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的反叛者

昨天是衡水中学校庆日，这座应试教育体制下诞生的超级中学，素来以铁腕著称。超高的升学率吸引家长把孩子们送往这里，但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的管理方式也给学生们带来阴影和负累。当我们走进学生们的真实内心，会发现他们建立了一套对抗高压环境的生存策略。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2 篇特稿

不吃蛋糕的人

在衡水中学，激励学生的方式五花八门。林禾青高三那年，一次月考过后，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月考前30名的同学，和下一次月考想考前30名的同学，被召集进同一间教室，考了前30的人吃蛋糕，想考前30的人看着他们吃蛋糕。

林禾青考进了前30名，是可以享用蛋糕的人。但她没去。

“我认为这样的激励方式对我没有意义。”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老师的询问。在整齐划一的强压教育下，林禾青试图保持某种清醒。

这所全国知名的中学以铁腕著称，它是应试教育体制下诞生的超级学校，一方面以极高的升学率为人熟知，许多家长挤破头想要把孩子送进这里；另一方面它以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的管理方式强压十几岁的少年人，给不少人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每周日一次的班会，和誓师大会、月度总结颁奖大会、班级挑战大会一起，组成了衡水中学的精神方阵。“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与大家巨匠论道谈经”；“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以及更为打动少年人的关键词“青春”、“梦想”、“奋斗”、“热血”，这些豪气冲天的口号飘荡在大会之上，又在高声演说中注射进学生的大脑。

在这些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的活动面前，甚至学习也需要让位。开班会的时候，林禾青把桌子上的书摞得老高，躲在后面学习，努力屏蔽班主任滔滔不绝的激情演说，班主任说：“你就差这一个小时吗？磨刀不误砍柴工！”

她也常常怀疑，比如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考个高分报亲恩”，林禾青想了很久，前四个字和后三个字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密不透风的铁幕之下，林禾青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异数。她至今可以逐一数出自己在三年间留下的“违纪史”。

高一，晚上睡着后翻了个身，被查寝老师看到，扣分，理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

高二，被班主任搜到一本从图书馆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被没收，超期了三个月没还书，班主任执意不给，还给家长打电话说：“这个孩子有问题，她竟然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她是不是想谈恋爱呀！”

高三，晚上睡觉时脚抽筋，她坐起来，正好被查寝老师的手电照到，扣分。

高三，午休结束后，拿着一个没吃完的苹果向教室走，被年级部老师抓到，要求拿着苹果拍照留证，到教务处写检查。

有段时间，她总是做梦。梦到老师同学在班上发现了蛛丝马迹，巧克力皮、橘子皮，都说是林禾青吃的，她拼命说“不是我不是我”。

“那段时间连续违纪，防不胜防，莫名其妙就被抓，特别崩溃。”离开衡中三年后，她讲起这些故事，像是说着别人的笑话，又像是看到了彼时的自己。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除了这些“小事儿”，她还做了一件“大事儿”：逃操半年。

跑操是衡水中学的标志性场景。每周的开放日，甚至会有人花上两百元的门票，来参观这一人间奇景。每个班七八十人，排成六列，脚尖贴着脚跟，前胸挨着后背，距离近到鼻息都会打在前面人的脖梗子上。每个班的队伍，挤挤挨挨组装得像一架坦克。

每天跑两圈，每圈喊一次口号。在那些口号里，出现最多的，是“拼搏”“必胜”“青春”“清北”这类词汇。有时候，身高一米九的校长张文茂会站在行政楼的高台上，俯视他的“孩子们”，威严的架势如同检阅军队的领袖。

高二夏天，早操刚开跑，林禾青的鞋带开了，后面的人踩住了她的鞋带，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倒，其他人的步伐跟着乱了，踢踩磕碰，最终大片倾倒，林禾青被压在最下面，还有一个同学露着的胳膊上擦破了好大一片。两个星期内，她以同样的方式摔倒两次。“我不敢跑操，特别害怕，一跑操浑身都在发抖。”

更令人痛苦的是，夏天跑操后，同学们身上散发着的汗味。这涉及另一个问题，洗澡。衡中的澡堂是2011届学生们的集体记忆，所有的女生采访对象聊起衡中的澡堂，都是一边说一边笑，笑得要流出眼泪来。

当时的衡中，每周给一次洗澡时间，吃饭加洗澡，50分钟，珍贵得不可一世。澡堂没有隔断，因为人多，每次洗澡时间，都是两到五个人围着一个淋浴洗，人挨人人挤人，满目都是白花花的身体，几乎类同于生鲜市场。

出于对跑操的极度恐惧，林禾青想要向老师请长假，老师一句话就把她噎了回去：“就你特殊？”

林禾青依旧我行我素。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那些东西。我学习不是因为环境让我学习，是我自己要学习。”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衡中奇妙的氛围中成为一种难得的清醒觉悟。

2014年，她参加高考，谁也没有料到，她是那一年最大的黑马，她成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执法者毁于执法

“她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李翰是林禾青高三时的班长，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烤鱼店里，他这样评价林禾青。

高三的周测，林禾青情绪不好，作文写了两三行，实在写不下去了，就交了卷。

第二天，李翰宣布：周测名次退步的同学，交份检查。

林禾青没交。

他气冲冲地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林禾青吼道：“你作文就得了五分，还不交反思？”

林禾青回击：“你说的时候我没在，没听到。”

那天两人吵得很凶。

三年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林禾青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李翰一块吃饭。

李翰说：“那天说完你，我就后悔了。”

林禾青说：“我也是说完你就后悔了。”

林禾青早就完全地理解李翰。衡水中学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李翰的压力来自班主任的要求，李翰既是被管理者，也是执法者。他勤勤恳恳地帮学校和班主任维持秩序，还为了“心中的正义”，给班上同学告御状。

量化是衡中管理制度的核心。成绩、纪律、卫生、跑操，是量化考核的四大指标，事关班主任的奖金，以及班干部的荣誉。

量化掌握在“年级部”、“小黄帽”和查寝老师手里。所谓小黄帽，就是戴着黄色棒球帽的年级部学生会成员。跑操前，跑操时，早饭后，晚饭后，还有把十分钟课间挤压成八分钟的“预备铃”前，他们都在盯着手表计时，拿着纸笔计分。

他们站在教室后门，从窗户往里看，并记下“上课喝牛奶”“上课转笔”“上课扭头笑”这类的违纪事实，为方便记录，每个学生的座位都可以用方位表示，比如“北一后一北二”，就代表北边第一大组最后一排从北数第二个学生。不久，班主任就会找那个同学兴师问罪。

高三，一次跑完课间操，一个女生“小黄帽”告诉李翰：“你们班队形乱，要扣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一听到乱字，脑袋就像炸了一样。”

李翰也做过“小黄帽”，那是高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投机主义”。

“小黄帽”像个护身符，给他带来过不少好处。比如，假期不用写作业，打通学生会的人际关系，就不用被查。比如，课间操的时候去班里查零食，想查谁查谁，查到了直接自己拿走吃掉。比如，借事翘课，拎着帽子出去溜达溜达。他甚至悟出一个道理：“一旦跻身了权力阶层，你会发现人跟人都是有利益交集的。”

回味过去，李翰感到一阵荒诞。“我不认识那时的自己。我现在想想我好搞笑啊。”

在衡中时，李翰并不是什么异数，他曾是衡中评价体系中最优秀的那种学生。从文理分科之后，就做班长，一直做到高考。高三一年，成绩长期保持在文科实验班前五名，这意味着他是个极有希望考上“清北”的学生，是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动物。

但规矩的守护者也会被规矩所摧毁。高考前一个月，一个周六的晚上，难得的放松时刻。张家口人李翰离家远没回去，他和朋友从外面带进宿舍一只烧鸡，想在熄灯后，偷偷摸摸地大快朵颐。

一只鸡翅膀还没吃完，年级部老师一脚把门踹开了。

那天，李翰彻夜未眠。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往日磨的薄得不能再薄的刀，一刀劈在了石头上，咯嘣一声，断了。

第二天，他等来了处理结果：回家。

这么严重的处理是出自学校考前抓典型整肃纪律的需要，对他这样的好学生毫不手软，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李翰的妈妈从家里赶来接他回张家口。从衡水到张家口火车要走10个小时，因为远，他平时放假都不回家。爸妈开车来接他回家，一趟是四个半小时，来回花费大于1000元。

对父母的歉疚，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他描述回家那几天的感觉：“如同万箭穿心，很复杂，后悔，愧疚，愤怒，委屈……”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直接影响了他高考的发挥。本来对于清华北大胜券在握的李翰，因为高考前的情绪崩塌，最后只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而这一事件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李翰身上。进入大学之后，他变得内敛，与学院系统保持距离，对“集体”保持高度警惕，学校的组织和活动，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他现在信奉美食，经常一个人下馆子，“但就是没有当初那种味道了，那个鸡是真香”，他笑了一阵，又停住了。

结成团推对抗

如果说林禾青是叛逆者，那么康乔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稳定因素。他和李翰从小一起长大，但到了衡水中学之后，放纵不羁的康乔无法忍受严守规矩的李翰，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康乔高高瘦瘦，是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阳光大男孩。入学之后，他很快有了一帮兄弟，组成了自己的小团体。他们靠小团体的力量对抗环境的巨压，用朋友之间得到的善意的理解，来消解少年人被压抑的巨大不满。学校规定，22:10熄灯睡觉，23:40之后才能去厕所。他们就经常等到23:40之后，在厕所相会，蹲在一个个坑位上夜聊。

小团伙中有一个男生的父亲是开书店的，经常能打印一些资料，他们就如饥似渴地传阅，那里隐藏着跟历史课本上不太一样的历史。他们高谈阔论，谈国家和社会，也谈衡中体制和教育制度，评析和批判每一个标语、每一句口号，颇有些“恰同学少年”的感觉。

康乔颇具领袖气质，讲义气，周迎是被他影响的人之一。

周迎刚进衡中的时候，从不敢违纪，学习成绩一般，调研考试考年级1000多名，在实验班里排倒数，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他来自秦皇岛，距离衡水 500 公里，几乎每次放假，父母都会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他，车上塞满了家里带的零食。考不好，他觉得愧对父母，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

自从进入文科班，结识康乔后，他慢慢地变了。他开始参加厕所夜谈会、打球、阅读开书店的叔叔打印的资料，渐渐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学习。

高三，他的叛逆达到顶峰，以至于班主任在班上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有些同学很愚蠢、幼稚，想以自己的成绩为代价反抗教育制度。”

高三时，他参与自主招生，申请了校荐名额，按照当时的成绩，预期会拿到复旦的名额，结果被分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他发现很多成绩比他差的同学，分到了更好的大学的名额。

他开始意识到，这里除了成绩，还有一些不能言说的东西。家人劝他去参加西安交大的自主招生，他不听，意气用事放弃了这个名额，就因为这件事“很不尊重、很不公平”。

那天晚上，天很冷。跟家人打过电话，周迎突然想哭，他走到操场上，躺在凉飕飕的草皮上，望着深蓝色的天空，告诉自己：“只能靠自己了，只有高考一条路了。”

班主任的一句话他听进了心里：“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就只能做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三年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周迎回想起高中生活，仍然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压迫无孔不入，如果顺从，会迷失掉自己非常信仰的东西！”他庆幸自己没成为老师说的那种牺牲品，但是他知道，在光辉灿烂的成绩后面，有太多人当了炮灰。

上海的雨夜，刚从CBD高层写字楼里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实习下班的周迎身着西装，看起来神采奕奕，几年前衡中操场上那个跑操一摇一晃的胖子已经不见踪影。

聪明的人会钻空子

和林禾青一样，黎方也不想跑操。不过相比林禾青硬碰硬的办法，黎方更懂得钻规则的空子。

高一军训，他看了两天跑操训练，断定这样跑操既不能起到体育锻炼的效果，而且像马戏团耍猴一样滑稽，主要是为了领导们看着爽。

作者图 | 衡水中学候操的学生们

于是他找到班主任，义正言辞地说：“我想当体委，为班集体做贡献！”老师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黎方每到一个新班，都当体委，当了三年。

体委在队伍两侧跑，负责把握队形整齐，带着喊口号，不用和别人摩肩接踵。黎方甚至连口号也不喊，因为体委不止一个，他不喊，自然有人愿意喊。当体委后，他顺理成章地从被耍的猴变成了看耍猴的看客。

“又没有尊严又没有发言权，一群奴隶才能练成这样。”他说这话时，平静的表情，无所谓的口吻，带着一贯的自信和自负。

黎方是个物理奥赛生。他热爱物理，是那种有天赋的人。初中自学了微积分和高中物理，40分钟就能把高考数学卷做到140分以上，20多分的椭圆解析几何大题非要用三角形证全等去做。

到衡中以后，他就像被戴上了紧箍咒。虽然高一物理的知识他初二就会了，但是还得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做笔记，刷那些在他看来很弱智的习题。他想看国家队难度的奥赛题、学大学物理，被视为歪门邪道。他精力旺盛，努力了三年都没有能在午休时间睡着过，所以只好偷偷带个不能上网的手机，午休时间用衣服蒙着头，看手机上的小说。

手机里只有一部《龙族》，他来来回回看了十遍以上。黎方喜欢看书，高中三年，他的阅读资料极度匮乏。只有一部《龙族》，一本《法医学》，和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在衡中，“闲书”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他甚至把抄书当成一种放松。一本大学教材《热力学》，他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包括前言、序言、目录、插图。

在衡中，每天晚饭后有20分钟的新闻时间，播放老师剪辑过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直播间》等节目。新闻是必须放的，因为学校会派人检查，但是高三的班级，新闻都是静音放的，所有人都低头学习，任主播在屏幕上滔滔不绝。

整个班，只有黎方会抬头看，但是好几次，他正看着，冷不丁地后脑勺就被班主任按下去了，被按了几次之后，他也不抬头了。

衡中给每个奥赛生上了双保险，所以学竞赛科目的同时，高考科目也不能丢下。但是对于黎方来说，给他学物理的时间太少了。他想学物理。化学课，他学物理，生物课，他也学物理。为此，被老师没收书、和老师吵架、被赶出教室。他陷入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越是不让学，越要学。

被赶出后，他就没再回去，找了一间空教室，自己在里面偷偷学物理。跟老师撕破脸，老师不再理他，也相当于达成了某种妥协。

事实上黎方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部分自由。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精神上巨大的压迫感，整个人变得歇斯底里。

“我本来是一个情绪很稳定很理性的人，被他们逼得很疯狂很极端。给我自由的话我是不会放纵的，我是可以把我自己管得很不错的，但是他们给我一顿乱管，我就什么都不会了。”这是一个天才少年的自述。

衡中的学习方法是为多数人准备的。黎方这样的异数，只能在挣扎中自求多福。

他没赌赢。物理奥赛的省赛中，因为一道“有争议”的题目，他与省队失之交臂，无缘保送，只剩高考一条路。

幸运的是，他通过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自主招生。高考之后填报志愿，出于某种仪式感，他就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这正是他最喜欢、也最适合他的。功德圆满。

但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高考之后，老师对他说：“你如果那时候再听话一点，就能走清华了。”清华北大高于一切，只管学校不管专业，这是典型的衡中思维。黎方谈起这事时，露出难以掩饰的轻蔑神情。

我们在中科大见到了“出狱”后的黎方，彼时他正在主导一个投入上百万的科研项目。幸运的是，摆脱极端疯狂恢复理性平静后的黎方，发现自己依然还是热爱物理。

如果重来一次

2014年夏天，高考完的林禾青重回衡中，她的身份是高考状元，任务是给高三的学弟学妹做分享。

以衡中的标准来衡量，黎方和李翰，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本应该考上清华北大的。

林禾青则是成功者。

在衡中，分析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最通用的逻辑是“成王败寇”。

“如果我没有考好，他肯定会说，你当时不听我的话你活该吧？但是最后我考好了，就会说这个孩子很有自己的主意，很乐观心很大。”林禾青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坦诚。“高考之前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这次考第一的下次可能考三百。所以我觉得高考，运气的成分很大。”

高考之后，林禾青成为衡中的骄傲。像所有衡中的高考状元一样，她获得了中国奥运冠军式的荣誉和褒奖。让我惊奇的是，她清晰的自省力，和对待过去记忆的诚实，没有被“胜者”的身份模糊掉。她对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深入的反思。

林禾青回溯高中年代：“我始终在摸索，自我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我不甘心把自己缩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五点半起床，跑步，读书吃饭，吃完饭继续读书，吃饭，睡觉，睡完觉继续读书，读完书又睡觉……这样的三年对我来说，太无聊了。我还有精神世界、自我发展和人格健全。我试图找到一个界限，在这样的氛围和管理中，我能够得到的自我到底有多少？”

她渐渐发现，摸索就会越界，越界就会冲突，冲突就会受伤。和环境抗衡，受伤的永远是自己。

每次违纪被叫家长，她都会怀疑自己的人品，怀疑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个不孝女。衡中最令她畏惧的是，每一个小小的行为都可以和很大的东西挂钩，上升到人品问题。以至于你上课偷喝牛奶影响到你父母的幸福，你睡觉翻一个身也会影响到你室友的人生。

“我并没有找到那个最大的界限，最后我变成了那个最小的我。”

那个班会课上躲在书堆后面学习的，那个考了前30还不去吃蛋糕的林禾青，并非从一开始就明确“我要为了自己学习”。经过很久的思考和挣扎，她才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又为什么要学习。

她设想了另一个情境，如果自己不在衡中，而是在一个普通的高中，那么她肯定会像初中的时候一样，比其他同学都更努力，她是一个并不缺乏自制力的优等生。但是为什么到了衡中，她成了一个叛逆者？

林禾青给了这样的答案：“在衡中，我表现出对学习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因为我想要与这个压迫我的环境去抗争。如果你要抗争这个环境，就要抗争这个环境中最强大的东西，那就是学习。这个环境和制度，从上到下，都告诉我要学习，我就只想，我不听你的，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反抗，我不学习。”

“但是我忽视了一点，学习对我本身来讲是重要的，我自己是想学习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那时叛逆，但是很多东西看不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抗争。”

时间逼近高考，她不再“为了抗争而抗争”，开始“为了自己而学习”。她尽量不理会整个环境的影响，并最终证明了自己。

站在台上，林禾青发现，她看着台下的这些人，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不要跟环境抗争，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高三。那个时候她明白了当初老师们对他们说那些话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习。

她把很多话，换了一个说法，讲给学弟学妹们听。她告诉他们：“我高二的时候也总是违纪也很叛逆，因此我很痛苦，影响了我的学习，所以希望你们高三规规矩矩的，不要像我一样痛苦。”

“如果让你重新过一遍这三年，你会规规矩矩的吗？”

“不会。”她不假思索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