

大哥掏出手机，找出一条几个月前发的朋友圈。照片里，一个方形西瓜长得特别漂亮，切开两半，露出中间浅黄色的瓤，生的。大哥配了文字：“上了日本鬼子的当了，八嘎。卖水产的卖给我的西瓜，名副其实的水货。”

海鲜店卖水果，用三源里菜市场的行话，叫“串货”自从买了那个日本西瓜，大哥每次来都要损她几句。

“我不来，你这儿该关张了吧。”

“那你怎么老来？”

“我用行动感化你啊。你这三文鱼，我回去喂流浪猫，猫回头要再病了，还得带猫治病去。”

你一言我一语的功夫，伙计已经把鱼片好了。这个小伙子19岁，刚来刘婷的摊儿上一个来月。不杀鱼的时候，他带着白绿相间的胶皮手套，把张牙舞爪的螃蟹绑起来，平均一分钟绑一个。橘色绳子是母蟹，蓝色是公蟹。正绑的时候，小伙子突然一个甩手，一只3两左右的螃蟹飞到两米外的台子上——“抢救！”

他摸了摸螃蟹眼睛，发现不太动了，就让同伴赶紧放到水族箱里“抢救”。这是张佳教他的，“要想卖东西，先得会买东西。”

凌晨3点，花家地。张佳从家开车前往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进货。

张佳是刘婷的老公。凌晨3点，他出发去海鲜批发市场进货，在那儿有相熟的供货商。

张佳走得很快，普通人要一路小跑才跟得上。但是到了挑货的环节，他又慢下来。别人拎起一兜子就走，他蹲在那儿一个一个挑。轻轻掰开一点点大闸蟹的肚子，透明的黏膜后面，隐约能看到淡黄色印痕的，就是满黄。这样的放进白色塑料桶带走，剩下不要的，放进蓝桶。

9月28日凌晨4点，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张佳趴在鱼缸边挑选帝王蟹。

上午九点半，刘婷在摊子上快要气炸了，因为张佳还没回来。

三个小时前，最早出摊儿的一家已经把凿好的冰块放到盒子里压实，铺在底下，大闸蟹依次摆放，码成小山。最大的花蛤先挑出来，给预定的饭馆装箱。

“你说说，全市场有他这样的么？” 刘婷梳着马尾短辫儿，这个90后已经是两岁女儿的妈妈。

张佳将采购回来的海鲜整理好摆上店铺。

两代卖鱼人

张佳终于回来了，满载而归。

他从超大号的厚袋子里掏出六只帝王蟹，摞了一米多高，摊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两个女孩子拿起相机，在帝王蟹旁边摆拍合影。

顾客手持新鲜螃蟹拍照。

右手带玉镯的大姐又来买东西了。两斤半象拔蚌，两只澳洲鲍鱼，一只三斤七两的龙虾，再搭配一些生蚝，这是为晚上朋友聚会涮火锅准备的食材。刘婷在手机里算好了价钱，“姐，你看真是个好数儿，3456（块钱）。”

大姐住在离市场不远的东湖别墅，也是刘婷的老顾客。象拔蚌刚上称的时候是2斤7两5，“给我算2斤半吧。” 刘婷瞪大眼睛，市场价两三百一斤，差2两就差60块钱。张佳站在一边儿，”行，给你吧。” 刘婷瞪他一眼，“二货。”

几分钟后，象拔蚌一直往外喷水，秤上的份量一点点减轻。“再喷一会儿，连2斤半都不到了，还是你老公会做生意。” 大姐笑道。

刘婷说，很多人光看见海鲜贵，以为是多大的生意，可成本高，风险也高。帝王蟹死一只就得打五折，这都是要赔进去的。前两天，张佳刚和三个小伙伴消灭了三十多只梭子蟹，“没办法，死了。” 海蟹刚死的时候还能卖，但再过两三天就搁不住了，只能自己吃。

刘婷其实不算海鲜摊儿真正的老板，她的妈妈米珍才是。米珍是三源里菜市场的第一批商户，算是这里的”原住民“。1991年，米珍姐姐的鱼摊需要帮手，23岁的她就和老公一起从河北冀州过来，那时刘婷才刚出生。

“那时候菜市场是我们老百姓的，现在可买不起了。冬天韭菜要卖到15块钱一斤，谁去那儿买啊？” 住在对面顺源里的刘奶奶，1984年就搬到这个小区。她记得当年，市场是完全露天的，连个棚子都没有，“他们（商贩）确实吃了不少苦。”

北京的冬天，米珍在外面一站就是一整天。两只手始终离不开冰冷的鱼池子，捞完鱼杀鱼。那时候还是铁杆儿称，手指头一碰马上就冻上，粘住拿不下来。中午吃带的干馒头，再从隔壁卖菜的那儿揪一根大葱。没水喝，只能到对面儿粮店，趁人家不注意，喝一口自来水。

望京一个老小区的三居室里，米珍伸出手，灯光下还能看到深色的印子，是当年生下的冻疮。这里是她租的房子，住着全家上下包括伙计，一共十口人。

“没想过会在北京长待，这么多年也一直没买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让我们干了，就得回老家去。”现在市场好了，但对于偌大的北京城来说，米珍一家还在漂着。她想再锻炼女儿女婿几年，再把生意交给他们。

“做这行生意的都是老江湖，他们还太嫩了。不过说实话，现在淡水鱼不行了。” 她觉得张佳挺能干，她家不是市场里第一个做海鲜的，但海鲜这条道儿张佳一脚一脚蹚出来，现在做得不错。

刘婷有一次和张佳去商场吃饭，路过一家她喜欢的品牌，见很多顾客穿，也想买一件。她进去看了一眼价钱，就出来了。她喜欢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张佳觉得自己也可以当男主。

刘婷打断了老公的畅想，“收摊儿了，快摆螃蟹吧你。”

有人问刘婷的女儿，你妈妈干啥的，“卖鱼”。你爸爸干啥的，“卖鱼”。你长大以后想干啥，“卖鱼。”米珍朗声大笑起来，“她可不能卖鱼，以后也用不着她卖了。”

晚上7点，三源里菜市场准时打铃。刘婷一家收拾完铺子从市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刘婷抱怨过，一天到晚连太阳都见不着。

回家路上，张佳开着金杯，和12个小时前一样，又堵在三环路上。刘婷坐在后面，蓝色胶鞋泡在湿漉漉的地上，她坐在明早装鱼虾蟹的篮子中间，打开手机音乐播放器，放了一首《远走高飞》——“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文中刘婷、张佳、米珍为化名）

文｜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编辑｜苏晓明 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