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帝
江歌的妈妈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是我母亲的一位好友,一个印象中善良、坚强、个性刚烈却又命运坎坷的女人。早年丈夫与她闹离婚,她跑到小三家里去理论,对方家挺有势力,她背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私闯民宅与侮辱罪名给关了几个月,出来后还是离了婚,丢掉了百货公司的工作,自己觉得无颜面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打工与生活。
好在另一个城市她遇上了一个男人,待她挺好,她也满意,听说有房子还有家菜店,唯一不太好的是,那男人是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老头。
此后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多的保姆生涯,这二十多年里,她有一个节日,就是每个季度坐六七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到原先的城市去看望自己的儿子,一直到他娶妻生子。
她的节日破灭在某一天,儿子因为醉酒超速驾驶,撞到了一块石墩子,人飞了出去,当场死亡,脸摔得稀巴烂。
她听闻噩耗,急忙坐着大巴车赶回来,儿子的遗体已经送到了殡仪馆,脸已经没法看了,亲戚在出事地点用捡到了稀碎的皮肉与五官,经入殓师缝缝补补,里面塞满了棉花与报纸,勉强撑起一个人样子,她不听人劝执意要看,白布掀开,一瞬间昏死过去。
儿子死后,她生了一场大病,又坚强地挺了过来。她嫁的老头年事已高,身体越来越差,因有一套五线城市的房子,老头的儿女防她如防贼,将来免不了一场官司。她悄悄给我母亲说,如果那套房子能给她,她是要留给她的小孙儿的。原先城市的孙子成为她唯一的精神支撑,她改季度为月,每个月都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车来看她的孙子。
然而她孙子并不亲她,一个月一见也犹如外人,儿媳妇又很快结了婚,刻意躲着她。有一年除夕,她中午跟老头那家吃过饭就急忙地赶往汽车站,坐了六七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孙子所在的城市,一下车兴奋地打电话给儿媳妇,儿媳妇说,妈,我带着孩子来海南过年了。
她被晾那了,没地方可去只好来到我家,跟我妈说,明年过年打死也不来了,回去好好跟老头过日子。我妈说,那你有点志气,别干说做不到,明年又接着回来贴人冷屁股。她说着眼泪想出来,但毕竟是大年三十,只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也没作恶,咋命不好。这话竟然与某位传奇的遗言惊人地相似。
生活中似乎有不少这样的女人,好像越坚强,越磨难,继而更坚强,再磨难,不知是苦命的生活催生了她的坚强,还是她的坚强要佐以这苦难的人生。她们善待生活,但生活并不善待她们;她们很善良,但却遭受着各种人性的冷漠与阴暗。我时常很费解,在那样的人生轨迹里,究竟暗藏着怎样隐秘的生命密码?
她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随身得装着一大块干面包,需要不停地进食,我脑中常有这样一幅画面,她坐在行驶在省道的大巴车上,在两个城市之间穿梭,一个城市遭受了创伤,要到另一个城市寻找安慰,突如其来的饥饿感让她拿出压得干瘪面包猛咬一口,再拧开保温杯吃两颗药,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水,车窗外乡间的落日通红,两个城市间这六个小时的行程,是希望之途,又是失望之途,是抚慰之路,又是创伤之路,或许这怀揣希望又充满未知、一切暂时都悬而未决的旅途才是她唯一的安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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