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计生员老了

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政策背后，是一支强大的计生队伍，其中乡村计生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群。他们为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工作了几十年，曾经扒房牵牛、强制人流。政策的变动，成为他们命运沉浮的一部分。如今，他们老了，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人在困苦、孤独和委屈中艰难度过余生。这是我在云南的大山里遇到的7位乡村计生员的故事。背对着镜头的是其中之一——严文献。

摄影 | Stamlee 编辑 | 马俊岩新浪图片出品

严文献在村一级计划生育宣传员岗位上工作了27年，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现在村里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已经很少见，这是他当年写下的。相关文件显示：“2005年年底，国家、省、地、县、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9万人，总编制数42.3万个。另外，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如今，严文献还保留着很多当年的照片、笔记，以及一些罚款收据。跟全国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数百万人一样，他没有编制，退下来后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

严文献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有很多年，现在跟云南大山里的其他农民一样，以种洋芋为生。他干起农活来已经力不从心，但到了收获洋芋的季节，他也不得不赶上马车，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搭伴进山，来回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

刘山，1994年当上计生员，一干就是十年。年轻时，他觉得就像计划生育国策提倡的：生儿生女都一样。他生完两个女儿后就带着老婆去做了结扎手术（云南农村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如今，他老了，眼看着山里的洋芋到了收获季，可他觉得自己快干不动了，而两个女儿都已嫁人，想想当年能生个儿子多好啊。

天渐渐暗下来，刘山没有开灯。他从院子里抱了一捧柴木，慢慢走回来烧水。这几天，他的血压又高了，头有些昏昏沉沉的。刘山有腰伤，这腰伤是他最后一次去拆超生户的房子时被人砸伤的。他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没少拆乡亲的房，有一次拆房时他们发现村民在桌子底下埋藏了土炸弹。

“我们拆人家房子时，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和牛、羊、马挤到一起。”刘山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十年间，妻子的态度从支持变成反对。村民们会想法设法报复，妻子至今仍忘不了那些年一个人在家的日子，“害怕得很”。

张卫国整整干了三十年计生员。三十年，他从受人尊敬的村医，变成了在村里走一圈都没人和他打招呼的人。七年前从计生岗位退下来后，他成了村支书，每年有一万多元补助。每次去村里，他都保持着“霸气”的步态。他说，这是做计生工作时为了给自己壮胆养成的习惯。

张卫国拿出一份当年他做的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话说得斩钉截铁，若超生，“罚取你的款，没有钱，拉取你的牛、你的马，做到上不封顶，家破人不亡；限制你12点以前把款交来，交来就可以把你的骡子、牛啊拉回去，超过12点，我们就处理，卖掉多少钱给你刨掉多少钱，就是那么干！”

因为计生工作，张卫国得罪了乡亲。他家的口粮田曾一夜之间全被踩平，鸡成批死亡，爹娘被人骂，儿子被人打……当上村支书后，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这一天，张卫国来到一户曾因超生被推倒过房子的村民家做扶贫工作。他们态度非常冷淡，甚至都没请他进门喝杯水。

张卫国当年每年赚不到300元。“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员的，要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一桩一桩摆，三天三夜都摆不完。”他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大家也觉得委屈：“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现在年纪大了，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

梁长富曾经是赤脚医生，做过15年的计生员工作，最终主动请辞，做了兽医。他说，计生员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计生工作本是女人做方便，为什么我们这片的计生员全是男的？我们一进村，村民会故意放狗出来……女人的话，连村口都进不去。”

梁长富陪我去隔壁村，刚进村，有妇女看到他，斜眼看了一下，就加快脚步迅速离开了。

梁长富走村窜户时随身挎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上面有“优生优育”四个字。孩子们见到他会一路跟随，边跟边喊，“管婆娘，管婆娘……”

梁长富从家中翻出一张“保证不超生合同”，这是他做计生员时的主要工作。

不用的时候，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他说，自己杀生气太重，每天都要敬柱香。

52岁的刘青山2014年才结束计生员的工作。为了让我了解更多他们当年的工作情况，他把我带到一家他曾做了无数次工作的超生户家中。那家的狗看到他就像是看到自家人一样，照样睡觉。老刘说，实在来得太多了。

刘青山曾有一个月，天天来这家。最后，他帮着这家下地、干农活，才终于做通工作。

刘青山回忆，最难做工作的是90年代初期，那时超生户多。这是一张275元的罚款收据。275元是当时一户农家半年的收入。

伍和强做计生员近三十年。说起那些年，“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话题才开个头，他就低头不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小袋，再摊开一张白纸，开始自做卷烟，点上，“叭嗒！叭嗒！”地吸着。沉默半响，老伍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

伍和强的家远离村庄，他还住着土砌的房子。老伍一直不愿意搬家，一来，他没实力去另建房子；二来，他得罪的村里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都不和他来往。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这么多年，他已经独来独往惯了。

伍和强老了，靠领低保生活，这个低保名额是乡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上的。村里的扶贫干部这天又上门了，和伍和强聊扶贫建房的事，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扶贫干部谈完工作，顺手帮他把上午挖回来的洋芋卸下车。

伍和强家存着大量土豆，是老两口到明年开春的口粮。老伍说，有些事啊，还真是说不清对和错；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你知道嘛！当年超生的那个娃娃，前几年都大学毕业了，去年都考上了大学生村官，现在就管着我们村呢……”

老伍其实特别喜欢孩子，每每在路上遇上娃娃，他都会停下来笑一会儿。说起那个大学生村官，老伍说，“那娃是个好娃啊！也不记仇。年初时，我生病了，他又来了，专门送我去医院。你说，当年，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肯定拉去做人流。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后来，我们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心里过不去啊，连村委会，都没脸去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