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劲松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5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这么少，很多人不觉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2.

我只是讨厌屈服

帕克斯是美国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42岁的她厌烦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交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50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3.

起码我试过了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4.

权利是用来伸张的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5.

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