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无期最短要蹲多久监狱?

​​​​中国现行刑法制度一直有「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说法。只要没有判「立即执行」的死刑，就可以通过减刑来避免死亡、缩短刑期。在实践中，被判「死缓」的犯人，基本都能减为无期或有期徒刑，甚至不乏减刑速度「堪比高铁」的案例。

文｜刘喜

「扫黑除恶」的风潮正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扫荡中，昆明市打掉「孙小果涉黑涉恶犯罪团伙」的消息，引发各界瞩目。

孙小果是个作恶累累的惯犯，早在1998年就因强奸、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数罪并罚，被判死刑。但他不仅成功「脱死」、还早已出狱，大大方方的经营酒吧，直到上个月才作为黑恶势力的代表再一次被打倒。

· 孙小果的案里案外

为什么孙小果能「亡者归来」？于此相关的，可能是一项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减刑。

减刑的中国特色

孙小果如何逃脱死刑，外界尚不得而知。目前最合理的推断，是孙在死刑后又被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并通过多次减刑，服刑12年不到就成功出狱。

「减刑」的存在并不特殊，除了中国，不少国家都在法律上承认减刑。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减刑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规模之巨。

在刑法有效运行的同时，一套减刑的系统模式也在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据统计，从1997年至今，全国监狱减刑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不少年都超过了25%；地方监狱的减刑率甚至可以高于45%。

· 来源：《南方都市报》对广东省两会的采访

所以，在对中国现行刑法制度的批评中，一直有「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说法。只要没有判「立即执行，不可减刑」的死刑，就可以通过减刑来避免死亡、缩短刑期。在实践中，被判「死缓」的犯人，基本都能减为无期或有期徒刑。

比如去年山西省「扫黑除恶」的成果任爱军。他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勒索罪、抢劫罪等数罪并罚，在2003年4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随后，通过多次减刑，任仅服刑10年就重获自由，减刑速度「堪比高铁」。

· 由于被一手操纵其减刑的发妻举报，任爱军的五次减刑被判为「违法」，恢复了无期徒刑

一项对减刑的研究表明，在北京市监狱2006年释放的罪犯中，原判「死缓」者的最长执行刑期，几乎与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没有什么差异，都差不多是22年；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最短执行刑期甚至低于原判「2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

相比较来说，原判刑期为5年到20年的罪犯，执行的还更加严格。

· 2006 年北京市释放罪犯刑期执行情况。来源：宋红伟（2009）《对重刑犯及累犯适用减刑实证研究》

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限制了死缓的服刑期上限，并作出了一些情况下限制减刑的规定；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进一步限制了减刑的标准和时长，还规定了两次减刑之间的间隔时间。

同样是死缓犯人，算上缓刑期，在2012年以前最少只用蹲14年监狱；2017年开始，最短实际刑期涨到了17年。再加上「从严掌握」的规定，经测算服刑人员的实际刑期不得少于22年。

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也一样。1997年的规定里，他们的实际刑期不得少于10年，201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2017年开始不再有明文要求，但实际执行的刑期至少在18年以上，比之前长了8年。

然而，减刑制度的根基却并没有被动摇。假释在美国非常常见，但在中国，尽管刑法专业人士一致呼吁要降低减刑率、提高假释率，减刑却一直以30倍到100倍的数量凌驾于假释之上。

究其原因，是因为假释要经过法院核准，一旦再犯则可能会被撤销，还要追究狱警责任；而减刑无需走繁琐的法律流程，也没有「撤销」「追责」一说。在司法实践中，减刑自然比假释受欢迎许多。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减刑呢？

千方百计，争取立功

关于减刑，最新版的《刑法》在第七十八条到第八十条里做出了规定。

简单来说，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人，都有减刑资格，死刑犯人则不能申请减刑。

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则属于「应当减刑」的范畴。

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对「确有悔改」「立功表现」和「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况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应当减刑」的重大立功表现包括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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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在司法实务中，上述各条都有实际应用。

比如第四条「舍己救人」。一般能舍己救人的，都是处于缓刑期的犯人，刚好碰上了需要见义勇为的情况。

再比如第五条「抗御自然灾害」。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广元监狱的3000余名服刑人员在撤离监舍后，选择和狱警们一同抢险救灾。因为情况危险，服刑人员甚至没有带上手铐。

据报道，地震发生后的两个月，四川436名服刑人员在地震中因立功获得减刑，605名服刑人员获得记功，1189名服刑人员受到表扬。

然而，碰上「抵御灾害事故」或者「舍己救人」都需要机会。犯人能主动把握住的机会，似乎只有「检举」。

在没有线索、没人可举报的情况下，购买线索也成为检举立功的一种方式。健力宝前总裁张海入狱后，数次向狱警「购买」检举线索，争取立功。最终，本该被关10年的张海在服刑6年后，就于2011年轻松出狱。

· 2014年1月8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通报称「张海减刑案」中存在弄虚作假问题。1月20日，广东省检察院对外证实，张海已经逃往境外

当然，检举他人，也会被他人检举。

广西发改委原副主任廖小波在2015年一审被判无期，后来因为检举了钦州市原副市长张鸿、广西交通厅原厅长黄华宽等人，二审成功改判15年。

不过，拼命举报他人的廖小波后来被发现有漏罪，又因为受贿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并被没收财产20万元。

在无人可检举、等机会又太难的时候，还有一些服刑人员另辟蹊径，「自导自演」了一部阻止重大犯罪活动的大戏。

2004年，组织了「南阳第一黑帮」，因寻衅滋事罪入狱的白玉岗和同监的张爱国等人预谋，由张爱国假装脱逃，白等人再向监狱举报，制造出一起重大立功。最终，驻马店法院裁定白玉岗减刑17个月。

· 2009年，白玉岗再次落网，一审被判无期

不过，在2014年之前，最常见的重大立功还要属第三条，「重大技术革新」。

孙小果的减刑就和这一条脱不开关系。他在2008年成功申请了一项「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的专利，坊间纷纷猜测，这个摸不着头脑的发明，很有可能和他减刑相关。

事实上，假造或购买专利来减刑，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为服刑人员量身定制发明、并申请国家专利认证，甚至已经形成来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部分机构甚至在网站上叫卖「专利减刑」服务。针对不同的监狱、不同的犯人，他们能提供不同的方案。

前面提到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凭借发明专利「汽车前后双视镜」获得减刑，后来查明，真正的专利发明人是狱外的一名物理老师。

发明创造最多的，可能是原浙江省奉化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梁剑兴。他2008年入狱后，截至2014年11月，在6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发明了11项专利认证。监狱，堪称他的灵感福地。

· 梁剑兴和他发明的一次性鼻套

以上专利都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也被称为「小发明」。2014年，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规定发明创造仅限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的专利和外观设计的专利不作为重大立功表现，不属于必然加分的情况，而属于酌情加分的项目。

专利减刑的路子，这才堵上。

浪子回头金不换？

重大立功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想要暗箱操作，则对精力、财力和想象力都有一定要求。大部分身陷囹圄的普通人，还是争取以「悔改」来换得减刑。

在2016年的《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里，「确有悔改」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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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三）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四）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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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务中，认罪悔罪的首要表现是：积极交钱。钱可能是赃款，也可能是赔偿或者惩罚金。在具备赔偿能力的前提下，如果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会被法院认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创办国美电器、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黄光裕，入狱后积极认罪悔罪、主动缴纳罚款，成为法院判决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减刑前，黄光裕主动缴纳罚金及没收个人部分财产8亿元，还上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66.94万元。这一次，他获得了11个月减刑。

比罚金更重要的是「改造」。实际执行中，完成劳动改造、技术改造或者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都会在服刑机构制定的打分制度下获得相应分数，每项分别计算，累加为总分。这个分数决定了服刑人员能否减刑、减刑多少。

不同的项目，给了犯人多种努力方向。

其中，生产改造分的「努力空间」比较小，毕竟再怎么投入，一个人在一定时间能完成的劳动也是有限的。

积极接受技术改造，考取等级资格证书，也是一种减刑的方式。有些监狱可能和某些培训机构达成协议，服刑人员可以「买」到专人代考的技术证明。每本技术证书，可以获得一个减刑20天的表扬。

不过，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思想改造」。服刑人员每作一次思想汇报、写一篇能被监狱黑板报刊登的反思悔过性文章、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都能获得不同的分数。而不参加思想学习，不进行思想汇报，则可能面临减分。

黄光裕减刑的关键因素，正是因为他入狱以来，两次获得了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奖励。一个积极分子，就能减刑6个月左右。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减刑的原因，则在于撰写的警示价值文章《我对所犯罪行的反思与剖析》被监狱评为二等奖，从而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思想改造分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一个分监区，每月能奖励的思想改造分数是有限的，而这些分给谁、给多少，裁量权都在监狱管教人员手里。

「搞好关系」是最快的获得思想改造分数的方法；如果不行，有一技之长也是一种优势，比如多为管教们理理发。

积极响应监狱和管教的号召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监狱自办的宣传刊物、或者上级部门摊派的行业机关报，从来不用担心销路。但大多数犯人在订购后，连报纸的标题都不会看。

那么，这些努力钻营，争取减刑的服刑人员们，是不是「动机不纯」呢？

还真不好这么说。毕竟，国家设立减刑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犯人提供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的更多可能性。刑罚并不只是为了报复，大部分犯人最终都会在刑期结束后回归社会，让他们成功的「再社会化」，是更有意义也更有现实必要性的做法。

而监狱积极应用计分考核，除了激励服刑人员好好改造，也能降低监狱的管理难度。

这个做法确实有用。有老狱警回忆，80年代的犯人们为了多得分，「有人天不亮就去洗厕所，生怕得分的机会被人抢走；还有人自制弹弓打老鼠」，监狱很快窗明几净，老鼠失踪。

但反弹也非常明显：2017年，新的减刑假释规定实施后，服刑人员的刑期普遍被延长，消极的气氛笼罩在监狱上空。在桂林某监狱，新规实施后服刑人员打架斗殴的频率上升了近一倍，自杀未遂的数量从五年3人次上升到了一年4人次，隔离审查、紧闭的数量也上升了。

这种情况，让监狱改造的效果可堪怀疑：犯人在漫长的教育改造中获得的能力，究竟是回归社会，抑或只是更好的伪装而已？

来源：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