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研究“小姐”近十年：你以为“小姐”最在乎的是钱？

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丁瑜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

丁瑜近照。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曾就读于香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等。2016年6月，她出版专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对话动机：

2014年2月，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后，东莞警方重拳出击涉黄场所，并引发全国性严打涉黄犯罪活动。如今已逾三年。

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学者丁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她们同吃同睡，在丁瑜的笔下，结论有点让人意外：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物质利益并非她们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

小姐、妈咪、大姐大

剥洋葱：为什么想到要研究“小姐”这个课题？

丁瑜：纯属偶然。在英国读硕士时，有一门课程要求分组做报告，我们小组被分到了娼妓问题。

查资料时，一位英国作者提到，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看起来权力很大，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时刻，但在资本主义环境里，她们是不太自由的。前半部分的论点，让我三观颠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群人还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权力。当时也会和宿舍同学讨论，她们有的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有的说应该合法化，然后抽税。我当时觉得挺新奇。到了申请香港大学博士时，想到了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剥洋葱：一个从没在10点以后回过家、只谈过两次校园恋爱的乖乖女，一个游走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间的性工作者群体，你们属于两个世界。

丁瑜：对。最开始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开题一年，我还没有开始做田野。一次月会上，导师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两个“小姐”开始你的观察，那你就不要做这个题目了。我当场就哭了，紧张又焦虑。

剥洋葱：怎么打开局面，并深入访谈了23位“小姐”？

丁瑜：被导师逼了，没有办法，只能去找，滚雪球的方式。先是深圳的一位记者朋友，带着我去找到一个站街女，这个女孩愿意和我聊；后来又通过香港那边导师的朋友认识了一位以前做过“小姐”和“妈咪”、有黑社会背景的“大姐大”。再通过她们去认识更多人。

和小姐住了大半年

剥洋葱：你曾打过小卡片电话，去找应召女郎？

丁瑜：那是在广州，我一个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女孩到了，我朋友躲进房间。女孩看到我有点懵。我解释，我是做研究的。她还是有点羞涩、尴尬。我问一堆问题，她只回答“嗯”、“是”、“哦”几个简单的字，这种奇特的场面持续了大约半小时。

后来，她看了我手里的访谈提纲，发现问题都很常规，比如家乡在哪里，在城市的生活什么样子。她明白了，我的目的很简单。态度就好一些了，局面打开了。

2011年前后，丁瑜在广州大沙地附近拍摄的发廊“小姐”。受访者供图。

剥洋葱：第一次走进夜总会是什么感觉？

丁瑜：深圳的记者朋友带我去的。楼梯上灯光红红的、暗暗的，一排穿着吊带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舞池，我看到有男人搂着女人跳舞，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那是第一次去夜总会。因为有人带着，我一点也不紧张、害怕。反而觉得比较新奇。

剥洋葱：在我们印象里，夜总会是离毒品、艾滋病比较近的地方，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

丁瑜：有。跟着“大姐大”，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我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说我是她的人，不要为难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也不会刁难我。导师说我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真有问题，也会有人罩着。

剥洋葱：为了贴近生活，还和两个“小姐”住过半年时间？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约出来吃饭。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是和别人合租。我当时二十五六岁，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她们也会看电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逛街买东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区别是作息。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换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 她们更愿被称“小姐”

剥洋葱：为什么你的研究结论说，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意被称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学术的名词，不是特别口语化。“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性这件事，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她们觉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小姐”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

剥洋葱：那她们怎么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惨，她们做“小姐”，能赚更多钱、更轻松，比女工好。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们对“小姐”这个身份，既觉得没什么，又觉得有什么。

剥洋葱：她们多数是自主选择还是被逼无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选择。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不做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

剥洋葱：她们更看重物质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写过，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剥洋葱：为什么说性资本才是她们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丁瑜：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她们会给自己投资，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以换取更好的报酬，或许并没有转行，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稳定。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

在丁瑜看来，“小姐”这个群体只是不同工作中的一种选择。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