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在年轻人心中失去性价比

春节前夕，杨兮月坐上从成都开往县城老家的面包车，离开这座她生活了五年的城市。在这之前，她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寄回，一共 380 多斤。没有行李的拖累，不用再永无止境地交房租，她觉得格外轻松。

初中毕业后杨兮月来成都上大专，中间跳了一次级，17 岁就从学校出来工作。最初被学校安排在月薪 800 元包吃住的幼儿园实习，后来在不同的教培机构当老师，工资基本都是三四千元。

行业凋零后，失业的她投身富士康工厂。那是一段黑暗的时光。在流水线上做 iPad 零件，稍微慢一点就要被线长骂 “狗都不如”。做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法忍受，决定和男友回老家加盟个串串店，生活条件也许反而能好一点。

据统计，2021 年末，成都的常住人口达到 2119.2 万人，跟北京的差距只有 69.4 万人，其中，“蓉漂” 人口的总数高达 683.49 万人。而从 2010 年到 2021 年，11 年间成都常住人口增长了 714 万人，仅次于深圳。

以前人们讲 “少不入川”，是因为在成都生活太安逸，会磨灭年轻人心志。但随着众多年轻人的涌入，成都的职场竞争、房价、消费水平快速增长，内卷程度已经足以比肩一线城市。那些向往着烟火气与 “熊猫自由” 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时，想象中的生活很快就会被超级城市的生存竞争击碎。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6 至 2021 年，成都的人才流出比例在主要新一线城市里连年第一。在大量年轻人涌入的同时，也有大量失意的 “蓉漂” 离开。

这是一个当代 “少不入川” 的故事。

毕业后来成都的小洋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插画师的工作，却发现很多公司提供的岗位并不垂直，要求插画师兼任平面设计和视频剪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内容合心意的工作，工资却不算高，5500 一个月。可怕的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能触到在成都工资的天花板。

公司的老员工告诉他，年轻人这个工资已经很高了。一个年长他几岁、很有能力的前辈的工资也就比他的多几百块钱。而他的邻居，年过 30，在企业担任中层干部，工资也不过 8 千到 1 万，买房的钱还是几年前去菲律宾做灰色生意挣的。

从北京来成都的陈文君，在工作上也踩了好几次坑。有次找工作，入职时 HR 承诺月薪有 1 万 4，结果工作一个月，没少加班，工资到手却才 3200。一问才知道，底薪 4000，剩下都是稿费，而文章要达到苛刻的阅读量才能获得稿费奖励。拿到工资第二天他就离职了。之后做的其它几份工作，也都不甚满意。

从北京到成都，薪资降低了，工作强度却依然很大。作为内容创作者，他发现几乎所有领导都对文字的质量不在意，而是格外注重 “变现能力”。“市场部基本上把控着整个企业的节奏”，他总结道。写软文成了家常便饭，在他做财经媒体时，还被要求去推销基金。

在微博、小红书上的相关帖子中，吐槽成都工资低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1》显示，2021 年成都工资的中位数是 4600 元，位列全国第八。而根据各地统计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都在 15 个新一线城市中排名倒数第 5。这对于新一线城市排头兵成都来说，着实有些打脸。

研究生毕业后，万叶决定来成都发展，在腾讯成都分部做游戏策划。比肩一线城市的工资让他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轻松，但他也时常感觉到，自己在工作中内耗巨大。

入职以来，“995” 是常态，最近开始周末也要分出一天来公司。这已经是小组里 “最不卷” 的，有的同事每周七天都在公司，经常呆到晚上十二点。受到大环境影响，公司的岗位有所紧缩，大量的 kpi 都压在现有的员工身上，赶着做也还是很难完成。

“高收入大概是个骗局。” 在未来，他希望能换个不这么忙累的工作，分更多时间给生活。

图｜十点下班后，万叶的回家路

这几年来，成都经历了经济腾飞，很多企业都曾拥抱订单大增的红利期，但真正做大做强的却寥寥无几，以至于人们在提到成都时，很难在第一时间想到代表性企业。历年的《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中，成都直至去年才实现本土企业零的突破。而在今年上榜的三家本土企业中，新希望是养猪的，其它两家都是搞城建的，对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在头部公司缺乏的情况下，进入大厂的成都分部，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选择大厂的同时，同样要面临不低于一线城市的压力与内卷。《成都联合办公行为报告》数据则显示，在成都入驻联合办公的人群中，26.37% 的人在晚上 8 点以后下班，而北京只有 19.8%。在成都，周末加班的人数是北京的 4 倍，加班时长是在北京的 1.5 倍。

家在北京的何凯，为了躲避父母越发急迫的催婚，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 “逃” 到成都，在快手成都分部找到一份视频审核的工作。一个月后，他发现 “简直跟在工厂没区别”。

三班倒，每个班 8 小时。在 8 小时里，要审核 830 个视频，且每个小时就要考查一次有没有达标。吃饭时间半个小时，其它小休时间一共 40 分钟，每次不能超过 10 分钟。工作第一个月，何凯上了三个通宵班，前面 20 天是绩效保护期，后面几天还是被抓着扣了 200 多的绩效，最后算下来到手工资只有 4000。

作为分部，公司的待遇和管理都和总部有一定差距，没有独立的办公楼，也没有食堂和班车。何凯说，他的工位上只有一个两孔插口和一个三孔插口，它们还离得很近，这就导致手机和电脑不能同时充电。他申请过要一个插线板，却被告知要走审批流程。

尽管对工作有诸多不满，他还是想在成都坚持下去。“不想灰溜溜地回去，让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但他对换个更好的工作并不抱充足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北上广有行业不行了，才会轮到成都吧。”

成都工资水平不算顶尖，但物价却赶超一线，这直接地给蓉漂们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

小洋来成都后发现，像喜茶、食其家这样的餐饮品牌并不会因为开在非一线城市而降价；朋友聚餐吃个火锅，人均超 100 也是常事。年轻人习惯了互联网买菜，而盒马等生鲜平台上的菜价和一线城市无异，这让他时常感觉生活窘迫。

朋友一起去买喜茶时，他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说不渴，然后独自去便利店买个盒装的柠檬茶。有一次在工作中受了委屈，回家后他本想点一份食其家外卖安抚自己，但打开记账软件看到所剩无几的余额，又纠结了。那天晚上，他在房间里踱步了半个多小时，才终于狠下心点了这份外卖。

饭到了以后，他一边哭着一边吃完。也就是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离开成都。

图｜为了省钱，小洋在打折区买衣服

2017 年，成都提出要建设 “三城三都”，即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除此之外，成都还被称为 “时尚之都”、“医美之都”、“成姆斯特丹”，潮流文化在这里遍地开花。这是一座充满精彩的城市，也是一个和消费紧紧绑定在一起的世界。

在成都，无论多晚都能吃上一顿美味的夜宵，烧烤，蹄花，串串，凌晨两点后街上仍灯火通明，有的餐馆甚至能开到天亮。年轻的夜猫子朋友们一起深夜聚会，消耗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和每个月的信用卡额度。

除了在饮食方面，成都的 KTV 和酒吧也都消费不低。一个从上海来成都开店的酒吧老板表示，在成都，酒水定价有时比在上海还高。

《2021 中国小酒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成都的小酒馆数量全国第一，也是总量唯一超过 2500 家的城市，比第二名的北京多出了近 300 家。“夜经济” 的蓬勃发展，成为相关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基石。

一年前，许梦宇在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培机构的语文老师。入职培训过后，很快就到了暑期旺季，每个老师要带 100 多个学生，一天上三节两个小时的大课，还常常要在中午最热的时候辗转校区。下了课也没法休息，要给学生答疑，很多时候午饭都顾不上吃。那时，许梦宇经常觉得自己已经中暑了，但只能忍着。有次在课上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就用手撑着黑板缓一会。

最累的还不是上课，而是要同时和一百多个家长保持联系，向他们推销课程，保证返班率。又当老师又当销售，虽然赚得多，但很大一部分工资都拿去看病了，胃病、痛经、玫瑰痤疮，轮番找上门来。

忙里偷闲的时候，许梦宇去过几次成都的地下音乐酒吧。跟着迷幻电子乐自由地舞动身体，她感觉很放松。有一次，她还在地下空间看了场变装皇后表演。“像是年轻人的乌托邦。” 她这样评价成都的地下文化场所。

图｜酒吧一隅

多维度的城市建设确实给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但想要支撑起丰富的娱乐生活，一是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要有合适的住所。在中国，住房是永恒的话题。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房租或房贷一定会占据个人开支的大头。

张伟自 2010 年来成都求学，至今已在成都生活了 12 年。这 12 年来，他见证了成都 “脱胎换骨” 般的变迁。

身为杭州人的他，刚来成都时有种 “下乡” 的感觉。公交车是在杭州早已被淘汰的型号，人工售票，车上铺的还是木地板。

大概在 2015、2016 年左右，成都的基建有了显著改善，地铁陆续开通，公交车焕然一新，房价似乎也在一夜之间飙升。在家人的支持下，他赶在房价起飞前花 47 万全款买了房。这套房现在已经涨到了 120 万。“人生少奋斗 30 年。” 他感慨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入局晚的蓉漂，则要背起不轻的房贷。在地产行业工作的楚阳 2013 年来成都发展，去年在家人的催促下买了房，房价将近 3 万一平，月供 8000 元。自 2018 年以来，建筑业遭遇行业寒冬，一年比一年严重。今年，他的薪资缩水了一半，靠自己已经完全无法背负房贷，只能接受父母的赞助。

他说选择来成都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离家够远，可以逃离小县城和家庭的束缚。而现在，则是彻底被房子套牢。

刚来成都几年的年轻人不会急于买房落户，但租房的水同样深而热。大量年轻人的突然涌入，必然面临租房需求量的增加。据 58 同城、安居客发布的每年《全国租赁市场总结报告》，成都已经连续三年超越上海、深圳，成为租房需求量第二大的城市，仅次于北京。

2020 年，小洋在公司附近找房时发现，基本上好的房源都被自如、蛋壳等平台掌握，而通过这些平台租房，势必要提高一定成本。但对于刚来陌生城市的上班族来说，自己找房太耗费时间精力了。虽不情愿，他还是选择向大平台低了头，在高新区比较偏的位置花 1500 元租了间没有独卫的主卧。

那时，他渴望能搬进南三环以内的市中心，房租要 2200 元左右。看似只差了几百元，但是租房押一付二，要提前攒出押金和两个月的租金，那是他怎么努力都填不上的缺口。

在成都的生活很割裂。离开后，他这样回看自己在成都的一年时光。他工作、生活的高新区，“像奴隶区一样。外地人在这里赚钱，然后输血给南三环里面那些悠闲的老咖。” 成都给人的安逸印象，正是由这些老咖维持。

对此杨兮月也颇有感触。来成都打拼五年，她身边几乎没有本地同事和朋友。“本地人收房租的超级多。” 她说，她接触到的很多本地房东都是拆迁户，家里有好几套房，过着早上喝茶，中午打麻将的悠闲生活，和她以及她身边其他蓉漂宛如活在两个世界。

五年前，她花 500 元租了一个十平方左右的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房间没有窗，得自己开一扇面对走廊的窗子。现在，类似的房子的租金已经涨到了 1200 元左右。她说，她身边大部分大专毕业的朋友，都是拿着 2000 到 4000 的工资，房租却起码要 1000。很多人都撑不下去回老家了。

她觉得房子是立身之本。刚来成都时，她期望未来能在成都买套房。但这五年来，受形势影响，她换了好几份工作，工资基本没涨过，却眼瞅着小区外的房屋中介所挂着的房价牌从六千一平涨到了一万二。家庭也完全无法给予助力。她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不多的存款被她哥哥 “败完了”。男友是云南农村出身，父母只希望他们回县城安家。“总不能掏空六个人的钱包去买一个房子。” 认识到现实的严峻后，她也选择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