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中的眼泪——我国目前并没有开放代孕的基础

    这篇文章我会用小标题来点出每个部分的中心。这个话题现在参与者很多，带来的混乱和误会更多。那么我希望能以这篇文章解除一些对于此事的误读。在现阶段反对代孕诚然是大多数人都希望的结果，但是也必须以清晰的思路、正确的理解为前提。

到底什么是代孕？

我首先在文章最开头解释一下关于“代孕”的分类。真的要知道“代孕”对我国的利弊，就必须要从了解这个概念开始，而不是一味地妖魔化它。广义上说呢，代孕可以分为“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其两者的区别就在于：

    传统代孕指代的是直接用父亲的精子受精给另一个女性，从而孕育后代。现在这种代孕方式已经基本被淘汰了，但是一些落后地区依然存在；

而妊娠代孕则是提取父母双方的精子卵子在体外受精，培养成胚胎，再进入代孕者的子宫中进行孕育，也就是说在妊娠代孕中，代孕母亲与孩子没有生物学上的关联性。

我把这个放在最前面说是因为很多人混淆了两者的概念，“代孕”不能简单地和“合理地外出找小三发生关系生娃”等同起来。现在的代孕基本上都是妊娠代孕了，然而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父母仅提供卵子、仅提供精子等种类。

到底删除的法案和人民日报的新闻有什么关联？

人民日报文《不孕不育成难题，代孕是否可放开》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占据了这两天的头版头条。而随之被带出的便是去年的这则新闻：

    “2015年12月27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 禁代孕 ”相关条款。”此前，计生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然而这条“删除”就被很多人误解为这是“开放代孕”的信号。同时，下图的那句“医生建议适当开放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也被理解成成了“代孕合法化”的信标。

​    但是其实，《计生法修正草案》中的这则法律法规并不是我国所有关于此类的法律规定。而且《计生法》中该条的删除并不会对下面这个法案产生影响。这个法案是什么呢？它就是前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个法案从2001年实行至今已经16年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所以大可以把之前《计生法修正草案》的删除当做一次重复的精简好了。再者，无论是执行部门还是法规明细来说，也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更贴近。因而，把删除《计生法》中的重复法案，延伸到“代孕合法化”，从而得出“会在全中国泛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但是人民日报的这次报道并不是很好的势头。至少这则报道表明了一种倾向——“代孕”合法化已经正式进入我们的眼帘。虽然暂时还只是“医生建议”，但是比起过去的绝口不提甚至打击代孕来说，无疑是一件坏事。我们真的到了该重视它的时候了。

代孕会不会产生一些灰色产业、例如绑架代孕；或是以代孕为幌子的性行业？

    现在有没有人绑架、恐吓女性去代孕？答案是几乎没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高度精神压力与情绪压抑的情况下，流产率是成倍翻的。如果单纯为了怀孕而去绑架进行代孕赚钱，不但风险巨大成本极高而且得不偿失，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至于以代孕为名的合法卖淫来说，性服务行业是强调过程，而代孕是强调结果。如果说是借着“代孕” 的名义来进行一些违法性交易，那么这个也属于“需要打击新型卖淫”范畴，和代孕行业本身以及可能造成的问题并没有太大联系，这个一定要分清。

与其说会产生类似于强迫受孕这种几乎不可能的行业，还不如说代孕真正可能产生的灰色行业，就是当下潜藏在地下的代孕行业本身。

摘自网络。

​    上图是我找到的一些代孕公司的广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境外代孕公司也瞄准着我们国内的市场。然而，代孕的巨大问题更不只有是地下公司泛滥而已，具体问题在文章后部分中我会细说。

国际上关于代孕的法规：

开放商业代孕的印度、开放非商业代孕的澳洲、开放自愿代孕的英国哥伦比亚省，还有美国加州等地的法案略有不同，但是基本都遵循这么几个立法精神原则：

1、提供精子卵子的父母为养父母，代孕母亲为亲生母亲。而生母就是其法律上的监护人。

2、所以在代孕合同实施的时候，同时要签订一个“领养协议”，也就是说在孩子出生后，生母要主动“放弃”监护权利，而提供精子卵子的养父母继而立刻领养。

3、很多国家地区禁止“商业代孕”。例如澳洲和英国。比如自愿捐赠类的代孕在这些地方都是可接受的。

4、在代孕之前代孕母亲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产检，通常包括HIV，HTLV，乙型和丙型肝炎，淋病，衣原体，梅毒和巨细胞病毒等检测。以及使用子宫超声照影，宫腔镜或子宫输卵管造影进行检测，在代孕开始前有必要先要排除息肉，纤维瘤或粘连。

对于伦理上的处理，可以说他们采用了一种极其暧昧的方式。然而即便签订合同享有法律保护，却依然难以保证状况的稳定，详细案例我会在后面提及。

我国代孕市场现状如何？

    对于一个天然化的黑暗市场，通过普通的管理方式去打压，并不能阻止这个市场的存在，反而会让一些不法者愿意冒着更大的危险去赚取更多利益——这就是我国代孕市场的现状。

摘自于网易新闻。

目前网上关于我国代孕生育量的数据来源，基本都是这篇来源于华商报的文章，有兴趣的可以去按标题搜搜看。而这篇文章中的数据还是2014年之前的。如果联系到近年来不孕不育人数比例提升、人均收入增加，我们这几年代孕而产生的婴儿数量，绝对远超于1万名。​而且这个调查还只是算入了明面上的代孕公司，很多公司打着试管婴儿的旗号，其实就不过是经过包装的代孕公司，而他们却没有被统计进去。

英国《独立报》在2014年3月2日标题为“代孕出生日创历史新高”（Revealed: Surrogate births hit record high as couples flock abroad）的报道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内容，我精简着翻译下：

    在2008年，英国发生了第一起因代孕而产生的国际官司。当时英国当局判定，一对英国夫妇经由代孕生下的孩子，其合法父母为代孕者（一名乌克兰女性）。而负责该案的律师娜塔莉·甘贝尔是代孕诉讼方面的专家。其所在的法律公司（后我查到这家公司名为“NGA Law”），自2009年至2013年就在给71个英国的代孕案件提供法律建议。

    这些案件中，其中约三分之一与印度的代孕相关，另外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而其余来自乌克兰、格鲁吉亚、泰国，俄罗斯和中国。

摘自于独立报网站。

​     我之前提及《华商报》的那篇《统计称中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婴儿超过一万个》报道中有这么一个资料记录：

    “在一个叫做中美泰国际代孕机构的网站上，首页标注着东北、四川、武汉等全国各地的业务联系电话......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做性别筛选的话，手术费用一共是18万，加上一个代母的费用19万，一共是37万，医院联系费5万，一个初步筛查费是6万，一共是51万元。”

要知道，这笔巨额业务款，只是2014年左右的数据。

《参考消息》网在2014年8月4日有这么一则报道报道：“外媒称，在能看到这座城市雾霾笼罩的天际线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黄金来（音）向中国一些无儿无女的精英勾勒着他的提议：花24万美元就能拥有一个有你的DNA、性别任选、由一名受到悉心照料但处于控制下的农村妇女生育的婴儿。”

而其中摘取的纽约时报的叙述中称：“虽然中国禁止代孕，但这个地下市场正在迅速膨胀......多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分别表示，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它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

所以，即便国家不承认合法化，我国的代孕机构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市场与一条灰色的产业链。

我国对于代孕的管理缺乏带来的问题：

1、商业化代孕将会极大降低女性地位，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地位。无论合法不合法，目前看来，地下商业化代孕才是市场的常态。这无异于是利用女性先天的功能进行商品交易。 一旦代孕合法化，出租子宫合法化，是否就意味着出租性器官合法化？允许代孕相当于允许女性出租自己的身体获取利益——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不是很类似于某种违法行为？

2、代孕母亲的健康和权利很难保证。在地下下代孕产业中，代孕妈妈是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可言的，就是一件明码标价的的商品罢了。而她们的孕前产检，孕期护理都缺乏正规跟进，更不用说产后恢复了。哪怕在代孕过程结束后，代孕所得也并非是合法收入。再者，因缺乏照顾，很多职业代孕者都有习惯性流产的后遗症。而代孕这项技术本身目前也有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流产率高、比如怀孕后代孕者受感染率比自然怀孕的要高、比如无法控制胎儿的数量（代孕的多胞胎比例远高于自然怀孕）。

3、婴儿的权利一样难以保证。婴儿在这样一个地下产业链中，与代孕妈妈一样是一个商品而已。因为是地下产业，缺乏产检与产前护理，难免一些出生的宝宝带着先天疾病。而代孕者是根本无法决定婴儿的长相、与健康状态的。如果遇到了自己不满意的婴儿，供体夫妻万一拒绝接受、甚至抛弃，就会引发另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抛弃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于不被收取的婴儿代孕母亲身上。而宝宝何辜？

4、供体夫妻本身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说到这一点我就要举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一起轰动国际的代孕事件了。这起事件被称为“Baby-M事件”。

1985年，美国新泽西州的斯坦恩夫妇（丈夫叫 William Stern，妻子叫Elizabeth Stern，供体夫妇）因不能生育，与玛丽·贝斯·怀特海德（Mary Beth Whitehead，代孕者）通过不孕中心签署了代孕合同，约定孩子出生后随即由斯坦恩夫妇收养，而怀特海德终止作为母亲的一切权利。为此，斯坦恩夫妇先向怀特海德支付了1万美元的款项。

1986年3月27日，众望所归的Baby M出生。但是令人咋舌的剧情来了——怀特海德在生完宝宝以后顿起母性，苦求斯坦恩夫妇宽限一周让她和孩子再待一阵子，斯坦恩夫妇同意了。而仿佛顿悟了亲情的她，在一周后直接违背了与斯坦恩夫妇的合同， 同时威胁要是被逼急了就杀了孩子然后自杀，并带着Baby M直接失踪。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了防止被找到，怀特海德一路从新泽西州迁往佛罗里达州，居然先后更换了20次住所。

不过经过私家侦探的明查暗访，怀特海德与孩子终究被找了出来。在怀特海德的呼天抢地的哭声中，女婴Baby M被从她“母亲”怀里强行夺走。该案件最终闹至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该法院以“子女最佳利益说”为判决原则，最终判决Baby M的监护权属于斯坦恩，而怀特海德对Baby M享有完全的探望权利。

爸爸威廉·斯坦恩带着Baby M也就是梅丽莎·斯坦恩出门。

​     值得开心的是孩子总归是健康成长了，小女婴后来改名为梅丽莎·伊丽莎白·斯坦恩。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它所带来的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依旧在国际社会上被不断津津乐道着。

从上面几条，以及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代孕这件事情上，除了代孕公司能有利益以外，不论是代孕母亲，是婴儿，还是供体夫妻，都极有可能是赤裸裸的受害者。

至于代孕合法化——无论商业化与否，从国内外的代孕案例看来，还有太多太多的道德问题。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界定方式，现在有“血缘说”（供体父母）、“分娩说”（代孕母亲）、“子女最佳利益说”（根据哪边父母可以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来界定）、“合同说”（根据代孕合同直接界定）等等。

目前连开放代孕的国家都存在的法律、道德问题例如：如果供体夫妻突然不要婴儿让代孕者堕胎怎么办？婴儿如果有先天性疾病怎么办？如果婴儿的出生数量大于预期要求怎么办？代孕婴儿是否对代孕母亲有抚养义务？代孕婴儿是否有继承权？代孕婴儿与亲生子同时存在时，是否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代孕婴儿在成年后是否有知晓自己身世的权利？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胡诌的噱头，这些都是真实案例。而且，这还不算是全部。

    代孕合法化和商业代孕非法化在现在来说根本就是两个伪概念——因为乱像已经频发到了地下的商业代孕才是常态，而非商业代孕反而才是特例的地步。如果让这种不规范继续下去，这种混乱的市场所带来的损害，承受方可不只是供体和代孕双方而已，更是刚出生的孩子。 ​

代孕的本质

    代孕的本质就是为一些需要孩子，而又“无法生”或是“不想生”的家庭开了一个特权。

公民拥有生育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可公民拥有生育权，不能与公民拥有生育的能力划等号。代孕是否合理，说白了就是，是否应该让这些家庭的特权，优先于那些自愿的代孕者。无论是无偿代孕也好，商业代孕也罢，代孕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始终是：谁是合适的“劳动者”，他们又需要享有怎样的权利。

有人或许会问他们只是通过代孕而得到了一个正常家庭有的孩子呀？但能否拥有特权不是结果论，而是看过程。

供体家庭拥有了孩子皆大欢喜，然而付出十月怀胎代价的代孕者呢？她的权利需要如何进行保障？面对代孕这一事项来说，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孩子，单纯的金钱补助就足以表达一切吗？再比如上面所提及的道德呢？伦理呢？代孕妈妈是否可以探望儿童，是否该享受赡养？这些都还未界定。

下午讨论这个话题时基友的神评论，蛮有趣的，贴出来共赏。

代孕涉及的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极其复杂。人类的人口增长，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政体，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人口增长是指代正常的繁衍，并非是什么强迫生殖。现在“血脉延续”这词已经基本上彻底污名化了，似乎敢提就是某癌就是不考虑另一个性别的感受。而我本文中提到的人口增长，只是人类繁衍的一个正常现象而已。

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繁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但不管复杂到什么程度，无论是试管婴儿，是克隆人，是人造子宫，是无性别人类，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代孕，它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巨大的震荡。

放开一个新的方式容易，在几年内完善法律也很容易——但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与能够成型的接受度，却可能需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半世纪。

所以，开放代孕，是绝对要慎之又慎的事情。

    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而言，放开代孕并不合适。

为什么我国不适合放开代孕？

无论是从社会价值体系、伦理道德、公民素质、契约精神、法律意识、社会管理水平来说，对于放开代孕，我们都还没做好任何准备。

什么叫做好准备？简单来说就是想明白三件事情——

    第一：我们应该放开到什么程度合适？

    第二：我们的法律与社会体系是否成熟到，足以应对代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保障代孕这一事项，对现有的社会伦理体系与价值观不产生剧烈冲突？

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代孕是为了缓解这这那那问题。然而实际上，现阶段如果对代孕匆忙进行合法化，非但不会让二胎等问题迎刃而解，反而会产生更多更棘手的麻烦。

通过代孕合法化来解决生育率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生育率的问题，是“一些人没法生孩子”的问题吗？不。生育率问题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因为方方面面的社会现状导致的，比如性别、比如先前政策、比如社会经济发展。无以计数的人做过无数研究写过无数论文，尚且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又能有谁靠着一篇文章和建议，把生育率问题能用几个概念和解决办法来说清楚？

我举个例子，就像是上图中提到的。若说要让符合生育政策的人群拥有做父母的权利，连放开领养政策都比开放代孕来得有效。

    代孕不是解决人口出生率潜在问题的手段，更不是什么成人父母之美的方式。代孕收费昂贵，结果难以确定，而且缺乏成熟的法律监管与完善的社会保障——

    它反倒是解决这两个问题效率最低、成本最高、收效最少的办法。

    现在的代孕潜藏于地下，管理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我们认为某个东西不道德而管制起来，正是因为要与它天然且背德的需求作斗争，它不会消失，却只会因为无视与放任而变得更为地上更为嚣张。而某些事情一旦开始了放任，就会产生一系列无可抑制的后续。因而在文章最末尾我也想点出我这篇文章对于代孕的态度，那就是——

    当下盲目放开代孕并不合适，而且对于此类举措的谈论态度，再怎么严肃化与认真化都不为过。

    对于非法的地下代孕，例如私卖精卵子，提供代孕渠道等行为，需要严格打击。

    正是因为话题严肃认真，所以对于代孕这事情的讨论，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的发泄与干嚎。

    当整个社会的素质与契约精神可以提升到足够的地步时，或许有一天我们是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开放代孕的。但是就今时今日而言，盲目开放代孕只是提前把眼泪洒到了每一根试管里。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

作者：林小明Vash

来源：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72298410855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