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月
采访|张月 徐巧丽
编辑|朱柳笛
摩拜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被收购后的第9个月,它更名为「美团单车」。
消息传递回来的时候,李斌感受复杂。「我觉得不对,对用户来说,抹去了摩拜这个名字,也抹去了某种情怀。」他说,「但我尊重这个事情,已经是人家的东西了。」
已经是人家的东西了——这是摩拜的结局,也是一场大战的落幕。短短两年时间,共享单车经历从资本争抢到无人问津的困局,玩家消失于寒冬,ofo垂死挣扎。只有摩拜,它以柔软的姿态活了下来。
这些和李斌有什么关系?
普通看客很少能感知到李斌在大战中的意义,因为站在聚光灯之下的,始终是摩拜的创始人胡玮炜和CEO王晓峰。作为天使投资人和董事长,李斌隐于幕后。但摩拜的命运,从开始到结局,李斌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李斌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创业史。他是唯一一位以第一创始人身份,而不是以投资人身份,带领三家公司(易车、易鑫资本、蔚来)进入主板的人。他也是投资人,在出行领域,触角无处不在,投资了近40家企业,包括摩拜、首汽约车、优信二手车等,想要打造一条完整的生态链。
外界对他「出行教父」的称呼,他并不喜欢,因为听上去像是个躲在暗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但这个称呼道出了某些真相:从易车到摩拜再到蔚来,李斌是控局者,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中腾挪转移,决定了重要关节处的进退取舍——他是这些棋局里的关键先生。
然而,即使是关键先生也并不能决定一切。他曾数次无比接近山巅,试图完成行业的整合,成为最大的玩家,但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不得不接受棋差一着的命运,最终怅望山顶——这样遗憾的剧情,可能是商业社会里最真实、最无法回避的一种残酷。
没人愿意再上一艘快沉的船
2018年4月3日深夜,王屹芝接到丈夫李斌的电话,对方语气疲惫,只简短地说了一句,「开完了。」
时间已经将近12点,北京意外地飘起了春雪,在CBD的嘉里中心,摩拜的股东大会刚刚结束,几乎全票通过了将摩拜作价27亿美元卖给美团的方案。但作为董事长和将那个方案拿到股东大会上的人,李斌投了弃权票,「我不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也不觉得这是最合理的结果。」
王屹芝觉得,电话里李斌的那种语气,悲多于喜。他不是一个容易流露情绪的人,但在投票之前的几周里,他时不时地就会感叹,一直觉得即使不卖掉,摩拜也会是和ofo竞争中那个最后的胜者。
4个月前,李斌想象的结局还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在他的建议下,美团提出对摩拜的小股投资方案——以估值35亿美元投资6亿美元,然后摩拜再融4亿美元。正值美团布局「大出行」,与ofo的投资人滴滴竞争激烈,摩拜之于美团,有完成出行闭环的战略价值。
直到现在,李斌都觉得这是最好、最合理的方案,也是他在与ofo谋求合并失败之后,想全力争取的方案。在他看来,方案如果实现,对于美团和摩拜将是双赢:摩拜可以独立发展,抓住这个机会,趁着ofo虚弱拿下核心城市;而美团,既获得了出行方面的助力,也不会让烧钱的摩拜拖累自己的财务报表。
就在李斌说服摩拜管理层和股东接受这一方案时,美团创始人王兴的态度却发生了逆转——他很坚定地要求由美团全资收购摩拜。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王兴解释变化的原因:「我不希望在美团和摩拜身上重演滴滴和ofo的故事。」那时,ofo创始人戴威已经与投资方滴滴彻底翻脸,于滴滴而言,ofo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
对手的反应很迅速:得知美团即将收购摩拜后,滴滴给出了另一个方案——以36.7亿美元估值,投资摩拜6亿美元。
那段时间,摩拜的董事会经常开到凌晨,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刘二海记得,当时和李斌的电话会议,一进行至少是三四个小时,推演各种方案的后果。「因为大家都在想这个仗要怎么打,无非是以某种形式取得融资,至于这个资金是来自谁,大家一直在积极探讨。双方(摩拜和ofo)都被绑上了一个资金驱动的车轮。」龙宇解释说。她是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创始及管理合伙人,和刘二海一样,同属于摩拜早期投资人。
就这样卖掉摩拜吗?李斌不甘心,「在那个阶段,还是挺纠结的,或者说,内心感受挺复杂。」滴滴的投资量显然不够,但已经找不到更多的钱了,接下来只会越来越难。
对于一场庞大的战争而言,小额资金只是杯水车薪。李斌和股东们推演过,这轮融资要达到10亿美元以上,才能保证摩拜不会死于押金挤兑——ofo后来发生的一切,在当时已经可以预料。「如果发生挤兑,你撑得住吗?你手上就一点点钱,都挤兑了,你受得了吗?你得有足够足够多的支撑,才能玩这个游戏。」刘二海说。
但市场上已经找不到这么大体量的资金,没有人愿意再上一艘快沉的船。龙宇记得,他们一家人和李斌聚会,大人陪着孩子玩耍,李斌会突然说:「一个坏消息。」龙宇吓一跳,以为是孩子摔了。李斌摇摇头,说不是,是一笔非常close的融资落空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几次,「看起来能争取到,最后又落空,他有点失望。」龙宇回忆说。
他做不砸
对手也在经历同样的绝望。ofo曾负责维护投资人关系的章敏(化名)记得,那时的投资人不会直接说不投了,只会一直拖着,邮件回得越来越慢,最后彻底杳无音讯——局面越来越糟糕了。
绝望成了共享单车梦幻般的两年的终局。
作为最早向胡玮炜提起共享单车这个主意的人,李斌是这场战局的开启者。安居客创始人梁伟平是李斌的好友。他记得2015年一次出差,被李斌拉着聊到凌晨一点。李斌的描述难掩兴奋:「Mike,在中国是一次一块,如果做到欧洲去,一次是一欧元,做到美国去,就是一美元。」梁伟平在心里默默地想:「不靠谱。」
尽管面对的是看不清前景的新事物,但大部分投资人还是冲着对李斌的信任掏了钱。A轮融资的时候,刘二海看了一眼胡玮炜试骑的那辆车,投了300万美元。他想布局出行产业链,心里有点忐忑,叮嘱李斌,对这个项目多上点心。
龙宇的投资过程要坎坷一些,她很早就接到李斌的电话,对方把摩拜称作自己个人投资的「收山之作」。龙宇没太在意,派了同事去看,但没看懂,让BAI错过了早期进入的机会。直到现在,她提起来还会懊悔,「如果是我去看的话,很有可能会投,这不是吹牛,因为跟李斌感情更近,可能更容易被感染。」在她的价值判断里,投资这件事,有时候是赌事情、赌逻辑,有时是赌人、赌关系。面对李斌,「不信的东西也会投,因为我在投一个人。」
他们二人的共识是,李斌身上有一种能力:让掌握资本和资源的人团结到自己周围来——这是关键先生的能力。这种信任当然经历了检验,频频赚钱或许可以解释他们继续在李斌身上下注的原因,「有能力,兜得住,他做不砸嘛。直到现在,我跟他合作的案子基本都在赚钱,赚了很多钱。这样的话,正向循环,我才会不停地去再投他。」龙宇说。
李斌自己将这种信任总结为7个字:算大账,不算小账。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从算大账的角度来说,是指我做一项事业,能不能做成,是不是忠于自己对人生的期待;算小账当然就是指能赚多少钱,这一点,我觉得遵守契约,公平就好。」
这些要求或许可以从他早年的创业经历里找到原因,关键先生也需要从经验里熟悉商业逻辑。1996年,他曾接受北大同系师兄李国庆的邀请,参与创办科文书业,也就是后来的当当,并担任总经理。一年之后,李斌出局。
对于出局的原因,李斌不愿意多谈。妻子王屹芝能感觉到,对于这场出局,李斌到现在都是耿耿于怀的。但这件事也让他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创业者和CEO,要有商业契约精神。「别人对他的这种计较,可能让他之后对别人不计较了。」王屹芝说。
李斌注重利益的分配,有时会拿出个人部分去弥补不足。龙宇记得,2010年5月,易车在做传统媒体业务剥离时,需要裁掉一部分团队,但因为还未上市,拿不出钱,李斌想到给离开的人写欠条。「他用这种形式给大家交代,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我欠你,但我将来还给你。」原本易车承诺的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也是缺钱,李斌自己掏了两三百万。拆分过程中有一些找不到出处的零散费用,他也扛了下来。龙宇评价他,「对成功很渴望,对个人的金钱和财富并不执着。」
2017年4月22日,北京,胡玮炜和王晓峰同时现身摩拜单车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为了证明新推出的这款单车「真的很轻」,胡玮炜举起了它。
一点钟,必须下山
渴望成功的人,在摩拜这件事情上却不得不面对某种程度上的放弃和失败。
在这个过程中胡玮炜能感觉到李斌当时的沮丧,「局面看上去很糟糕。」因为融不到钱,有一次在讨论融资策略时,他跟胡玮炜说了一句话:「没有钱,梦想就只是一个梦。」
2018年12月,王屹芝和李斌外出看完电影回家的途中,看见路边的摩拜被胡乱地堆成一座小山,李斌说:「清理一下吧。」冬夜很冷,车把手冰凉刺骨。王屹芝提议回家换套衣服再来。穿上羽绒服、工装裤和靴子,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从晚上10点到凌晨两点,他们花了4个小时清理了两个街区的摩拜,把单车一辆一辆拿下来,整齐码好。
这大概是一次投射。李斌不得不直面单车大战过后留下的一地鸡毛,「一个好的主意最后被当成炮灰,是特别悲哀的一件事。」
作为决策者,这里甚至也有他的一份功劳。2016年下半年,摩拜与ofo战局正酣,为了铺量,摩拜推出了更轻更便宜、质量也更差的Lite版单车。尽管在内部遭遇了一些反对,但李斌坚持以最快速度和最大规模投放出去。王屹芝甚至有一次听到李斌半夜给王晓峰打电话:「必须投放出去,你不要管它能用多久了,再不投放出去就死了,摩拜就死了!」
事后,李斌也承认,这与他创立摩拜的出发点是相违背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希望摩拜能够成为一家超牛的公司,能够走遍世界,或者说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城市。但残酷的战争一旦开始,就意味着要换另一种考量:「每个战术的执行上,我没有那么的非黑即白,它肯定是有一定灰度的。」
王屹芝猜测,除了缺钱,还有上述很多个类似的瞬间,让李斌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兴趣。「再打下去,无非还是这个打法——Lite版本有破损,换新车,上更多的车,再打……他很心痛的,觉得再这样竞争下去,对于资源的浪费,对于城市的破坏,就不是两家公司的事情了。」
摩拜是李斌的孩子,他不甘心,但依然一手促成了那个结局。他内心有清晰的优先性排序,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他需要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而个人的自负心,是需要让位于整个公司的命运的。「没有谁会特别甘心就把公司卖掉。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决定,也是经过很多谨慎思考的决定。」胡玮炜说。
理性,也是李斌在与《人物》的聊天中提过不下10次的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做企业的管理者,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你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对整个公司是好的,但它和你作为一个个人可能是冲突的。你会很难过,要取舍,但又不得不做。」他对共享单车终局的判断是:越往后越便宜,时间窗口即将关闭,「到最后,我们其实也只剩下一个比较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卖给美团。」
这样的理性贯穿于李斌的事业,甚至也投射于婚姻。2012年,李斌觉得要结婚了,找熟人介绍相亲。和王屹芝第一次见面吃饭,在前菜吃完之前,两个人就「把所有重要价值观进行了确认」。王屹芝对李斌身上那种单刀直入的坦诚印象深刻,5个月后,她成为李斌的妻子。
李斌喜欢爬山,曾和王屹芝分享过登山的感悟,「每个人登山都是有目标的,要高,要冲顶。但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冲顶,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纠结,必须要做决断。」
第一次去爬哈巴雪山,李斌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无论有没有登顶,1点钟必须下山。那是爬山的铁律:在规定的时间窗口内做完规定的事情,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再做了,强行上去有可能意味着再也下不来。在挣扎的节点,李斌表现出极度的理性,事已不可为,他从不恋战,「哪怕1点钟的时候离顶峰只有100米,我也就往回走。」于摩拜而言,也已经到了李斌的1点钟,他不得不转身下山了。
即便下山意味着遗憾,胡玮炜还是觉得,如果不是李斌,连最后那个结果也是很难达成的。李斌用强大的执行力,确保了收购方案的落实。「他能迅速站在不同人的视角,找到大家共同的利益,我觉得他是天生能够get到这个。」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写过一句话,「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拼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在烧光了前者,开始比拼后者的路口,摩拜和ofo的命运发生分野。「李斌面对的是巨头之间非常复杂的博弈和平衡,他在控制整个局面,关键节点上如何进退,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撤,我觉得他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龙宇说。
而章敏记得,摩拜刚一卖掉,ofo的估值马上从30亿美元下降到了15亿。「这个打击真的是很大,因为ofo已经是弃子了,你曾经是这个游戏里最闪亮的一颗星,可这个牌局变了,你就变成最无人问津的一个了。虽然大家都没说什么,但是所有人都很微妙地知道,现在是你开始求我们的时候了。」
李斌的决断让摩拜和ofo有了不同的命运:前者在溺水前平安上岸,后者现在还在水里挣扎,却已无人救援。「和有20年商战经验的李斌相比,戴威还是个孩子。」龙宇对此总结道,「那场仗,双方的军备力量不对等,至少我觉得在军事才华方面是不对等的。」
这场仗打到最后,它们谁都没能证明共享单车这个模式可行。胡玮炜为对手感到难过,采访的最后,她有些感慨,「商业的东西真的是比较理性的,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你得对团队承担责任,不是说完全不顾后果去战斗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让它可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2017年11月14日,郑州,晨旭路附近一个空院内,近万辆共享单车堆放在一起,其中就有摩拜和ofo。
非常惋惜的一个局
被资本打开的风口迅速关上了,故事讲完,人们重新出发。龙宇和刘二海的办公室依然挂着摩拜的卡通装饰画,那是他们做过的好案子;胡玮炜从摩拜辞职之后,换掉了骑着自行车的微信头像,成为了一家新创业公司的董事;王晓峰远走美国,礼貌地拒绝了所有采访。
至于从摩拜故事里抽身的李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资本的力量裹挟。他有野心,也有资源,善于引入巨头,意图将事业做到行业之巅。但商战残酷,最终还是无法控制巨头的意志,从易车到摩拜,他两次踏入了同一条河流。
2018年1月,在易车的年会上,李斌宣布辞去易车CEO一职,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蔚来汽车。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场完美交接,但易车的副总裁孔祥志并不觉得李斌全无遗憾,「就是没有把易车带到行业内公认的第一吧。」汽车互联网行业内公认的第一是汽车之家,是易车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
李斌曾经有机会消除这个遗憾。2016年,汽车之家最大的股东澳洲电讯退出,出让47.4%的股份,李斌希望收购股份,完成并购。他找来易车的股东腾讯、百度、京东,为了扩大朋友圈,还将中国平安引入了这个局。
将比自己强大的资本力量,引入与竞争对手的合并中——这是一个颇有想象力的举动。身为商人,李斌身上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把事情做成,他会跟他喜欢的、不喜欢的任何人打交道。
李斌的好友余建约讲过一个故事。 2005年,已经创办易车的李斌正在拓展汽车经销商的广告业务,需要接触汽车行业的营销老总。身为搜狐「中国汽车营销首脑风暴」创始人的余建约,会上邀请了许多嘉宾,这些人正是李斌想要努力接触的对象。
彼时,搜狐汽车已经和李斌的易车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李斌给余建约打电话,说:「我想来参加这个会。」余建约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竞争对手你来干什么?」
但李斌没有放弃,他找了当时的客户、一汽马自达前任副总经理于洪江前来说和,最后跟着于洪江去了那个会。 「也没给他安排什么位置,所以他就得坐到一边嘛,很尴尬。但这反映了他很大的一个特点,特别的能屈能伸,身段柔软,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人,百折不挠。」
这一点也让邵京宁印象深刻,他是行圆汽车创始人,曾任易车总裁。「这在企业家里是少数。大家一般都是执念嘛,就是你死我活。可李斌不觉得。说爱恨情愁有什么用呀?没有意义。事儿做成了才重要。」
李斌不介意强大的、可能吞噬他的资本力量进入这场局。相反,他欢迎这样的力量,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可能。「当时的想法是合并之后分进合击,要B有B,要C有C,底层还有平安。进可攻退可守呀。」邵京宁说。
但也是引入平安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致命的——平安临场变了卦,它决定自己出资16亿美元收购汽车之家47.4%的股份,成为汽车之家最大的股东,它把易车给踹开了。
这几乎和后来摩拜的故事如出一辙。「商业上的东西,有太多的变量在里面。」李斌对此感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能找到他特别心仪的人去过一辈子,但是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对吧?现实就是这样。」
邵京宁也是遗憾的。直到现在,聊起这个他都会一拍大腿,「那个局简直了,真是非常惋惜的一个局。如果我们两家真的合并,那么可以重塑整个汽车互联网行业。我们就差直接冲它喊,你到底是要一个企业,还是要一个行业?」
平安还是选择了一个企业,于李斌而言,这意味着他第二次尝试的失败,早在2010年易车上市前后,澳洲电讯刚刚控股汽车之家,他就曾推动过与汽车之家的合并,但被汽车之家当时的CEO秦致拒绝了。
那时,在龙宇家门口的一个小酒馆,龙宇问李斌两家合并之后的打算,他回答:「让秦致当新CEO,我就离开去造车。」某种程度上,这是李斌当时为易车和自己安排的一个皆大欢喜的分手礼物。如果两家能够合并,中国将会在汽车领域出现一家百亿美金的公司,「咱们在互联网就是1号人物。」他兴奋地对龙宇说。她到现在都记得,当时他37岁,已经不年轻,但仍然像少年一样,说起这些时,眼睛发亮。
而当时的中国互联网圈,确实没有几家百亿美金数量级的公司,龙宇理解李斌的想法:「他特别看重的是把事情做大、做完整,为了这个不惜代价,不惜放弃自己对初创企业的控制权,让别人做CEO,自己重头开始去做。那个时候他才有几个钱?他有什么社会地位?他有多少影响力?但他就能这么想。」
还没到谷底呢
摩拜和易车的故事结束后,李斌说已经很少想起这些了。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属于过去式的故事,而现在式,属于他和他的蔚来——在40岁这一年,李斌决定All in一把,投注给互联网造车领域,创办蔚来。
决定并不是这时才做下的。早在2013年,李斌和雷军在小米的办公室有过一场持续到凌晨的谈话。一开始,李斌单刀直入,说想要造智能电动车,希望获得雷军的投资。那是个太拥挤的风口,很多人都为此找过雷军,但雷军并不看好:「造车的人太多了,基本上等同于骗子。」他当时也问李斌:「你都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李斌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了另一句话:「我没什么能证明自己的,但我愿意个人投1.5亿美元来做这件事情。」
在造车这件事上,雷军是极为谨慎的——耗钱多,但成功的概率其实非常非常低,整个供应链的复杂性也远超手机。可李斌愿意个人投1.5亿美元,让他相信了对方孤注一掷的决心。
李斌并不追逐个人财富,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生活极其简朴的人,衣食住行都没有太多讲究,除了吃粉蒸肉,几乎没什么爱好。他坚决不买房,和王屹芝结婚后的6年里,一直在租下的三居室里生活。结婚前,王屹芝自己买了一个50平方米的学区房,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房产。至于李斌,他几乎没什么花销——除了创业,这是他做过的唯一一件,也是一直在做的需要花很多钱的事。
1.5亿美元,对任何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那时,王屹芝知道他的打算后,问他成功的可能性有多高,他谨慎地说:「大概5%吧。」她想了想,觉得OK。「对他的能力,我是有安全感的。哪怕是1.5亿美元都亏掉了,他再做职业经理人,养家糊口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她太清楚了,对这件事,李斌很笃定,坚决要做。
邵京宁觉得,这源自李斌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驱动力的人。「他做事嘛,就是要对这个世界有影响,要创造价值。」李斌自己也承认,「我对太容易的事没什么兴趣。就希望能够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天花板,想看看自己能力的边界到底在哪儿。」造车,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桩生意,比易车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做得好的话,可以到几百亿美金的量级。
重新成为创业者后,李斌又拥有了梦幻般的开局。马化腾、雷军、张磊、刘强东、沈南鹏,加上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6个顶级投资人为他所创立的蔚来汽车做了背书。「他吸引到了中国最好的投资人、最大的私募基金、最大的B2C公司,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都投了他。」本瓴财富CEO翟斌说。
造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寻找投资也许是这场游戏里最简单的部分。梁伟平还记得,蔚来的第一辆车,看上去非常不靠谱,虽然是自己研发的电机,但搭配的是别的品牌的车身,车上全是电线。一个投资人小心翼翼地从车上爬下来,说Mike你也上去开开吧。梁伟平胆战心惊地坐上了驾驶位,连油门都不敢踩。他一路看过来,蔚来做出了跑车EP9、第一款量产车ES8、第二款车ES6,「真难哪,从0到1,那种跨过未知的过程是纠结的、痛苦的。」
2018年6月,蔚来在合肥举行新车下线仪式,李斌邀请了所有的合作伙伴。发言致谢的时候,他突然哽咽,说不出话来,在台上转悠了半天,缓了一会儿才恢复笑容。 「一直以来,他压力很大,新车下线,算是一下子舒缓了。」翟斌说。
蔚来称,2019年2月,它在中国240多个城市交付了13964台ES8,是新造车势力里第一个跨过一万辆门槛,并建立起自己的研发和服务体系的企业。但外界围绕蔚来量产、续航和服务的各种争议从没断过。留给蔚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对电动车行业补贴开始退坡,更糟的是,作为强劲的对手,特斯拉已经来到门前。
对于这些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李斌看上去有着钢铁神经,基本上每到一个公开场合,他就要回应解释。公关们因为外界唱衰的负面报道感到不安时,他会说:「我们还没到谷底呢。」在他看来,所有预知要发生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是任务。「我听到一个坏消息,第一反应就是,那然后呢?我会说我的行动计划是什么,积极因素在哪儿……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没有意义。」
就像当初的易车和摩拜,蔚来也走到了一个命运叵测的关键路口,接下来才是考验李斌的真正时刻。那两个关口,他都被迫转身下山,但蔚来这座山,他想要登顶。他跟梁伟平说,这个事情他要做几十年,做到老,没有时间去做一个新的了。
蔚来是李斌的终极游戏。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李斌喜欢玩一款叫《三国志》的游戏,选择武将时,有人选择曹操,有人选择刘备,他喜欢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比如马超的父亲马腾——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这个名字他回忆了很久,最终也没想起来。
但他对这种习惯记得很清楚:把自己放在一无所有的位置,专门挑一个很惨的武将,带着几个兵,老少边穷,从西凉开始打,看用多长时间能统一中国。「我觉得这个好玩,这个难啊。」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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