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为什么美国连赢了3次？

翻开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美国凭借经济上的追赶和超越，连续三次击败了战略对手。

早期，英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两国光热战就打了两次，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超越了英国；进入二十世纪，美国靠经济体量和盟友帮助击败了德国和日本，顺便从老欧洲手上接下全球主导权；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最强对手苏联，但克里姆林宫飘落的旗帜最终变成了一张裹尸布。

美国的成功，有人归因于地理和资源禀赋，有人归因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人归因于地缘政治运气和移民注入，也有人归因于美国的所谓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这一玄学词汇由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记者 John L. O’Sullivan 在 1845 年提出，本质上号召大家甭费劲分析，信就完事了。

“昭昭天命” 宣传画，John Gast, 1872

美国经济的成功，决定了战略的成功，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全球三次工业革命，是帮助美国 “三连胜” 的核心因素。

所谓 “工业革命”，叫做产业革命可能更合适，其背后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技术浪潮：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动力技术所推动，美国是 “追赶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由电力和内燃机等技术牵引，美国是 “并进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引擎是芯片和软件等信息技术，美国是 “领先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于 18 世纪 60 年代，此时美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当曼彻斯特的天空已经塞满了滚滚煤烟时，美国人还在西进的大篷车上一路吃土，但在独立战争后，美国对英国技术进行系统性的引进和模仿，虽然后者以封锁应对，但最后没有成功。到 1870 年，美国经济总量虽然没追上英国，但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英国的 76%[2]。

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于 19 世纪下半叶，核心驱动力是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其大部分专利都诞生于欧洲，尤其是英、德两国。美国在结束了南北战争后大力发展这两项技术，在 1900 年后更是加速电气化。到 1940 年代，美国制造业产能已经超越了整个欧洲，在随后二战中，美国工厂每 10 分钟下线一架 B17 轰炸机，凭借工业体量碾碎了日本和德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启动于 1950 年代，又称信息革命。从晶体管到 PC 机，从数字通信到互联网，美国几乎引领了所有创新，在这个过程里欧洲和日韩逐渐掉队，只保留部分领域的竞争力，而最大战略对手苏联则全面落后，最终影响到了生产率和军事实力。1991 年，美国用一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海湾战争，向崩溃前夜的红色巨人集中展现了这种差距。

海湾战争美军展示了全方位的信息化能力，1991

恰好在美国跟新战略对手中国博弈之际，OpenAI 的一声炮响，给人类送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ChatGPT 诞生后，全球精英阶层大概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形成共识：AGI 技术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共识不一定 100% 正确，但从过去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定爆发，美国一定会充分利用这款 “新武器”，协助其完成战略目的。

而在此之前，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已经追赶美国几十年，并定义了一个合格的 “追赶者” 标准：把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 “吃干榨净”，在当前一轮科技革命中 “紧跟死咬”。

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电力和电器等制造业部门，中国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和几乎最强；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互联网、数字通信、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中国做到了紧跟死咬，即使最短板的集成电路，中国也在疯狂补课。

但 AGI 技术的出现，这给这场科技竞赛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可以说，历史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既做过 “追赶国”，也做过 “打压国”，它会从历史的档案馆里找寻出哪些手段？而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新变化？

我们将用「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的系列文章来进行阐述，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分别是：

1. 超越的轨迹：技术革命如何帮美国实现三连胜？

2. 隔海的双峰：信息革命中美各自攒下多少家底？

3. 再战五十年：美国如何行动，中国又如何应对？

本篇文章将聚焦第一个问题。

01

在 1789 年建国之后，困扰美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追赶英国，而是 —— 要不要追赶英国。

这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当时的确如此。当时的美国分成两派，一派以开国元勋、《独立宣言》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提倡 “以德治国”，他认为效仿英国发展制造业，会引发 “道德败坏”，所以一度想把美国建成一个 “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始朴素、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

另一派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他构思了一个工业化社会：设立中央银行、建设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发展制造业、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 —— 按照当代网友的定义，汉密尔顿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 “工业党”，可以说是美国两百多年国运最重要的缔造者。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

两人在美国都是神仙级的地位，但私底下都一言难尽：杰斐逊提倡自由平等，但却是一位拥有 600 多名奴隶的种植园主，不但跟黑人女奴私通生子，还常常公开拍卖奴隶还债；汉密尔顿则性格冲动，因为政见不同向副总统伯尔发起决斗挑战，他抢先开枪，但由于枪法奇烂，反而被副总统一枪击毙。

汉密尔顿虽然死的荒诞，但在他死之前，他已经目睹了 “工业党” 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

谁不想过上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生活呢？政府羡慕工业化带来的财政和税收、军队渴望流水线生产的精良武器、商人梦想着靠工业品来大发横财…… 除了美国农民不羡慕英国的底层群众（英国煤矿工人平均寿命仅有 29 岁），其他所有阶层都被 “富国强兵” 的前景所吸引，站在汉密尔顿一边。

杰斐逊的路线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当时拥有广袤的 “闲置” 土地，靠农业的确能让国民过上好日子（印第安人除外）。但工业的诱惑显然更大，甚至杰斐逊本人也逐渐赞同。在后来的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中，杰斐逊利用汉密尔顿建立的国家信用体系，融资 1500 万美元，向法国买下了 214 万平方公里土地。

美国早期工业的化的路线图，基本上遵循汉密尔顿在 1791 年出台的《制造业报告》，其中有三个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奖励或补贴；二是用关税等贸易管制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海外的人才和技术。简单总结就是：产业靠补贴，贸易靠保护，技术靠模仿，人才靠引进。

这些写在脸上的野心，自然绕不开占据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英国。英国人对此严防死守，比如当时纺织业作为当时的 “新质生产力”，被英国严密封锁：所有纺织业熟练工人一律不准离开英国、前往北美的乘客被禁止携带图纸和零件，而窃取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就会被判处 12 年监禁甚至死刑。

作为一个 “追赶国”，美国如何破局？简单说就是：它把日后指责别的国家做的事情，都做了一遍。

美国早期利用工农业 “剪刀差”，一边出口木材、毛皮、烟草、粮食等农产品，一边从 “世界工厂” 英国进口工业品，中间通过高额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补贴本国制造业，而得到鼓励的工厂主则热衷于模仿、抄袭甚至逆向工程英国的先进技术，这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业间谍。

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 “美国工业革命之父” 的萨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他 14 岁就在英国一家棉纺厂当学徒，熟悉从机械到工艺的所有秘密。在读到美国正在招募纺织专家的广告后，他伪装成农民，把纺织从业证书缝进了外套内衬，躲过了皇家海军的搜查，成功地抵达美国，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纺织工厂。

萨缪尔・斯莱特的纺织工厂

斯莱特最后在英国老家，喜提了 “叛徒斯莱特” 的荣誉称号，但对他来说这不重要 —— 他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了 13 家工厂的亿万富翁。这种财富示范效应足够强大，以至于无数人前仆后继地把英国制造业的机密 —— 如冶金技术、纺织技术和化工和冶炼技术 —— 带着横渡大西洋。

当时全美国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1831 年，写过《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他感叹道：“整个社会就是一家工厂。” 而《专利法》的出台更是鼓励了全民搞创造发明，马克・吐温发明了自粘便签薄，卖出 25000 多本；总统林肯也在业余时间发明了用来增强船只浮力的装置，以及一种不怎么好用的 “蒸汽犁”。

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里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轮廓：

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父亲是一名铁匠，叔叔是一名的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儿都会干，然后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 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方法：手枪、加农炮、锅炉、引擎，任何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我都学了。

美国当时的社会景象，用一个当代人熟悉的词来形容就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就这样，美国经济迅速支棱了起来。从 1800 年到 1850 年，美国的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3.7%；同时人口也迅速扩张，1790 年，美国的人口总数为 390 万，到 1860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 3150 万 —— 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 4 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 6 倍。

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疯狂追赶 100 年，肯定能超越老东家英国了吧？可惜并没有。

美国在 1776 年建国时 GDP 大约是英国的三分之一，经过一百年的追赶，到 1870 年代 GDP 总量仍然没有超过英国，人均产出也只有英国的 76%。相比之下，中国 GDP 在 2002 年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但到 2010 年就追上了。

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存在。凭借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降维打击，全球 200 多个国家最后只剩 22 个没有被英国入侵过，英国在 19 世纪的殖民地横跨 3367 万平方米，占到全球陆地面积 1/4，统治 4～5 亿人口。在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上，英国也能一直压制美国。

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也离不开英国的 “外循环”。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曾提出：美国早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核心来自英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棉花。具体就是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商向英国出口棉花，占美国出口总值的 50%，然后把赚来的外汇，向东北部购买工业品，向西部购买农产品，拉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政府也严重依赖这种 “外循环”。一个例子是：1812 年英美之间爆发二次战争，美国对英国的工业品实施禁运，结果非但没撼动英国分毫，自己的关税收入反倒被重创，联邦财政入不敷出，到 1814 年美国政府就出现了违约，军饷都发不出，最后靠在国际上举债才撑了下去。

因此美国要想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到了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终于等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中三个新事物帮助完成了美国崛起的最后一步，那就是：电力、钢铁和内燃机。

02

今天，爱迪生的灯泡、卡耐基的钢铁、亨利福特的 T 型车世人皆知，但电力、钢铁和内燃机这些技术其实都诞生于欧洲，而非美国。

在电力领域，英国人焦耳（James Joule）奠定了机械和电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意大利人伏打（Alessandro Volta）发明了电池，另一个英国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则于 1831 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法国人皮克西（Hippolyte Pixii）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

在内燃机领域，英国、法国和德国主导了早期几乎所有的发明，德国人卡尔・本茨（Karl Benz）在 1879 年最后一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油内燃机，并在 1885 年推出装有内燃机的现代汽车；1889 年，使用木头轮子的奔驰 Model 3（就是这个名字）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现代汽车的时代由此开启。

在钢铁领域，1856 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了转炉炼钢技术，随后德国工程师西门子（Carl Siemens）发明了另一种蓄热炉工艺，然后被法国人马丁（Pierre-Émile Martin）改进投入规模化生产，这就是著名的 “西门子 - 马丁” 工艺，即统治钢铁行业上百年的平炉炼钢法，人类进入廉价钢铁时代。

欧洲贡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多数基础创新，但最后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大的果实却被美国人摘得。

以钢铁行业为例，1870 年，美国钢铁产能只有 38 万吨钢铁左右，但美国企业从一开始就积极引入欧洲最先进的冶炼方法，并敢于上产能，规模迅速做大，克利夫兰、伯利恒、芝加哥、匹兹堡等都成为著名的 “钢城”。到 1913 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 2840 万吨，已经超过欧洲总和，占全球份额 48%。

1900 年的匹兹堡，John Stobart

汽车行业也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汽车工业伴随着内燃机一一同诞生，奔驰、标致、戴姆勒等欧洲公司占尽先发优势。但要论大规模生产制造，福特、通用等后起之秀更加擅长。到了 1920 年，美国已经生产了接近全球 90% 的汽车，平均每 5.3 个美国人就拥有一辆车，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平均每 44 人才拥有一辆汽车，远远落后于美国。

电力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在电力领域也拥有一大批如爱迪生、威斯丁豪斯、特斯拉（塞尔维亚移民）等科学家和发明家，但相比欧洲，美国更擅长两件事：一是把新技术转化成消费品，白炽灯、冰箱、空调等大众电力应用都发源于美国，并催生了 GE、西屋、开利空调等电器巨头公司。

另一件事，则是美国更擅长把电力技术运用到工厂中去，大幅提升制造业效率。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动力源是蒸汽机或者水力，动力通过复杂的皮带、转轴和滑轮系统来远距离传输，驱动一台台机器。但进入到电力时代后，每一台机器都可以安装功率不同的电动机，工厂的复杂度降低了不少，生产环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员工连 “请病假都减少了”。

蒸汽机驱动的工厂，需要大量皮带和滑轮

在 1900 年之前，美国制造业电气化改造速度不高，但在 1900 年之后，随着交流电的成熟和普及，美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电网和发电厂。从 1902 年到 1929 年美国人均发电量增长 11 倍，同时电价下跌 80%，由电力驱动的工厂从 5%，飙升到 1939 年的 90%—— 工厂使用电的比例，甚至高于家庭使用电的比例。

电力、钢铁、汽车、铁路、石油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无一例外都有着极强的 “规模效应” 属性 —— 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凭借着对这些新技术的疯狂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效率打遍全球无敌手。结果就是：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占比从 1870 年的 23.3%，提升到了 1910 年的 35.3%，而同期的英国占比则从 31.8% 降至 14.7%。

几乎是同样市场经济制度，英国为何丢掉了先发优势，最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

欧美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一个世纪，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英国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荣光，存量工业资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顽固，拥抱新技术的力度远不如美国，既固守在旧的「煤炭 - 蒸汽」技术路线上，也没有把发展重点从纺织、煤炭等旧产业，升级到汽车、电气、化工等新兴产业上。

比如 1865 年，英国的马车制造商们联合在一起，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规定每一辆汽车至少要有 3 个人驾驶，其中一个人要在车前方 50 米处挥动红旗，给车开路。这部荒谬绝伦的 “红旗法案” 严重阻碍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居然硬是实行了三十年，直到 1895 年才被废除。

有意思的是，美国最大的马车制造商 —— 杜兰特 - 多特公司，老板杜兰特（William Durant）在意识到汽车的大趋势后，果断从造马车转型到造汽车，先是接管了陷入困境的别克公司，然后又创办了通用汽车，接着又收购了凯迪拉克，最后还联合创办了雪佛兰…… 全美汽车品牌 IP 一多半都跟他有关系，堪称产业领域 “革自己的命” 第一人。

在电力技术的使用上，英国更是落后美国一大截。

电动机相比蒸汽机，优点太多，因此美国迅速用电力来改造工厂。典型的如福特 1908 年在密歇根州建设的高地公园工厂（Highland Park Ford Plant），自建发电厂，车间装满电动机，“能用电的地方一律用电”，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这一座工厂的年产量，超过美国其他汽车公司的总和还多。

福特 Highland Park 超级工厂

与之相比，英国的工厂仍然塞满了各式蒸汽机，不是他们不想拥抱电力，而是英国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讽刺的是，尽管英国当时是全球资本最充裕的国家，但投向海外殖民地的回报率更高，肥水只流外人田，对国内投资反而不足，而电力、钢铁、汽车和化工又恰恰是 “规模经济” 型产业。

英国经济学家 Leslie Hannah 在几十年后痛心疾首地总结英国当时的落后：

“在 1914 年，英国最大的三家制造业公司都是外资企业：排第一英国西屋电气，是美国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汤姆森 — 休斯敦公司，是美国 GE 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门子兄弟公司，则是德国西门子的分公司 —— 德国西门子雇佣超过 80000 名工人，但没有一家英国制造业企业人数超过 1 万。”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一次英国之行后写道：“旧时的国家用蜗牛的速度缓慢爬行，新生的共和国以铁路快车的速度极速奔驰。”

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电气化做的比英国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尤其是德国，它也同样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追赶窗口，工业实力在一战前就超过了英国，一战后虽然被协约国强行拆家，但纳粹上台后再次暴产能，钢铁、煤炭、铝、电力、汽车等产量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

但德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跟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工业巨无霸死磕（这两大工业国又恰好是资源国），最后所有的积累都变成波音 B-17 轰炸机下的废墟，日本的结局也是一样。在 1945 年之后，无论是战略对手还是地缘盟友，美国产业的所有对手都被扫清，牌桌上只剩下了一个苏联。

历史总是饱含韵味：在冷战铁幕拉开的两年后，世界上第一根晶体管在贝尔实验室被点亮了。

03

1976 年 9 月，一架苏联米格 - 25 战斗机叛逃，从海参崴起飞后，强行降落在了日本函馆机场。

米格 - 25 绰号 “狐蝠”，是当时世界上飞的最高、速度最快的战斗机，专门用来截击美军轰炸机。因此这次叛逃事件让西方阵营大喜过望，美军第一时间就将飞机大卸八块，拆解研究，但让他们惊讶的是：翻遍米格 - 25 所有角落，都找不到一枚晶体管，只有大量陈旧的真空电子管。

降落在日本的米格 25，1976 年

米格 - 25 航电的落后，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苏联在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工业上的严重滞后。这种滞后除了军事领域之外，还体现在民用方面，一个案例就是苏联产的电子管彩电，跟西方的产品相比体积大，发热猛，冬天还能当暖气用，以至连小偷都嫌弃，从来不偷电视机（也搬不动）。

苏联似乎点错了科技树，但倒回到冷战开始的 1950 年代，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1957 年 10 月，苏联平地一声惊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尼克 1 号”，让全体美国人感受了一把震撼、沮丧和信心低落，史称 “斯普特尼克危机”。美国决策层从那会儿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让商业公司来背科技探索的挑子，以后只会更频繁地被苏联骑脸输出。

最后，美国形成了一套左右组合的拳法：左手拳，是政府积极介入前沿科技的探索中，成立各类国家层面的基金和组织，真金白银给钱，并牵头搞类似阿波罗计划这样的超级工程；右手拳，是继续高举资本主义的旗帜，鼓励科技成果向消费市场转化，培育商业巨头，实现自我造血。

美国一记左勾拳，一记拳右勾拳，就靠这左右两路招式，在信息革命中战胜甚至碾压了苏联。

首先看 “左” 路的招式。1958 年，在苏联卫星上天满一年之后，美国成立了两家超级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DARPA），两家都拥有花不完的预算，前者专心搞航天，专攻能让人类走出地球的科技；后者的覆盖范围则更宽泛，发展一切能够捍卫美国霸权的技术。

在 DARPA 的官方简介中，是这样写的：

1958 年成立时，DARPA 的使命，是防止类似斯普特尼克发射的科技突破，因为这标志着苏联在太空领域打败了美国。今天，DARPA 的任务，仍然是防止美国遭受科技突破，同时也针对我们的敌人，创造科技突破。

DARPA 的口气不小，但赫赫战绩称得上它的野心。信息革命中的很多突破创新，如 GPS、气象卫星、语音界面、互联网、个人电脑、FinFET 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 DARPA 推动。《经济学人》曾赞誉它 “塑造了现代世界”，虽然有些夸张，但相比于它的资金投入额（占 GDP 大概 0.015%），DARPA 的确是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满分级答卷。

当然，金主远不止 DARPA 一家。在 1964 年，美国政府各类机构的研发投入加起来，占全美比例高达 67%，私营公司只有 30.8%。另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订单输血了一大批新技术，比如晶体管，最初的应用就是民兵洲际导弹。1962 年国防采购占晶体管销量的 100%，到到 1966 年这一比例仍然有 53%，帮贝尔实验室和德州仪器等公司赚回了研发成本。

即便在今天，美国遍地 VC，政府的角色也仍然没褪色。2020 年政府研发投入占总比例仍然高达 20%，受益企业众多，包括一批当红明星。比如英伟达 CUDA 的主导者伊恩・巴克，上学时就拿到了 DARPA 资助，研究用显卡制造超级计算机；而 SpaceX 的最早两次火箭发射（都失败了），也都由 DARPA 来买单，后来更是拿到 NASA 的巨额订单。

如果说 “左手拳” 的招式对苏联来说并不陌生，那么 “右手拳” 则是苏联模仿不来的死结。

技术→产品→公司→利润→财富，这个链条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中就这样自夸过：“美国人的天赋隐藏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能把伟大的发明做成用户方便使用的产品，其二是能让把新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成长壮大，其三是能用新的手段使企业经营获得成功。”

在利用技术来创富这一点上，不光是苏联没法跟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望尘莫及。爱迪生曾经锐评过欧洲的同行们：“你看那些德国的老教授们，只要每天能吃上黑面包，喝上黑啤酒，就能心满意足地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蜜蜂制造的噪音，我们可不能像他们那样活着！”

从 1945 年第一枚晶体管诞生开始，信息革命先后掀起了 10 次产业创新浪潮，分别是：晶体管 / 集成电路、大型机、PC 机、企业软件、数字通信、互联网、云计算、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 这些创新几乎全部源起于美国，而且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伴随诞生了新的商业巨头。

比如集成电路，给美国带来了 Intel 和德州仪器；大型机浪潮，让 IBM 成为蓝色巨人；PC 机问世，诞生了苹果和微软；企业软件，Oracle 和 Adobe 成为千亿美金巨头；数字通信，帮助高通、思科和摩托罗拉屹立浪潮之巅；互联网，雅虎、亚马逊、Google 和脸书各领风骚十几年；智能手机，让苹果复活；人工智能，又让英伟达和 OpenAI 成为全球焦点。

每涌现一个科技巨头，美国科技 “国家队” 的名单上就多了一行，日复一日，实力越来越强。相比之下，苏联的科技 “国家队” 名单永远只有一行。

在 1980 年初，苏联科研人员总数高达 143 万，规模世界第一，纸面实力雄厚，研发也占到 GDP 的 4.7%，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大都在 2～3% 左右。但由于国内市场机制不足，海外市场被封锁，这些投入并没有孵化出自我造血的科技巨头，也是日复一日，科研投入逐渐变成财政的沉重负担。

商业公司的科研实力能比肩国家机器吗？我们可以拿大型机为例。

在 1960～70 年代，使用晶体管的大型计算机，成为象征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神器。在美国，主导这一浪潮的是 IBM。1960 年 IBM 立项 System/360 项目，为此征召 6 万员工，建设五座新工厂，被称为 “50 亿美金豪赌”，一问世便震撼业界，大获成功。到了 1966 年，IBM 员工超过 25 万人，净利润 10 亿美金，是当时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头号选手。

System/360 广告宣传照

而整个华约国家的计算机工业加起来，也比不过 IBM 一家。苏联在 60 年代干脆放弃自研，直接仿制 System/360，不仅硬件照搬，操作系统也逆向工程强抄，但最后花了无数财政资金，却是越仿制越落后，越落后越仿制，PC 机爆发后更是一落千里。到 1990 年，美国 15～20% 的家庭拥有计算机，总量上千万台，而苏联全国只有 20 万台电脑。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时用的手段，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全用上了，包括仿造、抄袭、技术间谍、国家法案、财政补贴、贸易保护、人才引进…… 但唯一缺的，就是市场。正如米塞斯说的：“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美国在面对苏联的追赶时，尤其是斯普尼克卫星和加加林刺激之后，果断学习了 “左手拳”，财政投入疯狂增长；但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却只是在加强 “左手拳”，无法学美国的 “右手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向苏联学习了 “计划”，苏联却向美国学不到 “市场”，最终导致信息领域的全面落后。

历史对待失败者是残酷的，苏联在信息时代能被世人记住的成就，只剩俄罗斯方块了，而这个诞生在 1985 年的游戏表达了一种隐喻：杀死你的，是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错误。

04

回到 1780 年，整个美国只有三台蒸汽机，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成了这个星球上科技最领先的国家。

这个历史只有几百年的新大陆帝国，做过 “追赶者”，也打压过 “追赶者”；有过 “直道领先”，也有过 “弯道超车”；有过自己不要脸的阶段，也有指责别人不要脸的时刻。所以面对下一个战略挑战者，美国对工具箱里的武器实在是太熟悉了：要么是它亲自用过的，要么是它曾经对抗过的。

似乎在每一次面对战略对手的关键时刻，技术革命总能给美国送来 “助攻”—— 当美国费力追赶英国时，内燃机和电力出现了；当德国和日本组成轴心时，美国恰好构筑完第二次工业革命里最庞大的产能；当苏联成为最强对手时，建立在硅基材料上的信息革命又几乎跟冷战同时拉开帷幕。

在 AGI 似乎要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首先，市场经济和商业公司，是制胜的关键

在每一轮技术浪潮的国家对决里，主力军团一直都是商业公司，而美国是最擅长培商业巨子的国家，它不仅做的比苏联好，还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好。因此作为追赶者，坚持市场经济是必选项，是所有 “0” 前面的那个 “1”，鼓励技术创富，让每一个靠创新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成为大众偶像，消除对一切破坏这种环境的因素，是唯一正确的路。

其次，政府要坚决投资科技，切勿有 “内疚感”

从历史上看，美国无论是扮演 “追赶者”、还是 “并进者” 还是 “领先者”，美国政府都在坚决地、果断地、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对科技的扶持中去，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而已。但美国在苏联倒台之后，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叙事，动辄就把外国政府补贴研发列为制裁事项。作为追赶者，要从历史的轮廓中看清楚这里面的算计，切勿陷入虚假叙事的窠臼。

第三，对潜在的技术革命，不能抱 “侥幸心理”

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被美国超越，除了国家本身天花板较小的原因外，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敢对存量资产开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现在 AGI 的突破尚未能得到完全的验证（业界预计 2025 年到 2027 年），但切勿抱侥幸心理。对这种影响国运的大趋势，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最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要坚持开放和学习

美国在追赶英国时，积极引进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美国在超越欧洲时，把大西洋对岸所有的技术都拿来消化吸收；美国在打压苏联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苏联的 “举国机制”。因此，中国要坚持向西方学习，越不让学越得学，正如任正非说的：“我们不能因美国打压我们，就不认为它不是老师，不向美国学习，这样会走向自闭。”

当然，上述经验能起作用的一个前提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本身需要具备战略实力。

中国的确错过了信息革命的前半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缩短差距，90 年代初华为等一批公司从通信领域开始紧跟，2000 年前后一批互联网公司崛起，之后历经二十多年的软硬件热潮，国内科技公司阵营不断壮大，虽然不敢说能与美国比肩，但至少也做到了没有掉队。

由于 AGI 浪潮本身就是信息革命第九次产业创新的延续和放大，国内科技产业在信息革命中的紧跟死咬，让中国攒下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和商业资产 —— 当美国人率先发现并驶向 “新大陆” 时，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能够迅速组建船队、紧随其后的国家。

而当 OpenAI 启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防杠：目前的确尚未 100% 确定），中国的任务和目标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需要在 AGI 技术领域再一次做到 “紧跟死咬”，并避免在 “换挡” 的关键时刻让对手对自己产生 “技术代差”。而毫无疑问，美国也会充分利用 AGI 这一技术武器，这一点，从国会议员们对 Sam Altman 满脸宠溺的表情中，就可见一斑。

在了解美国会如何行动，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两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 “纸面实力” 究竟如何 —— 这是下一篇文章需要回答的问题。

来源：饭统戴老板 微信号：worldof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