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容不下打工人

作者：周哲浩
编辑：姚书恒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在近期的《吐槽大会》上，51 岁的国足名宿范志毅，跟中国男篮球员周琦、郭艾伦一起登台互相 “吐槽”。其中，曾经获得亚洲足球先生殊荣、踢过 2002 年世界杯的范志毅，一上场就是一句绝杀：“他们（中国男篮）能差成什么样，能让（我们）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足球确实正处于低谷。

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江苏苏宁，在夺得中超冠军后三个月，就尝试把球队卖出去。这个消息宣布时，球员们不光没有拿到承诺中的 2000 万奖金，连上赛季的工资也没有拿齐。创下中超转会身价的巴西外援特谢拉气得找到领队，骂他们是 “骗子”，还带了一句葡萄牙国骂。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连同众多赞助商的退出，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足球退出潮的讨论。下赛季，天津津门虎也可能因为薪资问题无缘中超。而在 2020 年，中国足球四级别联赛（职业的中超、中甲、中乙和业余的中冠）还出现过 100 天内退出 22 家俱乐部的 “行为艺术”。

21 世纪经济报道做过一个时间更久远的不完全统计：自 1994 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三级别联赛已经将近有 100 家俱乐部解散。

苏宁涉足足球的五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在苏宁组队时，金元足球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足球的语境里。资金雄厚的公司把特谢拉、保利尼奥、胡尔克这些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球星带到了赛场。恒大在亚冠的高光也让人们看到希望，但事后来看，这更像是一场短暂的狂欢。

01. 幻象

2015 年 12 月 21 日，苏宁集团在南京苏宁易购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为江苏足球队新东家。张近东在发布会上表示，自己是德国队的忠实球迷，搞足球绝非一时兴起。

彼时，政策驱动下正上演着如火如荼的 “金元足球”。在 46 号文件提出体育产业超过 5 万亿后，绿地、华夏幸福、佳兆业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入驻足球，无论是话题热度还是资本数量，一时间都水涨船高。

张近东接手江苏一个月前，背靠淘宝的广州恒大拿到了三年内的第二个亚冠冠军。2010 年，许家印买下俱乐部的时候只用了 1 亿，五年后，张近东则花了 5.23 亿。这一年，中超赛事版权卖出了五年 80 亿的价格。平摊到每年，这比 NBA + 英超 + 西甲版权价格在中国的总和还要高。

没有什么比 2016 年的转会市场更能凸显中超的热闹了。短短半个月，标王头衔四次易主。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和苏宁（两次）先后刷新转会纪录，最终苏宁以 3.5 亿元签约特谢拉结束了这场 “战斗”。一年后，许家印和张近东喝交杯酒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之后不久就有了苏宁子公司 200 亿注资恒大地产的消息。

国际足联 2016 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显示，中国俱乐部在国际市场上签下 159 位球员，涉及金额 4.513 亿美元，是其他亚洲各国联赛之和的 3.44 倍。放在全球范围，这个金额排在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比法国、葡萄牙球市的花费还要高。

人们暂时忘却了中国足球曾经的窘迫 —— 当年中国足协因为没钱分红，索性拿了一家啤酒赞助商的产品当钱分，用卡车给每支球队送了 750 箱啤酒。不过，如果仔细翻看俱乐部的财务报表，会发现球队的日子并不滋润。

同样是 2016 年，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这一年总收入 70.82 亿元，但成本高达 110.14 亿。在引援上出手阔绰的球队，比如广州恒大，2015 年到 2019 年连续亏损，2019 年亏了近 20 亿。

在足球产业链里，运动品牌、设备供应商等才是容易赚钱的环节。球员的高身价短生命周期以及训练基地和各种开销，意味着它的高投入。

但在国内球队，商业广告收入占了大头，即使是 2019 年的冠军恒大，门票收入占比也只有 7.32%，而皇马、曼联、巴萨这些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占比在 10%-20% 之间。其他城市的小球队，卖票就更难了，而这又会减少商业赞助的金额，形成恶性循环。

恒大第一次夺得亚冠的时候，有评论指出，只要投入上去，自然会有成果。事实上，人们也在国外俱乐部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先例。

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后，做的不仅仅是买来德罗巴、马克莱莱和罗本，还在青训基地和数字科技上投入重金，科巴姆学院如今已经能和曼联巴萨的青训营比肩。即便遭遇了转会禁令，切尔西也迎来了芒特和亚伯拉罕等新人的崛起。

不过，投入有成果需要建立在一个有序健康的环境里。而中国足球变幻莫测的政策，让这成为了一种奢侈。

02. 荒诞

许多中国足球啼笑皆非的景象，是由出政策的一方和出对策的一方共同构成的。

年轻的球迷可能不知道，1980 年代，在输给新西兰无缘世界杯后，中国足协痛定思痛，认为国足是输在了头球不行，出台了 “一个头球算两个进球” 的政策。结果是，球员面对空门故意挑球头顶，甚至趴在地上把球拱进球门。

后来类似的情况屡屡上演：要求上座率达标否则扣分红，俱乐部就免费组织看球。末代甲 A，在奇葩算法面前，出现了输球进中超的情况。在这样的先例面前，U23 政策引发的 “破解”，只能算是常规操作了。

这个旨在给年龄球员更多锻炼的政策几乎一年一变。锻炼的效果没有起到，荒诞场面倒是出了不少。2019 赛季天津天海与广州富力的比赛，天津队为了在最后完成 U23 球员出场任务，把替补门将派上场打前锋，这还没完，球员刚上场三分钟，主教练就派了另外一名 U23 球员把他换下。

这样的场面频繁上演，联赛的观赏度和价值都打了折扣。2018 年，中超公司重新与体奥动力谈判合约，原本五年延长到了 10 年，总价值从 80 亿变为了 110 亿。平均下来，中超每个赛季的价值缩水超过 30%。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是让场面滑稽，那么与薪资相关的政策，则直接影响了球员自身的心态。

在一个良性市场中，球员靠实力挣钱。但足球热促成的一掷千金，让中国市场的估值体系与世界脱钩。2016 年的转会市场便是证明，当年利物浦同样对特谢拉有意，但开出的价码比苏宁少了 1500 万欧元。

U23 政策出台后，球队争先恐后地抢夺年轻球员。新星韦世豪一度被贴上了 1 亿的身价标签。在这样的诱惑面前，他选择从葡萄牙回国踢球顺理成章，他在节目中也直言不讳 ——“这个钱太多了”。

后来的 “限薪令” 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工资帽在体育职业联赛中并不罕见，不过具体数额是多少，得考虑转播合同、门票分成等一系列因素，每年也都可能有变化。更重要的是，球员公会也能在于联盟的谈判中说上话。但中超的工资帽更像是简单粗暴的指令。

广州富力外援托西奇就因为觉得 300 万欧元的年薪低了而没有与俱乐部续约，与上一份合同相比，他的年薪缩水了一半。

面对限薪令，又出现了大家熟悉的 “破解” 的一幕。球员在签约时，寻求短期合约而非长约，有的球员以 “只签一年” 为谈判条件。这样一来就可以观望后续的变化而不被合同束缚。

如果有足够的阿 Q 精神，球员还能聊以自慰：至少还有球踢有钱拿，但俱乐部大规模退出，让一些球员欲打工而无门，2020 年三级职业联赛名单中，十多家俱乐部因为欠薪而失去了比赛资格，超过 200 名球员面临再就业。

有申鑫的球员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的时候表示：“今年球队太难找了，工资多少无所谓，稳定、能有球踢就行了，哪怕中冠我也认了。” 天海的一名球员则说：“不管去的地方如何，现在要求也不高了，别失业就行。”

但在俱乐部退出潮下，这样卑微的目标恐怕也很难实现。

03. 缥缈

绝大部分俱乐部的退出或者解散，都指向了财务问题。苏宁欠薪和发不出奖金不用多说，保定容大在去年退出中乙的声明中写道，五年投入将近 5 亿，不过未解决工资仍有 900 万元。

因为经营问题而导致转手或退出，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常态。中国足球俱乐部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资金背景。俱乐部往往有很强的地方属性，要么是由地方政府牵头，要么有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

中超的 16 支俱乐部中，超过一半有国企或者政府背景，上海上港背后是标准的国企，山东泰山的大股东是济南国资委下属企业，重庆当代由重庆政府牵头、国有企业两江集团注资，河南嵩山龙门则有着洛阳和郑州两座城市的政府资源……

即使是像王健林或者张近东这样的企业老板，也还是与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联系。万达时隔 20 年重返大连足球时，王健林在致辞中提到了之前万达相应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向大连一方俱乐部伸出援手，帮助保级中超。苏宁在南京雨花区打造足球小镇时，区政府与苏宁共同成立了领导小组。

中性名政策将进一步削减企业的存在感，这也怪不了上海上港想用 “上海海港” 这样的名字打个擦边球。

在无法充分享有话语权，又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企业遭遇状况，选择抛弃足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之下，欧洲俱乐部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更高，这并不体现在球队的 “中性名” 上，而是背后公司的自由运作，另一方面，社区和球迷的存在感也更强。邀请球迷参与各类投票只是基本操作，像巴萨皇马这样的 “会员制” 俱乐部，俱乐部主席都是球迷用票投出来的。最新一届巴萨主席的选举，共有超过 11 万球队会员拥有投票权。

国内球迷更多只能 “用爱发电” 了。苏宁夺冠后，球迷跑到上海虹口地铁站买了 “苏宁夺冠” 的广告位。解散后，有球迷跑到江苏省体育局的微博下留言，希望政府能接手球队。还有一些球迷在江苏队基地门口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热血难凉，保卫江苏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