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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上帝终究没有忘了他……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这位传奇老人头衔太多:他是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是经济学家,也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还是“汉语拼音之父”。

有人这样总结,50岁以前他一手教育一手经济,身为一个帮助共产党汇款的银行家,曾经上过“建丰同志”(蒋经国)的黑名单;50岁以后被周恩来钦点参与文字改革,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研究、制定者之一;而85岁离开办公室后,他蜗居9平方米的小书房,却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启蒙思想家”。

这个曾“被上帝遗忘”的老人在百岁之后仍在出书,仍然以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精神,关注世界、不辍思考。没有谁的生日,如他这样被人惦记,他的一生是如此丰富多彩,像活了别人的几辈子。周氏有光,是人们心中的一盏明灯。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路艳霞 摄

​​汉语拼音之父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老,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或许就是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为无数人解决了识字阶段最初的烦恼。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开始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周有光曾这样回忆道,“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这个方案最终在1958年正式公布。 

回想往事,他调侃:“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但他认为,这三年的时间是值得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此后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一个世纪的风云

百岁有余,周有光的一双眼睛看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的六十余年,他也因此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倏忽而去,而他身边围绕过的那些人,都曾是风云时代里的光辉。 

青年时的周有光

在他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

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家曾是安徽望族,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人物。而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是民国初年的富商,深受新思想影响。“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姐妹四人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合肥四姐妹”美名远播。叶圣陶曾经这样评价:“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合肥四姐妹合影(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图片来源:京华时报

​ 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个幸运的人。张允和热情奔放,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两人热恋之后,到了该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踌躇起来。张家是大户人家,张允和是货真价实的名门闺秀,而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于是,他们最终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1930年的张允和。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 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允和的三妹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执著地写情书给她。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我顽固地不爱他!”不过,在张允和等人的“助攻”下,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著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周有光和沈从文也成为连襟。

1946年,三连襟在上海(左起:顾传、沈从文、周有光)。图片来源:人民网

抗战期间,周有光工作在身,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逃到重庆。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在张允和的回忆中只有寥寥数语:“这种生死关头,有光又出差在外。命运为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可以想见,其身体及精神所受之苦,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一次周有光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战争也给周有光夫妇留下了一道终生难以弥合的伤痕。1941年,他们6岁的女儿小禾突发高烧,一个普通的阑尾炎终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很少写诗的周有光在小禾去世后,写了一首《祭坟》,最后的一段至今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周有光曾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是‘流水式’的恋爱”。他们的婚姻也相敬如宾。他回忆:“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小辈们笑他们两老无猜。

晚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图片来源:人民网

​ 2002年,张允和逝世。周有光将昔日二人喝茶举杯的几椅换成沙发,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

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 时至今日,那些故事中的人们大都成了历史书中一个个令人景仰的名字。而周有光,成为光阴中一个联结着历史的明证,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是如此鲜活,仿佛只要老先生还在,历史的痕迹就近得伸手便可触碰。

常有精彩之语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上帝终究没有忘了他……

寿过期颐之后,周有光老人仍保持着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探索精神,一秒钟也没有停止对世事的关注与思考。100岁,他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出版《拾贝集》;110岁,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思维犀利的他,口中出过不少金句。

他说,“如今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

他说:“年纪老了,思想不老。年纪越大,思想越新”。

他说,“不要谈我个人,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我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他说,“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

他还说,“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上帝似乎确实遗忘了他。而对于长寿,周有光有他的一番道理。

“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

“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 老先生仿照刘禹锡《陋室铭》,也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老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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