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个网红的进化史

作者：董指导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浙江在古代，是一个网红。

这片大陆东部沿海的土地，风景秀丽，气候舒适，历来为文人墨客们所赞颂。省城杭州坐拥西湖，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而桐乡的乌镇，湖州的南浔，嘉兴的西塘，都是富饶秀丽的宜居之地。甚至连日本野心家丰臣秀吉，都幻想着借道朝鲜征服大明，然后定居浙东的宁波。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绍兴、杭州先后被定为都城，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浙江进入了工商鼎盛，思想开放，才俊辈出的时代，诞生了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与时俱进，重商富民，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但浙江在物质和人文上的繁荣，并不能只归因于自然禀赋。

浙江面积不大，仅占中国1.1%，而且70%地貌以山地为主。山地之多，交通之闭，以至于浙江形成了“一村一方言，百里不互通”的状况，甚至一些语言曾被当做密码用以情报传送。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拥有狭长的海岸线，3000多个岛屿占到了我国总数的2/5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作为海防前哨之地，一度掉进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囧境。在1953-1975年期间，浙江获得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全国倒数第五，人均倒数第一，城镇化率只有10%左右。虽然政策不多，但是在这方“边缘”区域里，浙江人从未停止探索自己的命运之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浙江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四，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基础雄厚，义乌生产的塑料软管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大唐镇生产的袜子占全球三分之一、嵊州生产的领带占全球年产值的一半……无数隐形冠军遍布浙江的大小乡镇。

与此同时，浙江也摆脱了贸易产业的束缚，升级换代，鸟枪换炮。自主化国产汽车在这里诞生，一日即达的“包邮区”令剁手族艳羡，而 “世界互联网大会”、“云栖大会”、无杆停车场、城市大脑、数字政府这些科技元素，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浙江就像一款产品，每一个时代的“产品经理”，都用各自的方法将她细细打磨，就像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和苏轼打磨杭州一样。从七山一水到钟鸣鼎食，从江南水乡到制造强省，从青瓦古镇到科技城市，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从来没有停下迭代和进化的脚步。

比如日后蜚声海内外的小商品之王义乌，就在1982年迎来了她最重要的一任“产品经理。”

01. 小商品：几根鸡毛飞上天

1982年4月，51岁的谢高华从衢州来到义乌担任县委书记，刚到机关大院，他就被“三大”吓了一跳：粗饭糙菜的大食堂、桌椅破烂的大会堂、对着宿舍窗户的露天大茅坑。随后他逛了逛仅2.8平方公里的义乌主城区，凋敝的街道，破旧的厂房，仄陋的居民楼，让他看着直摇头。

而与此同时，50岁的义乌农村妇女冯爱倩正为吃喝愁破了头。冯爱倩曾在饭店工作，但工资微薄，完全无法养育老母亲和5个孩子。因此，1980年，她打算冒险摆摊赚外快。虽然义乌有着“鸡毛换糖”的走商文化，但在当时，摆摊、走商依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倒把。

然而，迫于生计，冯爱倩还是批发了一些纽扣等小百货，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空地上铺了张塑料布，开始叫卖。第一次摆摊，冯爱倩就赚到了6元钱，是以前饭店工作的10天收入。但好景不长，没几天她就被迫卷起塑料布，带着货物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足足追了3里路。

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足足进行了两年多，冯爱倩无奈但又无门，直到她得知更换了新县委书记，决定去赌一把。

冯爱倩早早来到了县委机关大院的门口，把正要外出的谢高华堵在了马路上，她用着浓重的义乌口音抱怨道“日子没法过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你管不管”。一长串的抱怨，谢高华并没听懂几个字，但他感受到了冯爱倩的气愤，于是赶紧掐灭了香烟，把她请到县委办公室。

摆摊问题谢高华也早有耳闻。他和冯爱倩互换了几根“大重九”和“新安江”的香烟，在云雾中聊了一个多小时。随后，谢高华当即决定，“摆摊继续，有人来查就说谢书记同意的”。送走了冯爱倩之后，谢高华组织领导班子做了几个月的调查，最后开会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

谢高华甚至放出了两句狠话，“谁要搞他们（摆摊商户），我就要处理谁”、“出了问题我负责，哪怕丢掉乌纱帽”。这给了小商贩们信心，也率先打破了对“姓资姓社”的犹豫局面。不仅如此，谢高华还到处寻找银行，贷款了50多万元建设摊位，为商户们装上了挡雨遮阳的顶棚。

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1984年）

一座座堪称“五星级”的摊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商户。当年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日均交易人数就达到了6000人，商品也多达3000多种。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更新，赢得了“华夏第一市场”的美誉。而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来义乌进货成为外商们不轻易外泄的秘密。

1997年，意大利商人弗朗奇斯科多次恳求中间商，询问这些来自中国的小商品进货地是哪里，能不能引路拜访，但对方总是支支吾吾。终于，一次偶然机会，他在货箱里看到了一张《义乌日报》，欣喜万分的他，用圆规围绕着上海画了几个圆圈，最终找到了令他震撼的义乌。

几年后，常驻义乌采购的外商达到了3000多人，把中国货物送到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的名气逐渐蜚声全球。

义乌的兴盛，也离不开200多公里外的温州。在那里，落后的制度牢笼，也被改革的思想不断冲撞着。70年代末，“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五金、矿灯、螺丝等领域先后涌现出了龙头个体户，被誉为“八大王”。

然而到了1982年，八大王们因投机倒把相继入狱。温州民营经济噤若寒蝉。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果敢地站了出来。他举办了“重点户专业户”千人大会，亲自为个体户们颁奖。会后不久，他又带着20多个干部，专程到永嘉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去看望承包林场的个体户。

袁芳烈在关键时刻为温州模式撑了腰。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热情被激活，于是有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天龙（吉祥航空前身）；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等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一批批个体户在义乌、温州、全国各地穿梭，成为浙江商品贸易的主力军，时代的急先锋。

袁芳烈在温州就任4年，谢高华在义乌任职2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已经熔进了城市发展的血脉里。2017年，谢高华受邀参加义乌小商品国际博览会，义乌商人们驾驶19辆轿车，在高速路出口处迎接谢书记。他们带来了父辈们走街吆喝用的拨浪鼓和装着小商品的货担。沉甸甸的货担里有圆珠笔、纽扣，也有用糖换来的几根鸡毛。

义乌商人迎接谢高华

正如《鸡毛飞上天》里所讲，鸡毛最贱，可它养活了义乌的祖祖辈辈；鸡毛最轻，但有点风就能飞到天上。这风，就是谢高华、袁芳烈等一批批干部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仕途的挺身而出。“关键干部+拼搏个体”成为浙江在贸易年代，突飞猛进的核心代码。

缝隙再小，阳光都能透过。坚韧的浙江人善于把握任何细微机会，利用成本、先机，快速占领市场，带来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劲头。然而，在“要追赶、拼技术、讲品牌”的制造业，鸡毛如何能飞得远呢？

02. 制造：四个轮子加沙发

1997年，李书福在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他笃定汽车产业的未来，希望有一番作为。然而，当时的汽车产业进入门槛很高，民企几乎毫无指望。李书福先斩后奏先一年成立了吉利集团，但随后多次到有关部门申请资质，得到的回复不是没可能，就是请放弃。但是，尽管碰肿了鼻子，李书福依然并不会放弃。

李书福早年通过照相机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又在冰箱零部件、建材、摩托车等行业施展拳脚，而且干一行成一行。如此优秀的创业经历，怎能少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气。随后他盯上了四川德阳监狱汽车厂。这家工厂已经停产，具备客车资质，但不能生产轿车。

厂长告诉李书福“通过努力，可以生产出像轿车的两厢小车”。这对李书福而言，已经足够了。他自认为造车不过“四个轮子俩沙发一个壳”的事情，没什么难度。于是，他出资2400万和监狱汽车厂合资成立了汽车公司，并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仿佛名字和外企沾上边，就站在了到达人生巅峰的起飞线上。

但很可惜，李书福很快就迎来了当头一棒。1998年8月8日，大吉大利的日子里，李书福的“吉利豪情”车正式下线。车头像奔驰、车身底盘模仿夏利，发动机是丰田8A，变速箱来自菲亚特。而由于组装拼接工艺差，导致车门厚薄不一。一下雨，灯组就漏水，一上路车内就尘土飞扬。李书福一怒之下，把车都砸了。

李书福并不是抡起锤子的第一人，多年前张瑞敏也在山东砸过自家冰箱。而他们愤怒的锤子，却折射了浙江乃至中国制造业的尴尬：高端设备制造业却依然落后于海外，管理一般质量差。仅浙江地区来看，宁波90%的小家电、慈溪90%的灯具、义乌80%的玩具，都是产品部件代加工，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创新。

李书福的梦想是造老百姓也买得起的好车，因此，尽管李书福加大了研发和质量管理，但吉利的价格依然比海外品牌低不少，不料这却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低档车的印象。以至于吉利在夜以继日自主研发的CVVT发动机上，印了“世界先进，中国领先”的话语时，却招致了漫天的辱骂和质疑。

李书福顶着压力，在一次酒后委屈大哭，“我一不偷、二不抢，每天从早晨6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辛辛苦苦办企业，为什么别人总嘲笑我？” 但酒醒之后，他便又恢复了信心，立下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世界，而不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但仅有豪情是不够的，如何有效提升研发实力，成为李书福日思夜想的事情。

一方面，吉利依然坚持自研，用时间和产品事实来说话。另一方面，吉利也在全球搜寻并购的时机。2010年，瑞典车企沃尔沃财务困难，吉利趁势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沃尔沃轿车，完成了“中国投资”到“欧洲技术”的对接。几年后，吉利又买入了奔驰母公司的股份。网友们惊叹：无论买沃尔沃，还是买大奔，其实，都是图个吉利。

依靠着执着、研发而崛起的吉利，只是浙江制造业众多代表中的一个。改革开放后，率先捕捉到汽车产业机会的鲁冠球，带领工厂员工，大刀阔斧砍去不相干的业务，专心扑向万向节的生产。而为了研发先进工艺，全厂上下几个月没领工资，报废了几十万元的旧产品。技术创新，成为万向集团发展的利器。

余姚第二光学仪器厂的王文鉴，在光学研发道路上坚持走了四十多年。他笃定“21世纪是光电世纪”，面对90年代的相机热潮岿然不动。他一边利用浙江高校资源做研发，一边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如今，余姚第二光学仪器厂改名舜宇光学，成为全球光学的巨头、高档镜头的代名词，而其股价也在香港创出了10年300倍以上的涨幅。

这些在研发上坚持、执着的企业，成为浙江制造业的中坚力量，而这也是浙江省政府引导升级的成果。在2006年，浙江开始部署品牌大建设，2014年还启动了“浙江制造”的认证环节。依靠着外部政策扶持引导、内部企业家自我要求，浙江广而散的制造业，开始由创新驱动，迈向品质品牌。

2001年商界大佬和李书福同时参加了央视财经节目《对话》。李书福在台上讲述了自己造汽车的规划后，台下的大佬便笑着调侃道，“可笑”，是“汽车疯子”。时光点滴流逝，十七年后在亚布力企业论坛上，大佬感慨道，“疯子”给中国企业家们长脸了。

幸运的是，浙江的“疯子”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推动浙江经济突出重围，屹立制造业的舞台。他们热爱新事物，敢于坚持勇于创新，为浙江经济趟出了一条科技大道。

03. 科技：不过是时间问题

1995年的一个普通夜晚，留着中分长发的马云骑着自行车回公司加班。

在骑车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彪形大汉围着一个水道口，用木杆抬着井盖准备离去。马云想到了前几天一则小孩子溺水而亡的报道，就是因为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他顿时怒火燃起，准备上前阻止。但那时候他还没拜访过华山派，功夫尚浅，出于稳妥考虑，他赶忙去找警察。

马云来来回回好几趟，却没有碰到一个警察。眼瞅着井盖就要被抬走，他径直走了过去，气沉丹田地喝了一声“你给我抬回去”。话音落地后，马云原以为会招致一顿毒打，没想到却迎来了摄像头和话筒。原来，这是杭州电视台做的心理测试，而马云成为当晚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制止的人。

这种果敢，成为马云日后创业的法宝。1999年，创业第二年，马云就被泼了冷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失败，出口贸易似乎在退潮。但马云却十分乐观地鼓励同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过是时间问题，就像阿里巴巴成长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两年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阿里巴巴业务突飞猛进，并先后孵化出淘宝、天猫等平台。

阿里巴巴的发展何以从浙江起步，这曾经是一个“大拷问”，“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广东？”等此类疑问也连珠炮般出现在各个论坛。但越了解阿里、越了解浙江，人们才意识到阿里和浙江的文化特质休戚与共。

阿里早期业务是电子商务，即服务他人在网络上做生意。这个模式，在早期被叫做“水泥+鼠标”，并没有那么纯正的硅谷范儿，因此被北京互联网大本营所轻视或忽视。以至于马云请来金庸搞出了“西湖论剑”，才勉强将互联网的聚光灯从北京间或移照到了阿里巴巴的身上。但这反而更成为北京圈子断定阿里“不互联网”的又一大例证。

不过，阿里倒也没那么在乎血统是否纯正，只是一心想做好“店小二”的定位。这个定位在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却成为日后各行各业和互联网技术结合的典范——持之以恒地将互联网基因与传统产业进行契合。

淘宝是为了让用户购物更便捷，支付宝是为了让用户交易更便捷。然而网红活动“双11”，却成为阿里的困境。每年的那几天，都会带来流量的激增，服务器偶尔会不争气的挂掉。一些用户因此秒单失败，大为不满。这些评论被阿里码农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如果配置更多服务器，平时就会用不到，造成浪费。而如果不配置更多服务器，用户就会不满意。更何况，阿里巴巴意识到今天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客户会遇到乃至全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的先兆，自己趟出一条路就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础。店小二，以服务用户为宗旨。

因此，2008年马云便决定对公司技术架构进行一次大换血，把原有的IBM+ORACLE+EMC组合，更换为自主研发的云架构。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甚至有大佬指责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等到阿凡达那个时候吧”。然而，阿里巴巴知道，这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淘宝双11销量（单位：亿元）

云计算是IT行业的集大成者，但研发困难重重。投资支出大、技术难点多、试错风险高。项目负责人王坚甚至被指责为骗子和疯子。但幸运的是，云业务坚持了下来。2013年6月，阿里云5K项目终于成功。

云，为阿里提供了充足的算力，也为AI、芯片等业务提供了沃土。就像一架马力十足的火车头，带着阿里从电商公司，驶向了全方位的科技公司。如今，阿里云位列全球前三、亚太第一。从电商到云，表面上是个技术问题，但深层次里一脉相承的都是服务意识。

阿里发展如火如荼，但杭州政府对科技的呵护支持，并不单单体现在阿里的发展之中。早在千禧年之际，杭州市就提出要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在天堂杭州，造出科技硅谷。

2001年，开源电脑公司创始人许光明准备自主研发一套系统，需要资金大概1000万元，而此时公司年利润还不到百万。许光明看好技术突破后的空间，却局限于财力不足。就在他纠结之时，杭州市科技局等相关部门纷纷伸出援手，给予了数百万资助。5年后，这套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许光明激动地称，政府扶持功不可没。

杭州政府还为中小软件开发公司构建了专用的“公共服务与技术支撑平台”，覆盖了全市40多个楼宇和359家企业。平台上有团购的微软正版开发软件，企业随时可以借用。而且不仅是开发资源的共享图书馆，也是业务分发渠道。众多企业汇聚在一起，互通有无、协作互助。小规模企业，再也不用担心订单规模太大了。

而如此前瞻的理念，可能是国内云业务的最早形态。不仅如此，杭州相关部门还联手海外IT公司、浙江高校等相继成立了微软软件学院、思科网络学院以及各类开发实验室，为企业提供各类人才培训、咨询服务。而今，杭州也是第一个提出“万企上云”的城市，创新性地举办了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实践了第一个特色小镇：云栖小镇，并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SupET。

因而，看准城镇化和安防需求的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成为国际安防双子星；为金融系统做开发支持度恒生电子、同花顺，成为金融科技的代表。宁波人丁磊也把网易研究中心落地在了杭州，并定义这里是创新的孵化基地。杭州互联网氛围日益浓厚，咖啡店里也多起了讲流量、变现、迭代之类的兴奋。

靠着“民营当家、政府辅助、自主产权、应用为主”的十六字方针，浙江再次立足于IT时代的舞台。而千年古镇和互联网跨越前年的邂逅，却也丝毫没有违和感。数字科技已经宛如一条条穿梭的小河，一座座横跨的石桥，成为浙江必不可缺的要素，也为浙江带来了新的使命。

04. 未来：把浙江数字化运营

过去几年奇葩的新闻很多：有人办护照需要返乡6次，跑了3000公里；有企业盖一栋办公楼跑了39个部门，盖200多个章，历时4年仍未能动工；有人带着妈妈出国旅游，却被要求开具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有人为去世的哥哥办理号码过户，却被要求“双方本人到场”。

网友们气愤地评论到：人死如何复生？本人真的到场了，你敢办吗？这些荒唐无奈的“公章马拉松”、“宇宙最难证明”，折射的是城市快速发展后，管理能力的不足。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不足。例如奇葩的证明，一方面是懒政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互不相同。浙江也遇到一些类似问题。

在阿里建立的1999年，浙江省GDP只有5400多亿，而2017年时已经高达51700多亿，增长了近9倍。这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林立、一条条地铁高架蔓延，一个个通信基站铺设、一座座学校医院建造；也是上下班争分夺秒的车辆、春运时归心似箭的旅客、节假日西湖摩肩接踵的游人。如此大的人流，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群众需求。十几年前钱包被偷是一件常见之事，但如今，出门的人可能就只有手里握着一部手机。没手机，甚至连要饭都困难。当群众都离不开手机时，能否让城市服务也利用手机便十分关键。

如果把每个城市都看做一个产品，最符合的形态便是淘宝店铺。城市管理者，就是一个淘宝店主，为老百姓提供各式各样的商品。一个皇冠卖家朋友曾告诉我，经营店铺最重要的有两点：态度上是店小二，业务上是孙悟空。

店小二，意味着交谈、做事都要以客户为主，要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而孙悟空则指提供的商品多姿多彩、有质有量、同时要善于变化。而回到科技时代的城市管理而言，店小二意味着管理者要态度转变为“服务”，思路转化为“运营”；而孙悟空则意味着要与时俱进，管理有好智慧、巧方法、妙工具。

要付出成本改善管理服务方式，还是让市民们自我调节默默忍受，这对于浙江各级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浙江的管理者，早就要求自己成为社会中的“店小二”，谢高华、袁芳烈等人更是用自己的乌纱帽在为企业探路。但仅有服务意识是不够的，如何用科技更好的运营一座城市？

运营城市并非企业所长，但在这片敢为人先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又是更加爱折腾爱尝试。一方面，阿里不断在技术上寻求革新，另一方面，在运营好平台方面也不断尝试、积累了不少心得。

比如将用户的服务与账户打通，通过一个账号提供所有服务；将内部有共性、可复用的业务环节，抽离出来，并专门管理开发，形成了强大的中台体系，为前台创新提供快速、有效的支撑。这便是当下企业管理中热门的“数据中台”、“业务中台”概念的由来。

而在城市管理中，面对前端快速变化的需求，后端散落的业务数据，也需要有一套中台政务体系，有一套互联网产品经理思维：将繁复的业务简化抽离、重复的业务合并统一、对外的服务快速更新改善。

如果让老百姓们“最多跑一趟”，就必须把各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变成“信息环岛”。而实现如此多数据的动态互通，就必须有足够强的运算、支撑能力。如果城市是个大脑，那云计算就是其必不可少的神经元。

浙江和阿里，双方一拍即合。

2017年10月22号，阿里云的工程师们，和省26个厅局的工作人员，集体入驻环岛宾馆。在不到一千米的房间内，地上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网线，而网线连接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70亿条信息。这些信息中涉及到TOP 100项和老百姓办事最密切的高频事项。每个部门都拿着需求任务表，紧张地调试、修改，终于形成了信息共享平台。

阿里云和省厅工作人员交流

杭州的市民周先生是两个孩子的奶爸。第一个宝宝出生时，为拿到相关证明，填写了60多项信息、提交20多分材料、跑5个窗口、耗时两天。而现在第二个宝宝出生，仅需在医院点点手机就能全部搞定。而停车场出口排队缴费的长龙总是被大家诟病，现在也被先离场后支付的便捷所取代，用时从23秒缩短至2.6秒。

浙江政府很早就有了互联网“免费”的思维。2002年，杭州拆掉了西湖环湖围墙，将景区向公众24小时免费开放。这个行为虽然获得了好评，但也给西湖带来了极大的管理压力。每一年节假日，西湖断桥上的风景，往往会变成“人挤人”。为此，阿里旗下的高德地图和西湖合作，推出了“西湖一键智慧游”。

这款应用，可以监控流量，提醒用户做出安排。而且还可以告诉游客，景区亮点是什么、哪里适合老人、小孩，哪里有吃货最爱的网红美食等信息。游玩的网友们将手机、充电宝、高德地图，称为游杭州的必备神器。用免费引流、用互动工具运维、用口碑裂变，西湖景区这套完美的组合，是互联网产品经理们做梦都想要的。

科技时代的城市管理，不仅需要革新理念，也需要技术支撑。而阿里作为互联网企业，有技术有平台运营能力，能够为城市管理贡献力量，对于阿里和浙江而言，都是一次幸运的历史性交汇。而交汇的核心点便是双方一致的文化：店小二服务精神。

05. 尾声

斗转星移，经过700余年的砥砺，浙东学派提倡的“与时俱进，思辨求变”的思想，滋润着浙江人，使得他们在“七山一水二田”的土地上，实现逆袭，书写奇迹。

1980年代，浙江让个体户们在旧政策边缘探索，于是有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1990年代，浙江选择为企业提供政策引导，夯实提升了制造业；2000年代，浙江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于是，有了“天堂硅谷”。2000年代后，浙江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于是有了杭州这座数字经济第一城。

回顾当代浙江经济的发展历程，会有人提出，这是“小政府、大企业”的模式。显然，这里的小，并不是指规模和收入的“小”，而是意味着，管理者们日常中躲在企业身后默默服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企业担当，尽可能少运用公权力干预企业经营，尽可能多地给予企业发展空间。

南宋浙东学派之一的“永嘉学派”，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农商并重"，强调“四民平等”，认同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

这就是浙江这个古老的“网红”省份，在每个时代都能持续迭代的力量源泉：深藏在这个江南省份文化内核中的事功主义。换句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做好一方水土的“产品经理”，重视每一个用户（人）的“产品体验”，从用户中来，到用户中去，及时反馈，敢于创新。

无论是浙江的企业，商人还是官员，都会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饭统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