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识猷:
消防员迪克·尤森目瞪口呆。
1980年代,尤森在澳大利亚北部卡卡杜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矿山灭火。他迅速控制了一块着火点,将周围清空。根据经验,这处火焰不可能再向外扩散,耗尽可燃物后自然会熄灭。
但新火点居然出现了。
尤森抬头望去,20米外的空中掠过一只啸栗鸢,爪子里抓着根冒烟的树枝。它不慌不忙地将树枝一丢,点起新火,展翅高飞。
那天那只啸栗鸢一共点了7处火,搞得尤森疲于奔命。
2012年9月,尤森又目击了一次类似事件。这次是昆士兰附近的一条高速路旁着火。他发现一只黑鸢在没着火的路侧丢了根燃烧的树枝,成功把火引过了路。
看过类似景象的消防员还有内森·弗格森。2001~2002年间,弗格森有次看到数百只鸢在火场附近盘旋翻飞,其中几只成功引燃了50米外本没着火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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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北部有着189万平方千米的热带稀树草原,每年都有18%被火烧过。当林火燃起,许多蝗虫、青蛙、老鼠和蜥蜴就仓皇逃离。对于正在附近狩猎的猛禽来说,这些慌不择路的小动物,简直就是一份火灾带来的自助餐。
有一天,这些猛禽可能忽然灵光一闪——火这么好用,何不让它烧得更旺呢?
这就是罗伯特·戈斯福德的发现。从2011年到2017年间,他做了6年的实地采访加民族志研究,记录了逾20件猛禽纵火目击报告,纵火的至少有三种澳大利亚常见猛禽——黑鸢、啸栗鸢、褐隼,目击者包括牧民、消防队员、研究者、以及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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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都知道:“火鹰”会带着火种飞去其他地方点火,然后施施然收割逃离火场的猎物。
这种行为曾经被研究者解释为慌乱之举:猛禽被火吓着了,或者想抓猎物却落空了,惊慌间抓起了燃烧的枝条,意识到抓错东西后又赶快丢掉。
但戈斯福德认为,这绝对是蓄意纵火。
至少有12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族群里的人亲眼见过“火鹰”放火。它们在高处徘徊良久,寻找合适机会疾飞入火场,用爪子或喙捡起燃烧的树枝,然后飞去其他地方点火。它们通常在火遇到难以跨越的阻碍时才出手,就好像它们不愿意火自行熄灭,特来“添柴加油”助其蔓延。
猛禽们有时单干,有时合作。早在1964年,一个叫Waipuldanya的原住民就在自传里记下了这样的故事,“我曾见过一只鹰用爪子拾起一根已经着火的木棍,将它带到800米外的一块干草上,然后这只鹰和它的伴侣就在一旁等着啮齿动物和爬行动物们疯狂逃窜。”
退休的人类学家金·阿克曼亲眼看过黑鸢扩大火势。1977年6月,阿克曼与一些原住民在野外考察时遇到了野火。他们看到一只黑鸢俯冲下来,攫起一些燃烧的树枝,引燃了五六米开外的鬣刺草。目击者一致认为,这只鸟是在放火驱赶猎物。和阿克曼一起的原住民告诉他,这景象他们见过多次。阿克曼自己后来也在1980年野外考察时又见过一次。
很多时候,猛禽还会“帮助火焰跨越障碍”。有个原住民曾看到一场火烧到溪流边上,溪流本会成为自然的防火线,然而,一只褐隼飞来,在燃烧岸收集火种,空投到了溪流的另一边,
这些“火鹰”不但会直接拿已经燃着的树枝,还会自带树枝丢进火里,等烧着了再觑空捡走;不但会野火里偷火,甚至还会从人类的烹饪用火里偷火。一个受访原住民愤愤说,“当你生火时,火鹰就不知从哪冒出来了!”
除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也收集了西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美国南部等地的火灾信息。所幸(?),纵火似乎是澳大利亚的猛禽的“独门手艺”,其他地方的猛禽还没掌握这种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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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对这个研究持怀疑态度。斯蒂夫·德布斯就认为目前的证据只显示了猛禽们确实会纵火,但还不足以证明“蓄意”。不过德布斯自己曾经看过黑鸢用面包屑来“钓鱼”,因此他也承认,这些鸟的智商没准真的高到了故意放火来帮助狩猎。
为什么要研究鸟儿放火呢?
一,这可能改变我们所知的历史。根据澳洲原住民的传说,人类是从鸢那里学会用火的。牛津大学的亚历克斯·卡切尔尼克说,这其实完全有可能,毕竟人类用火的记载不超过40万年,而这些猛禽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也许早在我们之前,它们就发现了怎样利用野火。
二,有助于消防管理。过往制定防火策略时,政府并不会考虑“猛禽放火”这个因素。由于全球变暖,澳大利亚北部变得越来越频繁地遭遇旱灾与火情。将“鸟儿放火”这类知识纳入消防管理预案,或许有助于减少一些生命财产损失。
另外,这个研究也告诉我们,原住民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如果能被现代的知识系统验证后吸纳,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生态系统。
研究者目前尚未收集到猛禽纵火的照片或视频,还在面向公众征集这类影像资料。如果你哪天去澳大利亚旅游时遇到火灾,不妨掏出手机拍拍天上,有没有盘旋着一只洋洋得意的“火鹰”。
Bonta, M., Gosford, R., Eussen, D., Ferguson, N., Loveless, E., & Witwer, M. (2017). Intentional Fire-Spreading by “Firehawk” Raptors in Northern Australia.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37(4), 700–718. doi:10.2993/0278-0771-3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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