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下岗潮，为何发生于90年代？

1998年，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有人问：“只不过？你从头再来一个我看看！”

1999年，黄宏演了个小品《打气儿》：“厂长特别器重我，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我不下岗谁下岗！”

有人问：“谁是主动要求下岗的？谁把下岗当光荣了？！”

下岗，是90年代的一件大事。

做梦也没想到的事

2006年，吉林大学一个团队走访了200多位东北下岗职工，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要求不高，能买米能买油，粗茶淡饭饿不死，就行了。”

“能实实在在给点钱就啥也不说了。”

“我们这儿好多是夫妻俩都下岗，孩子都像你们这么大都上学呢。我，晚上出去捡破烂去。白天出去捡怕人笑话，晚上出去……欠水费，卡我电。一天能卖五块钱的，够吃？够喝？还是够学费？”

“现在招工，一个月400到500块钱，真都不如低保，采暖啥的还能给你免了。农民工干这活行，他不用考虑采暖费，水电费，子女教育费……现在老板太黑，人有的是，400一个月你干不干？你不干，农民工干。就这价，农民工干也不容易。”

“现在吧，有门道不下岗，一个月好几千，咱这样一分钱没有，你有本事，有技术没有用，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爸厉害，你啥也不用干。“

1997年10月，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曾对南昌市下岗职工进行调查。500人中，45.7%月收入低于120元，大部分属于低收入人群。

1999年，一份对多地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

“（下岗工人）80% 一90% 是进人社会职业声望较低的传统零售、服务业,以及过去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苦脏累岗位或临时就业岗位。”

经过下岗潮的冲击，下岗职工对小孩的教育问题更加重视，他们不想子女重蹈覆辙，整天累死累活，非但挣不到什么钱，还受人白眼。

本世纪初期，高考人数连年增长，2008年超过1000万，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背后寄托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

虽然高校扩招了，可中国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何况省份之间还不公平，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要想有竞争力，还得买教辅、到老师家补课，这又是一笔开支，就算考到了，也不一定交得起学费。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冯兰瑞认为：如果再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失业率可能达到21.4%，一个惊人的数字。

下岗潮，是许多职工做梦都想不到的。

计划经济时代，能够成为国企职工，端铁饭碗，是数亿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一个人在国企上班，好比进了保险箱。

生病了，去职工医院就诊；子女长大了，去子弟学校读书；冬天天气冷，有职工澡堂；无聊了，厂里有电影院。干了几十年，身子骨不行了，退休后，子女可以继承父辈的职位，哪天驾鹤西去，单位还得派几个人，帮着料理后事。

工资不高，但福利很高，内部等级森严，排资论辈的现象比较普遍。因为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加之没有失业的危机，效率不高，人浮于事。

但要说工人阶级本性懒惰，那就有失偏颇了。本来按照约定，国家终身雇佣工人，中途不能辞退，可为什么还会发生下岗潮呢？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不好。

国企效益不佳

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

市场需求就这么多，但为了政绩，为了升官，许多地方领导盲目批项目，扩大产能，致使供给严重大于需求。

1996年，全国彩电生产能力3000万台，每年销售量不超过2000万台，电冰箱、汽车的生产能力也闲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潞安矿务局用世界银行贷款，建了常村煤矿，花了几十亿，1995年剪彩，到1996年底都没有开动过。产能过剩，加剧市场竞争，使许多国有企业生产闲置，员工无活可干。卖不出产品，自然就挣不到钱，企业的效益便大大降低了。

技术设备落后

建国初的、民国的，甚至晚清的设备依然在使用，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大部分利润上交国家，没有资金更新设备。

后来效益不好，负债沉重，工资都难发，设备就更难顾及了。因此，资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等问题便应运而生。

90年代，中国机床行业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国外70年代的，数控机床比例很低，不到10%。上海国有企业集中，曾是出口的主力，产品质量最好，可在90年代初也因为技术设备的落后，逐步处于劣势。

历史包袱沉重

到90年代末，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有三四十年的的历史了，时间一长，退休职工就多，他们的养老费用当然得单位出，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总不能嫌别人老，就弃之不顾吧。

还有之前提到的，企业办社会，要花钱供养非经营人员，还有医院、学校、电影院等机构，这又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据当时的调查表明，国企非经营费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40%。高福利，背后是高支出，在工厂效益不佳的时候，无形中成为了负担。福利和工资一样，一般只能加，不能减，你要是提出减少福利，使员工利益受损，容易引发不满，成为众矢之的。

私企、外企、进口商品的冲击

相比于国有企业，私企、外企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他们没有这么多退休员工，不用经营医院、学校，而且用工成本较低，可以雇佣较多廉价劳动力，甚至开“血汗工厂”。辞退员工也相对容易，干得好就上，干不好走人，非常现实。

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了，这些企业的壮大自然会威胁到部分国企的市场份额。还有就是国外商品的涌入，1992年，因为大搞基本建设，钢铁价格猛涨2-3倍，国内的钢企个个赚的盆满钵满，可惜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国外钢企见有利可图，纷纷涌入，供过于求，价格又猛降，不用说，紧随而至的就是亏损。

冗员过多

冗员多，意味企业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竞争力。但在国企，只要人家遵纪守法，你就得终身雇佣，裁员是极其困难的，毕竟得罪人的事情。

种种原因，致使国企连年亏损，债台高筑。

1990年亏损348.76亿元，1995年亏损540.61亿元，实际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原本国有企业由财政拨款，1983年改为从银行贷款，由于经营不善，贷款不断攀升，还本付息能力差，贷出去的钱银行难以收回。

一些领导适应了拨款的日子，根本就没有还钱的打算。可银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储户来提款，你得有钱给人家。今天这家企业还不回来，明天另一家企业又还不回来，不良债权的数量如此庞大，极易导致金融危机，若是真发生了，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又找谁讨要呢？

下岗，我的人生变了

国企职工曾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现在遇到困难了，就将其解雇，于情不合，过于残酷，企业效益不好，责任并不全在职工。

下岗以后，失去生活来源，靠什么活下去？如果在上海、苏南地区，可能还好点，要是在东北，或者内地的落后地区呢？能够给下岗职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吗？

十几年前，两千万知识青年返城，他们集会、抗议，高呼要工作、要吃饭，场面令人动容，如今几千万职工下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失去工作，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企业平时并没有给员工发放足额工资，现在要辞退，就得给予补偿，3000多万人为国家效力多年，199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4331.61元，假设每人补偿2万，不算多，算出来总和就是6000多亿元。然而，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不过7407.99亿元。

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牺牲一代人”。

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将国有中小型企业转为民间经营，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而不是比重。于是一家家企业集团成立，一家家不景气的工厂改制、破产。

改制后，职工买断工龄，领取部分资金，相当于遣散费，黯然离开工作多年的单位，“以厂为家”，成为一个职工家庭永远的回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现象令下岗者深恶痛绝，一个是贪污问题，比如本来要给每位员工补偿4000元，领导一看，有利可图，便对员工说：上面只给了2000元。中间2000元进他们的腰包了，下岗人数越多，赚得越多。

还有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干了这么多年，蓦然回首，自己下岗了，工厂却被贱卖，成为厂长个人的。1998年6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河南沁阳企业：差的送、好的卖。”

青年下乡，中年下岗，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数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风浪裹挟着，漂来漂去，想要挣脱，又无可奈何。

多年后，某个黄昏时分，翻出那本发黄的下岗证，看看镜中衰老的容颜；回首曾经的曾经，逝去的年华，没了当初的焦躁，多了份风浪后的沉着。

2011年，一部电影登上荧屏，叫《钢的琴》，讲述的就是下岗职工的故事。男主陈桂林，本是位钢铁工人，下岗后迫于生计，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奔波于各大红白喜事现场。

在陈桂林原先工作的厂区里，有两根烟囱，非常高大、壮观，是厂里的标志性建筑，“以厂为家”的年代，职工们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它们，久而久之，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今，工厂不行了，烟囱也要被清除。爆破当天，原来的职工们聚在一起，久久凝视，恋恋不舍。烟囱的消失，意味着时代的终结。对此，厂里的老工程师说：

“在有的人的眼里，它是成长的记忆，在有的人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在有的人眼里，它就是两根烟囱。可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一个被我遗忘许久的老朋友。

当有一天听说它要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我不知道是该竭力地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他离去。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的进程要求他们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我们失败，他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来源:半米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