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逃难记：世界文物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远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叉烧往事

1933年2月5日黄昏，紫禁城全城戒严。

那天，从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带接到密令：军警全员出动，保护国宝出宫。天黑后，大批车夫拉着板车匆匆进入故宫神武门。随后，2118口贴着封条的木箱从太和门鱼贯运出，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披着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等他带着国宝抵达。

火车车顶四周架着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车外守护——他们要与日军赛跑。

1933年初，日军仅用3天就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已失去最后一道屏障。

危急关头，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决定。秉着“能带走就绝不留给日本人”的原则，整个乾清宫，包括龙椅、牌匾在内，几乎全部被打包。

< 文物打包装箱 >

此时的易培基需要对抗的，并不只有日本人。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曾提出国宝南迁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对。当时全社会基本分为两派——“主迁派”和“反迁派”。

北平顶尖的文化名流几乎全都参与了这场耗时数年的大争论。其中，就包括刚完成《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刚谢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鲁迅，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这些人都站出来，强烈反对文物南迁。

1931年，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以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他们不觉得日本人敢抢国宝。他们担心的是，敌人还未打来，国宝就已迁出，民心动摇。

民众多站在他们这一边，年轻人马彦祥就在报纸上振臂高呼：“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北平街上游行队伍也打出了“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的横幅。

主迁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对者，是故宫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

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还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顺便也给“主迁派”代表、北平驻军司令于学忠寄去了一封恐吓信：一旦文物起运，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

易培基身边的人也劝他多加考虑，因为若出现损坏失窃，责任重大，会“招人闲话”。但易培基反驳：“这全是为私，大敌当前，考虑这些个人问题，就是推卸责任！”

争议中，1932年的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议程——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

当时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后大惊，马上致电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恳请他阻止。

“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

最终张学良出面斡旋，拍卖国宝的提议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易培基开始秘密带领故宫员工给国宝打包。他反复叮嘱：如果有外人问起，就说是为了修建故宫库房。

故宫里的宝贝浩如烟海，易培基按照书籍、瓷器、字画、珠宝等多个门类，委派多位专家筛选，最终选出书画9000多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2600余件……共13491箱。每件南迁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 文物整理 >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极为讲究，不同品类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

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甚至还有人反复做摔落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正式打包。

山海关失陷，易培基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后，决定马上安排文物南迁。

但出发当天，周肇祥带着众人在太和门高喊“誓与国宝共存亡”，并鼓动装运文物的工人举行罢工。

那天谁也没走成。

< 准备出宫的文物 >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宋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周肇祥，关押10天。期间，南迁之日再度定下，为2月5日。这才有了开头黄昏戒严的那一幕。

没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议的学生们围堵了火车站，甚至还有人卧轨阻拦。混乱中，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样送回。”

第一趟列车终于驶出北平。故宫文物前后五批运走，一起运走的，还有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6066箱文物。

20位故宫工作者匆匆告别家人，跟车出发。易培基对他们说：“人在文物在。”

他们当时的信念只有一个：国家灭亡，终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

没有人料到，他们开启的，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

国宝南下，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运，通过重要关口时，火车内熄灯。特殊路段，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

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经暗中派特务侦查情况，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派飞机轰炸。

易培基早有预防，设计路线时没有直接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郑州，再转徐州，最后兜圈上京沪线。保密工作实施得密不透风，日军轰炸计划最终落空。

在徐州一带，文物专列遇到了当地土匪拦截。约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在铁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发现后，派出军队开火，才护下国宝。

第一批仓皇运出的国宝，一路有惊无险，终于在2月10日来到上海。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确定文物的安放地点，导致这批文物在火车上存放了二十多天。

卫队、宪兵一步都不敢离开列车，故宫随行人员担心文物受潮损坏，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在3月3日，运送队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过长江。

其中，大部分文物暂存于南京行政院大礼堂，其余的1054箱运往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随后送往法租界一处洋行的地下金库。

此时，易培基坐镇紫禁城。从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装箱运出。

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为国宝南迁做的最后一件事。

5月，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来到故宫查封会计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盗卖古物。故宫院长瞬间沦为“大盗”，举国哗然。

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他还同时兼任司法院院长。这一身份，预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

易培基和张继同为同盟会元老，但进入故宫后，张继一直不满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后来商议南迁的过程中，张继主张部分文物西迁至西安，由自己负责，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预算。宋子文否决了西迁路线，预算落空，张继把这笔账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认为是他在背后使绊。

新仇旧恨积累，张继终于找到报仇机会。

最后一批国宝安全抵达上海时，易培基面对莫须有的指责，被迫辞职。

但对手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张继先后派人抽查南迁文物，凡发现赝品、损坏，一律记在易培基个人名下。

抽查持续了三年，易培基财产被没收，多次上诉无果，最后他意识到此案背后是“派系斗争”，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难。

193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终年57岁。直至1949年后，这场诬告才被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政权的缔造者平反。

去世前他曾托老友转交国民政府一份陈情书：“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

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时，马衡接过了国宝南迁的接力棒。

时间倒退到1924年11月5日。那天上午，末代皇帝溥仪和妃子有说有笑地吃着水果。几小时后，他坐上了冯玉祥派来的汽车，被软硬兼施“请”出皇宫。

< 末代皇帝溥仪 >

从此，紫禁城文物全部收归国有，500多年来第一次对民众开放。后来溥仪回宫参观，还被告知：要先买门票才能进。

为了清点故宫物品，十多位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里的易培基和马衡，一年后分别成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古物馆副馆长。

< 清室善后委员会合影 >

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后来叫了几个北大的学生进宫帮忙，其中一位叫庄尚严。

庄尚严能干负责，每次清点的文物量都数一数二，马衡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不久，其他帮忙的学生都回了学校，马衡对庄尚严说：你留下来吧。

庄尚严感慨：溥仪出宫我进宫，此后就是故宫人。

在易培基的带领下，马衡和庄尚严都成了南迁的一员。

易培基受冤时，因为涉及派系斗争，少有人为他出头。只有马衡写了一篇《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列举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也有赝品的例子，试图为易培基说话。

可最终南京的法院表示：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

当时易培基案轰动全国，大报小报都有新闻。马衡的儿子马文冲才十三四岁，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呵斥：“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

1933年7月，国民政府提议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马衡再三推辞后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对“易案”落井下石。

< 马衡 >

文物储存上海期间，马衡带着故宫驻沪办事处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

当时，故宫采用 “对册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品名、年代、尺寸、颜色都写在文物册上，一份册子放在箱子里，一份送主管部门。每运到一处，就两册核对，有一点差错就走不了。

一次，马衡在视察时，在册中随便圈了两个号，工作人员不到五分钟就把两箱文物从几千箱中找了出来。

< 故宫人在上海 >

考虑到上海天气潮湿、人员复杂，上任不久，马衡就提出筹建永久性库房，提议很快得到批准。筹建期间，故宫文物还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国。

1935年，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邀请故宫参加。出于安全考虑，反对声不绝于耳。但马衡力排众议：国难当头，对外参展有助于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他带领专家在南迁国宝中精选了80箱参展。

这次出国事关重大，斟酌半天，马衡对庄尚严说：“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马衡和庄尚严登上英国的萨福克军舰，护送国宝出国。历经3万里，于7月25日抵达伦敦。三个月的展期，吸引了42万观众，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

< 故宫文物在出国途中 >

故宫的国宝在英国掀起一股“中国热”。

这趟英国之旅，庄尚严西装革履全程跟随，收获极大，他从心底感谢马衡。很多年后，还称马衡为“恩师”。

伦敦展览期间，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1936年底，库房建成，为钢骨水泥结构，共三层四库，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钟”。

不久，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

南京接连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国民政府筹备迁都重庆，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

马衡与多方商议后，再次启动文物迁移计划。

会上马衡目光坚定：文物分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做最坏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险，也有其它路线保证中国文脉不断。

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开始打包，他们知道，这是比南迁更困难、更漫长的任务。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迁，就是十年。

在马衡的指挥下，南路文物最先出发。

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马衡再次把任务交给了庄尚严。

1937年8月21日，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

< 湖南大学图书馆 >

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应该是得到了国宝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轰炸过后，图书馆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

所幸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近10辆公交将文物转运到贵州安顺华严洞。

庄尚严将国宝藏入华严洞后，马衡来视察。师生二人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兴起处，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山灵笑我多事，今夕与君谈诗”。

庄尚严分外怀念那一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 马衡华严洞题字 >

但“老头子”马衡和学生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城内一片混乱。

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负责人之一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

启程时，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

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

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许多道别成了永别。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秘密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

1939年春天，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模式。

重庆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大轰炸后，中路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

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为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7000余箱文物走陆路，11月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得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

此后，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 南迁文物在运输途中 >

谁都没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鸦片馆着火。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多久，鸦片馆附近一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西门外就是存放国宝的武庙。

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

负责人那志良立刻找来了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最终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

听到是国宝，村民们没有多说，转头就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线”，最终保护了这批文物。

纷飞战火中，三路共计19557箱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一箱都没少，简直就是一个 “奇迹”。

而那些没来得及从南京、北平抢运出来的文物，损失惨重。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朝天门库房被日军征为伤兵医院，其中未能带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军占有。北平文物总计损失2953箱。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区侵华日军投降受降典礼，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了。

在故宫主持工作的马衡，开始张罗文物回归。他极力主张按照先前承诺，将文物全部运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几年的北方人庄尚严，也期待回去。

但不久，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 1947年故宫职员在重庆合影 >

1947年11月27日，一万多箱文物经过大半个中国的漂泊，重聚南京。距离上次仓皇一别，刚好十年。

马衡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中暗示过：

“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复员工作，假使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之前的状态，那才是完成复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决定将中国文物精华分三批运往台湾，同时发电报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剩余的国宝装箱，运到南京。

马衡回复照办，但转头就拖延时间，他要把国宝留在故宫。他一边佯将文物编目造册报备南京，一边再三交待手下：

“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古物馆的藏品都很娇嫩……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

除了抢运国宝，南京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

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甚至匆匆飞抵北平，游说“抢救”对象尽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诺派飞机前来接运，但马衡拒绝登机。

1948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专电再次催促马衡南下。马衡委托即将南下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代转：“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马衡的儿媳林裴宇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决不南来！”

在国民党上海卫生局工作的三女儿马晶来电劝他南行，马衡忍不住痛骂“妇女之见！”。

1月14日，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请。他在信中说：

“弟于十一月间患动脉紧缩症……实难从命……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

马衡虽能暂时保全北平文物不被运走，但对于南京文物，他完全没有办法。直到他得知，负责第一批文物运台的，是学生庄尚严。

他当即满怀希望给庄尚严致电，告诉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但不想，庄尚严婉言拒绝。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师生关系。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最后，庄尚严选择听从“政府命令”。

文物赴台的消息传到北平，马衡当即宣布二人决裂。

始终，马衡没有离开北平。

从南京运到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因为马衡，北平的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后，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

庄尚严见信，感慨丛生。抵御外侮的年代，师徒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如今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

他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副院长。

< 庄尚严 >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岁。

庄尚严带着文物离开后，马衡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伤心地。

明年，是故宫600岁诞辰。故宫将举办大展，其中就包括众多参与过南迁的国宝。

不知将要排着长队观看国宝的观众，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场“远行”，以及背后为之付出的那些人：从易培基到马衡，和无数无名英雄。

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所做的，正如鲁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写的那样：

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部分参考资料：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

《战时的故宫人》，中华读书报 ，2019年2月13日

《天涯共此时-台海记忆：故宫文物南迁路》，2013年10月1日

《读书-故宫文物避寇记》，2011年8月4日

《理想从地下室升起： 青春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