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漂20年样本：一个农村家族的南下迁徙记

2019年9月13日，适逢中秋节的深圳市平湖镇闷热中夹杂着喜庆。清晨，七旬老人李建兵夫妇的四个儿女纷纷前来探望老两口，并商定全家17口人晚上一起去餐厅吃团圆饭。对这个家族而言，吃团圆饭在近十年里十分寻常。事实上，他们时不时就约着下馆子聚餐。但在十年前，因为两代人长期两地分离，团圆饭成为一种极大的奢望。

和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占比高达七成的大环境相一致的是，李建兵的一大家子也并非本地人，他们来自江西省九江县的一个山村。在过去的25年间，其四个儿女先后下海“深漂”，随后其与老伴也在2010年左右来到深圳帮衬着带小孩、照顾生意。如今，四个儿女都在深圳买房定居，而隐居山林里的老家旧宅已是多年风雨自拂。

“深圳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老两口的四个子女都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老家生活。但老两口却时常挂念家乡，惦记着那些早已荒弃的废田、漏雨的老宅和正在老去的乡亲们。至于第三代的孩子们，除了在老家留守16年的长外孙女，其他人基本都是在深圳出生成长的，对老家的回忆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什么感情。

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徙，是近年来最能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之一。事实上，除了李建兵的大家族之外，其六个兄弟姐妹的家族中，也有两家举数迁徙定居上海。而在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这样的家庭多如牛毛。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将渔民小村深圳推动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遍地的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务工者以及商人们前去淘金。

如今40年已经过去，当年部分务工人员像李建兵一家人一样，得以在这个新兴城市站稳脚跟。但更多的人只是将青春留在了这里，带着攒下的一笔钱回到老家生活。与此同时，40年间深圳的经济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依靠经商优惠政策以及廉价劳动力致富的商人们，一部分人跟着深圳一同成长，另一部分则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增加被迫退出。

很难讲那些留在深圳的务工者是幸还是不幸。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早期，这些深漂、北漂、沪漂群体的背后，远不止艰辛、熬夜加班、孤独无助等个人生活状态，还牵扯着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样的社会现象。被迫割舍的亲情就是获取城市门票的代价，也是让他们的家族阶级跃迁伟业前进一大步的助力。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资源分配不均仍然让很多年轻人出走家乡，虽然一线城市昂贵的房价仍使得定居异常艰难。

“即使是打工也要有机会啊，在老家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呆在闭塞的山村里，也不会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李建兵的大女儿李海燕感慨道。

离家南下的背后

作为长女，1973年出生的李海燕是家里第一个下海打工的孩子，却也是四个兄弟姐妹中学习成绩最优异的孩子。但由于家境贫寒和父亲做生意欠下的高利贷，她高一没有念完便选择了辍学，连学校老师也感到可惜，并多次到家劝阻。“我实在没有心思念书了，妈妈每天都在劝我下海打工还债，上课时总能听到窗外‘欠债不还，牢底坐穿’的广告。”李海燕回忆称。终于，1992年辍学一年之后，她带着家里借来的300块钱，跟着老乡乘坐绿皮火车，南下去了深圳。

根据1980年发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这吸引了海内外大批商人前来逐利，也因此催生了大批就业机会。深圳工资高的传闻逐渐向内地各大城市、乡镇扩散，由此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南下就业热潮。

但在内地经济条件极度落后的情况下，来深圳找工作的人远比其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工人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招工头如果在门口喊要找一个普工，那么将会有几百人冲上去投简历。”李海燕虽然学历并不高，却凭借着娟秀的字体顺利应聘上一家玩具厂的质检人员，拿到的300元月薪在当时已经算是中高端水平。通过三年的省吃俭用，李海燕在贴补家用的同时，终于还清了父亲初期900元，而后利滚利的高利贷。

“当时，村里各家的生活水平虽然也有差异，但总体都不太富裕。”李海燕有些无奈地回忆道，如果家里有钱供她上学，她绝对不会下海打工。受大学录取率低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当时很多人初中毕业之后要么选择念中专尽快就业，要么直接参加工作。1999年，李海燕又将其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和二妹介绍到深圳工作。

“我来到深圳是为了发财的。”李建兵的二女婿陈彧林来自江西省宜春市，其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家境尚可。但是，由于家庭关系不和睦，他在初中毕业后也选择了外出打工。事实上，当时南下的群体中，除了家境贫困的人之外，也不乏家境较好但想看看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也包括一些怀揣创业野心的高学历群体。例如新能源汽车巨头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也是在1995年放弃了北京的“铁饭碗”，南下深圳以电池作为切入口创业的。

淘金之地的机会

即使是拥有研究生高学历的王传福，也坦言当时创业在技术和资金层面都面临挑战。对于学历比较低的打工族而言，如何才能淘到深圳“遍地的黄金”更为不易。

如今，虽然李海燕和陈彧林都在深圳买房定居，但路径却完全不同。身兼还债重任的李海燕明显缺乏冒险创业的资本，但勤奋好学和刚正不阿的性格，使她能够在企业里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工作两三年后，李海燕逐步升职，月薪也涨到了600元。选择在职场升级打怪的她并不满足流水线普工的命运。“我想成为白领，想当办公室文员。”李海燕回忆道。

20世纪90年代末，计算机开始应用于办公领域。1998年，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注册成立。也正是在这一年，李海燕毅然辞职回家学习计算机。“当时主要学五笔打字，并自学Word和Excel。”计算机的应用也掀起了电脑培训热潮，在当时的老家县城，电脑培训机构的广告四处可见，学费大概是几百元。“每天都在背诵五笔字根，除了吃饭就是打字，后来熟练到一分钟能打200字。”李海燕说。

但这条件还不够，要想在深圳当一个文员，必须是高中学历水平。和很多人一样，李海燕也弄了一个假的高中文凭，回到深圳后顺利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主要负责录生产报表、派发文件等工作，薪水也涨到了900元。“当时打印业务刚刚兴起，街上很多杂货店甚至都专门开设一个摊位做打印。”1999年，李海燕也劝妹妹李海丽回家学电脑，并给她介绍了一份文员的工作。

“我可是白领，能看上他很不错了好不好。”回忆起与丈夫陈彧林的相识，李海丽笑着说。相比女孩子求一份安稳舒适的工作，16岁因对家庭不满而外出打工的陈彧林，最终选择了冒险创业的模式。“我先去的浙江应聘普工，半年内换了六家工厂。”随后1999年，陈彧林转战深圳的工厂继续做普工，计件模式下薪资最高能拿600元。对陈彧林来说，能在普工岗位上坚持半年已是出乎意料，但某个早晨其与路边早点摊阿姨的闲聊，还是让他决定抛弃做普工的生活。

“我算了一下，阿姨卖包子一个月能比我赚得多。做普工是没有出息的，得去做生意。”由于长期在外奔波生意，陈彧林现在特意买了一个按摩椅放松身体，他躺在上面闭着眼惬意地说。如今，李海丽和陈彧林一家在这个大家族中是最富裕的，坐拥千万级资产，在建材、酒店、餐饮和物业等多个行业进行了投资。但这对夫妻也曾在春节夜里，拿着结婚证四处借钱创业。

在2000年媒体兴盛时期，陈彧林抓住《广州日报》在深圳推广初期的机会，通过卖报纸攒了一些积蓄。随后，瞄准深圳文化产业、写字楼和各类商铺的兴起，陈彧林和另一位卖报纸的同行合伙开了个广告牌制作铺面。“能有50%的利润。但是没有人脉积累也没有经验，接不到单。”经营广告公司三年的时间里，陈彧林并没怎么赚到钱，只能基本保障生活。

2004年，陈彧林和李海丽登记结婚并迎来第一个儿子。那一年，由于所在公司倒闭，李海丽索性把所有积蓄投入和丈夫一起创业。2004年到2007年，他们边做广告边卖桶装水，同时经营着一家奶粉店。2008年，陈彧林又瞄准了深圳房地产装修的机遇，四处借高利贷集资，成立了一家大理石材加工有限公司。这破釜沉舟的决定竟成为他最重要的财运转折点。

“50%的用户都是来自房地产住宅用户，其中主要是批量炒房客户。”大理石材装修市场持续了多年增长，期间陈彧林的公司年营业利润可达到一百万以上，但自2018年开始，好光景不再。“国家加大房地产购买调控，反腐反贪力度也增强了。”陈彧林称，如今批量住宅用户大幅缩减，而多是一些小的散户。“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价格战也正式开启，服务还得更加优质。平湖这边很多规模比较大的大理石厂已经倒闭了好几家。”为了应对行业变化，陈彧林打通了人脉关系，开拓面向中高端酒店的B端业务，同时进行了跨界投资。

城市门票的代价

殊途同归。2006年，李海燕用踏实工作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6万元存款，在老家县城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五年之后，她拿着这套房升值后出售所得的30多万，加上五年期间的存款，相继以首付的方式在广东惠州和深圳平湖购买了两套房。而一路冒险创业的陈彧林，2008年也以10万元的首付在深圳平湖购买了一套二手房。两个女儿顺利定居后，李建兵的两个儿子也依托深圳房地产发展催生的橱柜卫浴生意小赚了一笔钱，在2010年买房定居。“前几年打工赚不到钱，还是房产能够赚钱。”兄弟姐妹四人都尝到房价上涨带来的甜头。

如今，这个三世同堂的家族安心定居深圳，在老家也备受乡亲们的羡慕。一切看起来十分美好，但某些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可逆转地流失。最早外出打工的李海燕，在1995年生下女儿一年后便与丈夫离婚，为了独自抚养女儿，她不得不把孩子放在老家给妈妈照顾，自己回到深圳打工。在当时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极其常见的现象。有些孩子的父母即使没有南下深圳，也去了距家几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务工，与孩子最多一个月见上一次。

事实上，由于女儿大学和工作地点都选择在北京，李海燕和女儿相聚的时间至今累积起来也不到三年。曾经，在数不清的年三十夜里，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们的目光满含期盼，在等待远方的亲人归来共享团圆年夜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互联网和通讯设备尚不发达的21世纪初，电话和书信成为他们仅有的联系方式。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但很多家长迫于生计压力只能选择缺席。“我想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我别无他选。”谈到时光若能重来，她会作何选择时，李海燕眼神怅然地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