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论文，关于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

@游识猷：#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

👩‍🏭富士康的工人以女性为主，工人底薪为２１００ 元／ 月，工人每月加班８０－１０４ 小时后的收入约为３０００－３８００ 元，但当地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工资也可达到３５００ 元以上。富士康流水生产线的工作压力异常大，可如此低的工资为何依然吸引众多女性农民工加入其中？

👩‍🏭在地方政府引进富士康的内陆地区，普遍存在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只为获取职工保障的“熬社保”现象。
所谓“熬社保”，是指在Ｚ 市、成都、赣州等富士康入驻的内陆地区，普遍存在３０－４５ 岁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为了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累计缴满１５ 年养老保险，以实现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自立养老模式，长期坚持在富士康“熬年限”的劳动行为。

👩‍🏭
“熬社保”具有“两化”特征：一是在地化，“熬社保”对象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包括留守待业和返乡女性；二是性别化，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农民工“熬社保” 意愿更强、占比更高。

▍跨越制度区隔：从“城居保”迈向“职工保”

👩‍🏭城居保旨在防止低收入者陷入老年贫困，起着基础性保障作用；
职工保重在提供收入替代型养老金，具有改善性能效。
两种保类的价值差异，激起了农民工渴望迈向更高养老层次的心理。为此，进厂获取职工身份，坚持干满１５ 年，进阶享受较高层次的养老权益，实现对双轨区隔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跨越，构成女性农民工进厂务工的原动力。

👩‍🏭富士康由于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确认人身和经济从属关系；提供“五险一金”待遇，解决职工养老问题；规范工资发放形式和工资类型，并与非正式用工的临时性、缺乏保障性、不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图１），从而契合了大众对正式工作意义的确认，被广大劳动者称为“养老康”。

👩‍🏭“其他不说，富士康单从环保方面就很严，工厂环境整洁，一看就很正规。‘五险一金’都是正式工的标配，工资发放准时。你再看看周边搞机械加工的‘小黑厂’，都是又旧又破的小作坊，老板只当你是零工，动不动拖欠工资，有活就干，没活就停工，哪还指望给你交养老金。”（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ＤＪＸ）

👩‍🏭“你也看到，我们厂里大姐比较多，她们进厂时都三四十岁，去外面找工作没年轻人好找。可富士康不挑人，只要没到退休年龄，你在这干就给你包社保。好多大姐之前是没正式上过班的，你打零工还指望给你交社保？”（２０２００５０７ＣＺＺ）

👩‍🏭“同样是打工，那小地方的厂就没这个正规待遇。做熟不做生，我就劝我老公赶快从浙江回来，就在家门口挣社保。”（２０２００４１５ＧＤＪ）

👩‍🏭丁某从深圳富士康回到Ｚ 市富士康，更多出于对异地“熬社保”潜在不确定性的担忧，即个体跨省流动下异地社保能否实现有效转接。“我不可能一直在深圳，如果回老家了我的社保怎么办？不能带走那我不就白干了！ 大家都说反正在哪挣社保不是挣。老家现在也有富士康，趁现在来得及，还不如回家。家人、工作、退休养老都在那里的话，比在深圳挣社保来得稳当。”（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ＤＪＸ）

👩‍🏭她们需赶在５０ 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１５ 年社保的条件，这意味着３５ 岁年龄构成入厂“熬社保”的“枯荣线”，即３５ 岁前入厂大概率可实现“社保退休”自由，３５ 岁之后则面临“熬社保”失败的风险。

▍实现“自立养老”

👩‍🏭在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有限下，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正被解构，女性也越来越多直接参与赡养老人分工，抑或通过“社保退休”的自立养老方式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作为正式工，陈大姐已在富士康“熬”过６ 个年头，她有底薪、有社保，每月到手的工资近３５００ 元，３８ 岁的她正为实现养老自立而坚持。“我不是一个例外，我从没打算离开富士康，已经熬了八年多，身边很多工友跟我一样都在等干满１５ 年，我们都在‘熬’份社保给自己养老。现在孩子养家糊口压力大，大家都住城镇，老家也没地，回去也没法养老，以后还要在城里给孩子带娃，不得指着熬个社保给我们养老呀。”（２０２００４１５ＣＹＸ）

▍突破家庭化锁定：有效化解“家庭—工作”冲突

👩‍🏭留守女性在地化的“熬社保”劳动策略，兼顾“养家者”和“照护者”双重角色，有效化解了“家庭—工作”冲突。

👩‍🏭富士康女性农民工多来自周边乡镇、城郊村，居住地与工厂空间邻近，通勤时间较短，绝大部分女工出于照顾家庭需要申请住在家中。
富士康入驻之初，为尽快完成地理嵌入，以职工无条件响应生产为前提，允许本地成家女工沿厂区近距离居住。

👩‍🏭卫姐表示：“我从深圳回来上班就图一个离家近，可以每天工厂、家里两头跑。家里小孩马上要中考，靠打电话叫他认真学习不是办法，父母得有一方在身边照顾。我寻思着回来，能打工也能照顾小孩。再让我住宿舍里，一星期回一次家，那跟在外地打工就没区别了。”（２０２００３１６ＷＣＹ）

▍富士康：稳定了员工

👩‍🏭富士康精益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拆分细化了每道生产工序，长期简单重复、繁重紧张的工作，无限循环的“活儿要轻巧、手头要有劲、眼头要提亮、判断要精准”等口训鞭挞，对劳动者身心形成磨蚀消耗。年轻女工也因不愿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高频流动。

因此，对富士康来说，员工的稳定性与忠诚度构成破解高流失率问题的关键。

👩‍🏭女工安姐４３ 岁，初中文凭的她踩着３５ 岁年龄线进厂，２０２０ 年已是她在流水线“熬社保”的第八个年头。当被问及如何面试进入富士康时，她回忆道：“车间工人进出就像流水，男工一般选择在下半年进厂，干个半年赚一把就走人。因为下半年订单量大、加班多、来钱快。可全是零工肯定不行，也需要养一批长工做长单，所以主管喜欢稳定工。以前面试官考我为什么进富士康，我说我这个年龄了，结婚、生子、买房都在这地方完成，我还能去哪里，就在这不走了。”（２０２３０５１６ＬＡ）

👩‍🏭相较流动性显著且追求高收益的男性农民工，本地已婚女性兼顾留守和实现社保退休的定位，使得该群体更具稳定性，这也契合富士康以本地化用工调控员工流失率的需求。

▍实现主体性建构：“熬社保” 行为的厂外意义赋予

👩‍🏭个体“熬社保”过程即劳动过程，劳动创造收益改变女性家庭经济地位，促进家庭内话语权结构调整。
在传统文化规范中，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使其自觉让渡了部分话语权，形成以“夫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为特征的夫妻关系格局。
然而，随着女性进厂务工走向经济独立和养老自立，承担起养家糊口者和照顾者双重角色，其家庭地位和话语效力得到增强。

👩‍🏭女性农民工高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属性增强了个体经济独立性。
一方面，女性逐步摆脱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借助“社保退休”可实现一定程度养老自立。
刘姐表示：“以前说养儿防老，怕的是老了没钱生活，只能靠孩子。如果有养老金保障，退休后大概每月可以领２０００ 元。钱虽不多但也够，这方面顾虑至少减一半。”（２０２００５０４ＬＤＪ）

👩‍🏭另一方面，经济独立增强女性与父权家庭讨价还价的底气和能力。
过往，女性因照顾家庭投入大量无酬劳动时间，而男性则以有酬劳动占据主动地位，掌握着对家庭的控制权。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家庭创收主体，并对家庭收入来源结构进行重塑，男性家庭化控制的基础也得到动摇。
“能赚钱腰杆子就硬。以前是我花钱遭人嫌，现在是我赚钱给人花，公公婆婆就不会哀叹‘坐吃山空’。有钱做事就好商量些，老人家也愿意帮忙带小孩、做家务，下班回来还给你热菜热饭。”（２０２００４２１ＷＨ）

👩‍🏭经济独立促成留守女工从“看家人”向“当家人”转变，凸显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男性农民工流动的打零工模式，导致其长期缺位于家庭生活性事务，使得女性当家更加普遍。
女性当家不仅掌握家庭收支分配权，也主导家庭事务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特别在家庭消费、子代教育、人情往来等方面起着决定作用。
“我现在不仅工作还当家，所有大小事都由我操办。亲戚朋友、村里街坊红白喜事都直接叫我，基本上我决定好，有空了打电话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２０２００３１６ＬＸＹ）

▍“熬社保”实现关系网络拓展。

👩‍🏭富士康生产车间好似一个交友平台，女工在厂线待得越久，结识的人越多，彼此关系越好，越能对“熬社保”的经历产生共情。

小慧表示：“熬了这么久厂线，朋友也慢慢多起来，生活圈子不像过去只绕着老人、小孩转。现在一到周末，我们就拉上吝姐、小洁一起，去文眉、做发型、逛街一个也没落下。赚钱就是为了花钱嘛！”（２０２００４２１ＷＨ）

小洁补充道：“我们在做美容项目的时候，会聊工友们的八卦、互相吐槽、说说家里情况，有说有笑，主要就是解乏放松。”（２０２００４０８ＭＸＪ）

女工间共同的“打螺丝”经历和高强度劳动引致的痛感体验，构成其构建彼此信任和“自来熟”的纽带。车间外的生活互动与娱乐，也将女性农民工社交范围从过往的姻亲、宗亲、邻居拓展到线友、工友、线长等，并以多样化的休闲交往方式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社交圈。

👩‍🏭区别过往以男性为中心确立的父系亲属关系网络，拥有独立社交圈和朋友圈的女工，也尝试将自己经营的人际关系网带入家庭关系圈中。

Ｚ 市厂区品质安全监督部门（ＩＱＣ）主要负责出货产品的质量检测。
老员工何姐的侄子是大学学历，想应聘该部门，但受年龄限制在简历筛选环节被淘汰。家人先是想方设法争取机会无果，最后何姐在与线长闲聊中提及此事，线长通过课长联系到专理，在专理协调下，经人事综合考察，给予了内推机会（２０２３０１２６ＨＭＳ）。

▍自我价值确认

👩‍🏭传统父权制下的农村社会，女性全部价值主要通过“母职”“妻职”角色的成功扮演来实现，并依赖家庭关系中男性的成就和社会评价来完成。现今，女性经济独立引致自我价值确认意识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判定更多纳入是否拥有正式稳定工作、是否能够独立养老及对家庭经济贡献等指标。

👩‍🏭“９０ 后”的刘某是一位单身妈妈，造成其与前夫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在于二人对“母职”角色认同上产生分歧。
刘某在孩子一周岁后，出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考量，十分渴望抓住富士康招正式工机会重返职场，而公婆则认为儿媳当下就该留守家中全职照顾家庭。
但刘某认为，随着自身年龄与社会脱轨时间同步增长，全职照顾家庭常让自己陷于精神内耗，这无疑不利于孩子人格的塑造。在她看来，成功的母职确认标准不该是传统的全职陪伴，而是父母自身给予孩子成长的正向影响。
“我更想，等娃儿长大后被问到你妈妈在做什么工作时，儿子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回答说，我妈妈在某大厂上班，有正式工作，也有‘五险一金’。这样，我认为是有意义的。”（２０２００４１６ＷＸＰ）

对刘某而言，成功的“母职”“妻职”角色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家庭中的男性依据传统伦理做出的评定，更多在于个体是否拥有一份正式体面的工作、稳定支撑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对孩子成长的引导。

👩‍🏭从现实意义来看，我们应重视“从工厂透视社会”。
首先，“熬社保”作为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的实现方式，实质是女工陷于“被剥削”与“失业”两难困境的策略性选择。这种选择使得女性农民工既要应对全球化生产网络下的劳动重压，又要承受再生产领域的家庭重担，该劳动情境下，其劳工权益保障问题更显突出而重要。
为此，应推动国际劳工标准在中国的适用，深化对“熬社保”女性劳工的赋权行动，切实从工资待遇、情感关怀、权益维护等方面提升其获得感，使其能在生产过程实现主体性建构和劳动价值的再生产。

👩‍🏭其次，应关注制度性梗阻对女性跨区域“熬社保”的制约。实践中，异地社保转接受各地政策差异、利益博弈、信息系统滞后等影响，存在返乡人员社保关系转不进、续不上以及养老金缩水等问题，这对女工的流动性和择业自主性形成制约。基于此，应完善全国统一养老金转接办法，着力破除制度性梗阻，为实现社保转接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创造条件。

黄岩,王彬彬,吉文婷.“熬社保”：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J].妇女研究论丛,2023(05):8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