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历朝历代的富豪们都是一样的

@WAYNLAND-YUTANI：

在这些方面，历朝历代的富豪们都是一样的，不过明朝经济更发达、物产更丰富，所以名堂更多一些罢了。真正比较有特点是这么几个事情：

首先是男性着装女性化。这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人民群众闲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个跟今天的日本、英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社会风气很接近，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腐国”嘛。

明朝后期的江南沿海也是腐国。有钱有势的人家，女人家的着装，早就已经千奇百怪，不足为奇。男人一般来说装束是比较正式简洁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底层的老百姓也穿的不错了，而且服装违制的情况非常普遍，传统士大夫、贵族的装束，只要你买得起随便往身上穿、头上戴，没人管。这样富贵人家就得花样翻新，搞点有创意的，不然就跟穷人一样了。除了头巾，衣服也是一样。男人的衣服设计过来设计过去，难免单调，于是就会染上更丰富鲜艳的颜色。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会穿着大红大紫甚至花衣服、花裤子出来凸显个性。“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普通人家的青年男子，也跟着穿上了女装，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男人们“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

明朝初年，国家规定妇女的头饰不能用金玉，最多只能用银。至于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唯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后来女人们头上插的金玉、翡翠、珍珠什么的都不足为怪了，各种限制没人管。真正有意思的是连男人头上也开始插花、戴金玉簪子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李乐写的《见闻杂记》里面就说，他在浙江湖州做官的时候，很多生员“口脂面药”，就是嘴上要抹上胭脂、脸上要打粉底，还要“俱红丝束发”，就是用红色的丝巾把长发系起来。再配上前面说的花衣服，基本都是女孩儿打扮了。这帮人既不是街头浪子，也不是闲的没事的公子哥，而是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竟然也穿成这样。李乐很感慨的作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不仅男人穿女装，女性也开始流行穿男装，还流行过穿道袍的，总之就是彻底混穿了。一个安徽文人萧雍在其著述《赤山会约》里面感慨说：“女戴男冠，男穿女裙，阴阳反背，不祥之甚！”

再发展到下一步，就是不仅青年男子，那些原本该一本正经的四五十岁的老男人们也跟着花哨起来。到最后，最严肃刻板的国家高级官员，上班穿朝服，回到家也要换上鲜艳明媚的衣服美一把。万历时期的尚书周莲峰就是上班穿官服，一回家就穿上红色的衣服待客。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内阁首辅张居正，穿衣服极其讲究，喜欢以纯白色的丝绸为底，绣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冰纨霞绮……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吃一顿饭就要换一身衣服，早上、上午、下午、晚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不仅衣服穿的鲜艳夺目，身上还要抹香脂——当时没有香水，抹香脂可以达到跟喷香水差不多的效果——这可是帝国宰相啊！

张居正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甚至很严厉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大体上还比较清廉，注意官员的操守。但受当时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日常生活也不能免俗。他这种权势地位的人，穿几件好衣服不代表他就有多腐败，主要还是爱讲究。

一个社会的浮华程度，从着装上来看，大体可能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都很穷，不注意打扮；第二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女人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三阶段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第四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五阶段是普通人家的男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就是老男人、高级官员等等原本应该是最刻板最严肃的那帮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明朝后期已经发展到了第六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开放后三十年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现在则处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很多男孩开始喜欢学习女孩子一样化妆打扮了，“小鲜肉”这种词开始流行，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英国、日本这种“腐国”基本处在第五阶段，年轻男子打扮妖艳成了时尚；某些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和平稳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人民群众，天天都闲的没事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家高级官员里面也充满了同性恋、奇装异服爱好者、年轻英俊富有的小鲜肉等等，政治圈都快赶上娱乐圈了，那就比明朝末年更甚了。

除了男性着装女性化，明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奢侈浪费不仅限于达官贵人，底层人民也深受这种风尚的影响。就算是农村的老爷子也会家里备两件花衣裳，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方面是经济繁荣，普通人民也能挣些闲钱，但主要还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本来穷人有钱应该储蓄起来，供孩子念书或者做点小本生意的，但是都拿来花在吃穿和攀比上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不穿好点，出门人家都看不起你，去参加酒席主人都会安排你坐到偏远的角落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