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Lee
首先要明确的是：“严控人口规模”政策来自中央，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实际上，我认为京沪地方政府并不很欢迎这个政策。前任北京市长似乎就因为执行不力被调走。新市长上任以后，“赶人”力度陡然加大了。
京沪地方政府不欢迎这个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他们也看得到。这将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增加政府的税收，其他方面的好处也很多。领导者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区域实力雄厚、影响力大、形象高大上。
可见，从京沪等城市的角度来看，“严控人口规模”不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从局部看不好的政策，从全局来看，却可能是个好政策。军队打仗时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某团被集团军命令坚守阵地，为主力部队的机动赢得时间。从某团的角度来看，这个命令糟糕透了，简直可怕。这个团实际上被“弃子”了！但从集团军或者更高层次的角度来看，这个命令虽然令人遗憾，但为了赢得战争胜利，也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后来果真因此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好命令。
塔山阻击战，上甘岭战役，都是这种情况。
那么，从中央或者全国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推出“严控人口规模”政策呢？
有一本书《大国大城》，讨论城市化问题。好几个朋友推荐。前些日子，我找来看了。如果是两三年前，书中的内容，我会百分百同意。但今天，我就有不同意之处了。
《大国大城》从很多角度论述了人口集中产生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对这些分析，我都同意。我的问题是：大量人口集聚当然会有收益，但成本是什么？只有综合分析成本和收益，我们才能判断出超级大城市（两三千万人口以上）这种社会模式是好还是坏。
作者也谈到了大量人口聚集的成本。他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拥挤、污染、犯罪率高。作者逐一分析了这三个“城市病”，认为都可以靠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来解决，所以，根本不必因为担心这些“城市病”而人为压制城市人口数量。相反，应该放手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城市，让超级大城市更超级，以尽量激发出集聚效应。
作者对这三个“城市病”的分析，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还有更多更麻烦的“城市病”被作者忽略了。这些“城市病”的存在，让我对超级大城市这种模式很怀疑。
作者没有提到的京沪这种级别的超级大城市的“城市病”，包括：
一、政治安全问题
实际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历次革命、政治剧变都是从城市中开始爆发的。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过程是极罕见的反例。我们目睹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也都是从核心城市开始爆发的。
数千万人口，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其中很大比例是年轻人口。一旦出现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显而易见。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相信聚集五六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没问题。以五千万计算，如果失业率达到10%（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失业率比这高得多），就意味着三四百万没有工作的、对社会不满的、甚至情绪激动的年轻人在首都附近游荡。
以法国大革命来说，革命前巴黎高度集中了法国的人口、精英和各种资源。“巴黎就是法国”。结果，巴黎一地出现暴动，全国秩序很快崩溃。同时期的英国虽然整体城市化水平很高，但人口并没有高度集中到伦敦，而是相对均衡地散布在全国多个大中小城市中。英国社会结构因此安全稳定得多。
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明确指出了革命前巴黎的这种危险状况。据说托克维尔的书在决策层广为流传。他们多半也看到了这部分内容，因此制定了疏散超级大城市人口，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逐渐分隔开的政策，完全合乎逻辑，且可以说富有远见。
作为普通百姓的一员，我得承认，如果是为了政治安全，我可以接受这个政策。我可不愿意生活在革命或者政治剧变中。
二、低生育率问题
超级大城市毕竟空间有限，不可能容纳所有想来居住的人。直接结果就是房价高涨。世界各国的超级大城市都是这样。房价高涨以后，人们就只好减少居住面积，提高居住密度。但是，居住密度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愿望。
有人做过实验，把老鼠关在狭小的空间里。老鼠这种格外热爱繁衍生育的动物都主动减少了生育量。可见，在人口密集的超级大城市中，低生育率是个无解难题。
以现在的北京上海住房条件来说，能有一百平米左右的住宅，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住在一百平米的房子里，你愿意生几个孩子呢？我觉得顶多三个。而大多数人将只生一个，甚至完全不生。总体生育率只会大大低于自然更替水平。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开。之所以如此，其实主要是因为二孩政策已经满足了大部分人的生育愿望。大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没有那么强烈。
可见，从人口的再生产来说，超级大城市本身是个无法维持的体系。它必须持续地从外界引入人口，才能维持本身的高集聚生产体系。美国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此。美国可以从全世界吸收移民。中国则可以从全国吸收人口。日本这样的没有移民源的国家，就困难了。而这种困难，目前看完全没有解决办法。
你上午下单，快递下午就送到，这种集聚效应当然好。但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可持续的，还是昙花一现过把瘾就死？个人和企业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但国家政府却必须未雨绸缪，考虑这些长远问题，并早早布局，找到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只有增加人们的居住面积，降低人口密度。如果京沪聚集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神仙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疏散超级大城市的人口，转而发展城市群，才能既实现城市化，又避免过高的人口密度。
或许会因此损失一些集聚效应，快递可能要慢一两天。但这样的城市模式，是可持续的。
三、地区发展平衡问题
超级大城市在最基本的人口再生产上都不能做到可维持，必须从外部引入人口。京沪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实际上是在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吸引力，不停地从全国各地“掐尖儿”。各个地方最优秀的人才，都被吸引到京沪来。
从京沪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求之不得，乐不可支。但作为中央政府，却必须考虑全国各地的发展平衡。如果继续放任京沪对各地“薅羊毛”，结果只能是资源和优势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超级大城市，其余广大国土则发展停滞，甚至毫无指望。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本地优秀人才，都跑去京沪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我们必须考虑各地的协同发展和平衡发展。并且，中国还不是一般的大，而是特别大，解决这个问题也就特别困难，需要倾注更多的资源。
国家的人才、资源都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即使因此实现了超高的经济效率，也是不明智的。这将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长此以往，酿成国家分裂，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很多人反复强调一线二线城市以外地方的种种难以容忍之处，法治环境差，政府水平低，投资条件差，商业环境差等等。这些说法很可能都是真的。可是，问题在于，想改善这些弊端，终究还是要靠人。如果稍为优秀一点的人才都被吸引走，地方上成了负淘汰之势。问题的解决就更加遥遥无期甚至绝望了。
不要以为京沪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和我们依托广大国土、巨量人口、战略纵深分不开。如果为了追求局部的集聚效应和高速发展，而破坏乃至牺牲国家的整体结构，这将是最大的愚蠢。这已经不是因小失大了，简直就是国家治理上的犯罪和自残。
超级大城市的“城市病”还包括高度细化的分工对人们观念的破坏。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有相通之处。白左小清新反社会、反人类、反生产的思潮，都产生在超级大城市中，这绝非偶然。因此，有必要在分工细化程度、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是一味做大做强超级城市。
做到这个，不容易，但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任由种种反社会、反人类、反生产思潮滋生和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最严重、最根本的威胁。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国家会衰弱，社会会解体，被其他人群取而代之。
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现在我还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再说。
总之，“严控人口规模”这个政策说到底就是，你不能享有一个大国的种种便利和优势，却又不支付相应的成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只靠少数超级大城市就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必须保持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人才在超级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建设新的城市，当然，乡村也要建设。
这个过程听上去很悲剧，其实如果不煽情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大家都不离开文明繁荣的欧洲，哪里有今日的美国？以今天的美国来说，也不是人口都集中在几个超级大城市的市区中。NBA球星那样的高收入阶层，今日被交易，明天就打起背包去往另一个城市。
人口，尤其是优秀人口的全国均衡分布和广泛流动，恰恰是把各种优质服务——包括政府服务——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动力。美国的政府管理、商业服务水平，相比很多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要均衡得多，这正是大量美国人在国内频繁流动的结果。据统计，一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跨城市搬家好几次。美国的语言也因此更统一。美国各地也有方言，但都能互相听懂。
至于说这个政策是不是计划经济回潮。我觉得，到了今天，已经不必以是否是计划经济来评价某个政策了。中国今后还将有很多政府行政命令和对市场的干预。但是，就算是再多一些，中国也完全没有可能重建计划经济了。仅封闭国门一项，你认为已经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能做到吗？有必要为此而担心吗？
而不封闭国门，就不可能搞任何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然，计划经济还有很多其他条件。那玩意儿其实很难，能做到的国家，没几个。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条件，中国都已经永远地没有了。
既然如此，我看最好还是通过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来做出分析和评价，而不必以是否符合某种分类来做出评价。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政策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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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