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倒闭6万家，中国KTV兴衰简史

文 / 陆离

“很少去 KTV 了，上大学之后出去玩主要是蹦迪，也会去玩桌游、密室逃脱。”

今年刚从上海某高校毕业的小许在被问及 “最近一次去 KTV 是什么时候” 时这样回答，他说，初高中的时候，逢寒暑假甚至是周末，一帮朋友们经常一起聚会唱 K，那时候零花钱不多，凑起来买饮料零食，但也能玩的很开心。

上大学之后，从小地方到了大城市，夜店蹦迪成了更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

倒不是说不喜欢唱歌了，而是桌游、密室这些也很有意思，加上身边的朋友总有不爱唱歌的，去 KTV 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

就算是今年春节在家里，我在微信提议群里提议去 KTV 唱歌，朋友们也都不怎么热衷了，最后大家选择了密室逃脱。

“更重要的可能是，KTV 从我第一次去它就是那个样子，一群人只有唱歌，一直都没变过。如果说同样有小吃、啤酒、聚会，那可以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为啥非得是 KTV 呢？”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无论是 00 后还是 90 后，亦或是更年长的 80 后、70 后，曾是年轻人聚会娱乐场景心头好的 KTV 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去年年初，工体北路的著名 KTV—— 也是王思聪曾一夜壕掷 200 多万而登上热搜的 ——K 歌之王以《总经理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宣告倒闭而再度登上热搜。

与此同时，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我国现存的 KTV 企业为 6.4 万家，相较于 2014 年巅峰时期的 12 万家已经腰斩。

不仅仅是年轻人不再青睐 KTV 了，KTV 行业自身也已近黄昏，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

从卡拉 OK 到量贩式 KTV，点亮亚洲人的夜生活

首先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 50 年前，1971 年，当时的日本正深受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响，年轻人迷恋音乐，到酒吧等场所听歌手演唱是他们的主要消遣方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乐手井上大佑在为朋友的录音机灌制伴奏乐曲时，产生了一个天才想法：做一台可以播放伴奏的机器，这样所有人都能跟着一起唱歌了。

在机械师的帮助下，史上第一台 “卡拉 OK”(即 “无人乐队”) 机诞生了，以此为模板，井上大佑用租赁卡拉 OK 机的盈利，又开发出第二、第三代卡拉 OK 机...... 他本人也并未申请发明专利，随着一些电器大厂家介入大规模开发，卡拉 OK 逐渐走向世界。

据日本卡拉 OK 协会统计，卡拉 OK 最辉煌的时候，1 亿多日本国民中有超过 6000 万是卡拉 OK 消费者，行业年销售额达 160 亿美元。

也正是因此，井上大佑被《时代周刊》评价为 “改变了亚洲人的夜晚”。

到了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貌一新，老百姓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与日俱增，广州作为改开窗口之一，广州东方宾馆与日方合作引入成立了大陆第一家卡拉 OK 厅，那是一个能容纳 60 人的开放大厅，圆形的小舞台上摆放着点唱设备，主要对外宾开放。

此后这种新鲜的娱乐方式蔓延开来，到了 1985 年，广州市在全国率先把非营业性舞厅全部转为营业性舞厅，卡拉 OK 也逐渐在全国兴起。

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1993 年 9 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 282 家，到 1995 年，包括歌厅等在内的新型文化娱乐场所已达 1400 多家。

在那个年代，卡拉 OK 让国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叫做 “夜生活”。

1995 年 1 月，来自台湾的钱柜在大陆的第一家 KTV 落户上海，用了两年的时间火遍了整座城市，也拉开了量贩式 KTV 取代卡拉 OK 步入历史舞台中央的大幕。

借助资本力量的注入，量贩式 KTV 构建了全新的经营模式和标准：比如改变了卡拉 OK 按歌曲收费的计价模式，而是按照每小时来计价，没有小费，明码标价，在曲库、印象、服务、包厢等多方面全面升级优化。

再比如，钱柜率先提供超市自助式购物，不仅有果盘酒水，还有零食、自助餐等等，这些也都成为了量贩式 KTV 的标配。

彼时也恰逢华语乐坛鼎盛时期，KTV 行业迎来黄金时代，发展迅猛，麦乐迪、宝乐迪、K 歌之王等众多品牌涌现。

从豪华大堂到私密包厢再到吃喝玩乐一条龙，带来的是可以娱乐，可以社交，更有面子谈生意的综合型线下娱乐场所，这完成了对卡拉 OK 的降维打击。

也是从这时起，无论是年轻人失恋消愁，还是生意人商业往来，亦或是中年人同学聚会，甚至是一家人聚餐之后，KTV 都成为了一个最佳选项。

能与之一交高下的或许只有如今还 “独步东北” 的洗浴中心。

其实唱 K 能红极一时，和东亚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西方人思想行为开放，敢于表达自我的特质相反，受儒家文化熏陶多年的东亚人民性格习惯内敛，大部分人都不善于在人前长篇大论，反而是拿起话筒之后，更敢于把不敢说的话，通过唱歌的方式唱出来。

KTV 行业近黄昏：天要亡，非战之罪

90 后的 K 歌历史就是从量贩式 KTV 开始，对于几乎没接触过歌舞厅的他们来说，一首周杰伦的《黑色毛衣》，一首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足以勾起那个年代的 K 歌记忆。

从 1995 年到 2014 年，是 KTV 行业行走于巅峰的 20 年，随着 80 后、90 后步入社会，曾经是 KTV 主力消费者群体的他们开始逐渐淡出。

90 年出生的张乐坦言，自己上初中那会儿经常约着同学去唱歌，那时候手机没什么好玩的，也没有 wifi，唱 K 的时候，有一个人唱歌其他人听着聊着，也有一个人唱歌大家一起起哄，还有一个人唱歌大家跟着合唱。

“那时候还会临场发挥的改歌词，还会即兴的在巨幕投影前跳舞，乐趣太多了，现在去唱歌，就是一个人唱，其他人玩手机，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我们这一辈人都工作了，要不忙着 996，要不忙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够累了，熬不动了，也嗨不动了。”

而 00 后们并没有接上茬，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新一代年轻人早已作坐拥更多线上线下社交娱乐玩法。

正如更年轻的小许所说，比起去 KTV 唱歌，如今的年轻人们更愿意刷短视频、看直播、打游戏消磨时间，就算是线下社交娱乐，也有桌游、剧本杀、密室逃脱、真人 CS、酒吧等更多更具备吸引力的玩法。

这分流了大量原本应该是 KTV 目标消费者群体的年轻人。

如果想唱歌，线上有各种在线 K 歌 APP 如唱吧、全民 K 歌、酷狗唱唱等，线下开始涌现出迷你 KTV 这样的新物种。

用户群体的流失只是一个方面，KTV 行业从 2014 年开始就仿佛流年不利。

首先是团购行业的诞生，用拼低价的方式抢夺市场份额，倒逼 KTV 企业们陷入低价竞争的泥潭。

要知道，选址要 CBD、装修要豪华、服务要全面的 KTV 本就是一个重成本行业，魅 KTV 的投资人吴海曾表示，2016 年公司 KTV 租金成本占据经营成本的 2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能涨价反而要以各种优惠招揽顾客的团购玩法让大量 KTV 企业在亏损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最终在 2015~2016 年引发了一轮倒闭潮，根据《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16 年一年里，传统 KTV 数量断崖式减少了近 60%。

2018 年，才刚刚重整旗鼓缓过劲来的 KTV 行业再次遭遇当头一棒，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布一条公告，要求 KTV 终端商和经营者下架 6000 多部音乐电视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消费者在 KTV 的常点曲目，比如陈奕迅的《十年》、《K 歌之王》、《明年今日》，张惠妹《听海》、《我可以抱你吗》、邓紫棋《泡沫》、信乐团《死了都要爱》等。

事实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从 2014 年就展开了密集维权行动，这让 KTV 企业不能再肆意使用无版权曲库，丢掉了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

到了 2020 年，一场疫情袭来，线下娱乐场所纷纷关门歇业，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 KTV 行业客流量同比下滑了 70%~80%，行业整体已近黄昏。

什么都没做错，只是输给了新的时代

抛开去年疫情对线下娱乐行业造成的冲击不谈，近几年的衰落并不是因为 KTV 行业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其过时了，或者说，KTV 所代表的传统社交场景业态过时了。

在人们缺乏群体娱乐活动选项时，聚会唱 K 或许是一个最好选择，但在选项层出不穷时，KTV 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很少有人考虑到，总有些人是不爱唱歌、不爱听歌，只是迫于团建、合群等种种原因才参与唱 K 的。

人们真正希望的是和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来往，而不是因为大家刚好在同一个班级、部门或社团，就得一起唱歌吃饭。

我的朋友王翰是这么说的，“我唱歌不好听，去 KTV 玩就是干坐着，唱吧，不好意思唱，不唱吧，一直坐着也挺尴尬的，玩手机又显得不合群。”

不止是自己无聊又尴尬，因为只能一直在那里坐着，邀请自己去的同学也显得挺尴尬的，总是这样当然就不愿意去 KTV 了。

王翰还补充道，“工作之后不用再搞无效社交，就算是喜欢唱歌的同事、朋友也可以选择看电影、桌游、密室逃脱，和我这种不喜欢唱歌的照样能玩到一起。”

他说出了那些不爱唱歌的人的心声，去 KTV 像是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打球也好，看书也罢，有这个时间去干点什么不行？

归根结底，如今的年轻人需要也拥有更高质量的社交，想出门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剧本杀、密室逃脱，所有人都能获得更好的参与感，不想出门可以刷剧、玩游戏。

如何取悦自己才是当代年轻人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在这件事上，年轻人已经有了更多选择，也更愿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其实就像网吧取代街机厅、电影院取代录像厅、夜店取代歌舞厅一样，社交娱乐的需求永远不会过时，跟不上变化的行业注定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