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民国时上海滩有个神人叫潘明训

@马伯庸:民国时上海滩有个神人叫潘明训，他嗜好藏书，尤其对宋版书极为痴迷，先后搜罗了一百多部，收藏于长乐路的宝礼堂。不过搜集宋版书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因为它太受追捧，书本造假又相对容易，明清以来赝品极多，搞宋刻收藏，稍不留神就会被打眼。

潘明训有个好朋友叫张元济，前清翰林出身，中国出版业与图书馆的泰山北斗。商务印书馆是他一手从小作坊带成印馆名门，他本人还是版本学的专家，搞出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大书。宝礼堂的宋版书，都是先送到张元济手里过目，经其鉴定无误，才会收入堂藏，所以真伪可保无虞。正因为有张先生保驾护航，宝礼堂宋刻被业内认为是成色最足的藏书。

后来抗战爆发，潘明训的儿子潘世兹感于时事艰难，毅然把宝礼堂这些书都运到香港，放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一直到建国后，潘世兹才在郑振铎的帮助下，将这些书设法取出，捐给刚成立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注为“潘捐”。

这批“潘捐”里有一部书，叫做《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是南宋人黄希、黄鹤父子搜罗各家杜甫诗注做了一个合集，号称千家，一共三十六卷。这部书最早是在袁克文手里，二公子手头紧，卖给了潘明训。潘明训和张元济仔细鉴定之后，认定是南宋初刻本无疑，因为其用字避讳到光宗，所以大体可判定是绍熙年间刻的。

潘遂将其写入《宝礼堂宋本书目》，盖章验定。

这部书从袁克文到潘、张再到国图，历经大手掌眼，加上版本确实精良，几十年来没人对其真伪有过质疑。没想到这事到了1970年，却横出波澜。

1970年，考古队在山东邹县的九龙山考察，打开了明鲁荒王朱檀的墓穴。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洪武二十二年吃金丹被毒死了，朱元璋觉得这儿子太荒唐，给了个“荒”的谥号。朱檀虽然死得荒唐，其为人还算不错，好文礼士，善诗歌，因此陪葬了很多书籍。更难得是，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下，这些书籍居然都得以保存下来。

经过清点，墓中一共有七部，总计二十一册，都是元代刻本。其中一部，正是《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可惜书页黏连，不敢揭开，后来这部书被送到故宫进行修复，重分成了十八册。

有人想起北京图书馆里的潘捐版，便把两本书拿过来互校一下。这一校，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古人刻书没有印刷机，错讹很多，需要不同版本互相比较，以此辩误。比如北京图书馆里原来还有一套元代刻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跟潘捐版相比，大体内容相同，但开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被误刻成了三十韵，可见是元代刻工翻版时一时眼花所致。

这一次，学者们把鲁荒王版和潘捐版再拿来比较，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不是不像，而是太像了。

鲁荒王版和潘捐版相比，多了《年谱辩疑》一卷，附录次序略有不同。除此之外，诸多细节——比如每一页的行款字数，版面排布乃至笔划刀工——都极为相似，相似到像是复印件。如果是翻版，即使可以模仿出板式与字体，但不可能做到刀法都如此相似。

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翻版，更像是同一批次印出。

但这怎么可能。一个是宋本，一个是元本，来历都明明白白。

认真计较起来，鲁荒王版更为可信一点，毕竟是从墓里新挖出来的，断代极清楚。而潘捐版则一直在民间流传，虽经各位大手鉴定，证据毕竟不如鲁荒王来的那么坚实。

专家再做深入考察，发现在鲁荒王版的第三十二卷末页下半页，有一行字：“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回过头再看潘捐本的同样位置，发现一片空白，但有补过的痕迹。

两本书几乎一样，只有出版年代不同，于是真相呼之欲出。

詹光祖在至元年间翻刻了宋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其中一部被朱檀收藏，带入墓葬。另外一部则流传到了民间。明清之间，不知哪位书商获得此书，觉得印制精良，但市面上元本不如宋本值钱，于是他便把这部书唯一写有出版日期的地方给挖掉了，找来质地相同的纸补上去。这样一来，由元变宋，此书身价自然陡增。

詹光祖印得确实太好了，以至于连张元济、郑振铎这样的高手都被打了眼，若不是鲁荒王墓的出土，只怕今日这误会还未得澄清。

顺便说一句，詹光祖这个人算是半个宋代人，曾在景定年间当过武夷山紫阳书院山长。他在元代主持的刻本，虽然断代为元，质量与宋本所差很小。除了这部书之外，他还在同一年刻过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结果国图和上图各收藏了一部，认定为元本，但台湾故宫也有一部相同的，却认定为宋本。至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台湾故宫版也是元本，无良书商挖改成宋本，也有认为詹光祖在宋末刻了一次，元代又刻了一次，到底谁是谁非，就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