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消息:
92年陈晓卿拍了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讲一群安徽的农村女孩北漂打工的故事。团队跟这些小保姆走出北京火车站,女孩们看到北京的高楼大厦,眼神既迷茫又向往,但陈晓卿没及时把这些眼神记录下来。
很长时间里陈晓卿都把那些被他遗失掉的眼神视为巨大的遗憾。片子还有更多的遗憾:很多人没被雇主相中,只能在家政公司里暂住,白天等雇主翻牌子,晚上挤在人满为患的大通铺里。这些场景他倒是意识到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当时的他无法在片子里记录展现。
“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而二十五年后,“舌尖3”播出,口碑崩盘。很多人认为舌尖2、3未能延续辉煌是因为任长箴的退出,而把前两季担任“总导演”的陈晓卿认定为一个挂名抢功的角色,把他钉在了他当年的对立面上。
要说舌尖3崩了的直接原因,可能确实是团队变动。但对舌尖1来说,不管是陈晓卿还任长箴,都缺一不可。
舌尖3第三集里,苏州画家、园林设计专家叶放为了寻找到“莼鲈之思”典故里的鲈鱼入菜,四处寻觅太湖的野生鲈鱼,寻找无果,最后只能用养殖鲈鱼代替。故事很动人,但一播出就有人纠错:古人说的鲈鱼不是纪录片里说的花鲈,是松江鲈,并且画面里的,既不是花鲈也不是松江鲈,是原产美国,上世纪80年代才引进国内的大口黑鲈。
指出错误的人,是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卓诚,他是前两季的顾问;但第三季舌尖团队没有找他。
拍舌尖1的时候,任长箴专门找过中国烹饪协会给团队开座谈会。编导们不懂烹饪,只知道“川菜是麻辣的”,却被烹饪协会告知:“川菜也有清淡的,特点不是麻辣,是小锅小炒。”开拍之前,任长箴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还从淘宝搞到了1995年至今的所有《国家地理》杂志,把全部资料按照省份整理成20个活页夹子,才确定了舌尖1的整体结构。
而任导不干了之后,舌尖2、3就没了舌尖1的扎实和惊艳,甚至错漏百出、强行煽情。
但如果以此把陈晓卿定义为一个沽名钓誉的挂名统帅,也有点冤枉。
任长箴对自己要的东西很坚持。舌尖1前几集刚做出来的时候,领导审完第一集,给了很多意见,理由是“这一集令人失望,美食的部分太少”。任长箴的反馈是,“绝对不改”。剪辑的时候,他们没用央视的机房,全部是在自己家里剪的片子。这样央视拿不到原始素材,也没办法。
当初是陈晓卿主动找任长箴做这个片子,任长箴的执拗应该会让陈晓卿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如果没有陈晓卿的放权和在体制内为她提供庇护,舌尖1的诞生不可能这么顺利。
事实上,舌尖1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总局要大力发展纪录片、展示中国形象,央视和各地方台的纪录片频道相继成立;陈晓卿本人挚爱美食,发起了舌尖这个选题,并放权给了任长箴做;而任长箴是外聘导演,做起事情来没有负担。几个要素缺一不可。
而这也导致舌尖1的成功难以被复制。
舌尖1播出后,旅日作家毛丹青给他课堂上给日本大学生们放了第二集和第五集,其中一名女生说,这个节目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毛丹青问她改变了什么,学生回答“我现在才知道中国原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国家”。
在这部纪录片里,中国变得“容易让人理解”,因为它不是“中国人的舌尖”,而是“舌尖上的中国”。片子的它的记录主体是食物,但核心关怀是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不管是采松茸的藏族母女、湖北挖藕的兄弟,还是回家跟妈妈学做泡菜的朝鲜族姑娘,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个人跟家庭的关系。理解了中国人的食物,就理解了中国人的家庭。
对浸淫在儒家传统文化里一二千年的中国人来说,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体。所以理解了家庭,也就理解了中国人。
今天回头看,绝大多数动人的中国故事,都是透过家庭来讲述的。《红楼梦》用四个家庭的覆灭揭示封建末世的危机;哪怕在激进主义思潮下的五四时期,《雷雨》还是从家庭伦理出发去讲述社会变迁。李安拍以父亲为主的家庭故事,一口气就拍了三部,“我一生的内心勾结都是和父亲完成的”。
舌尖1的巨大成功,就在于把美食故事换了一种讲法,讲成了家庭的故事,这是舌尖系列的独创。所以尽管世面上的美食纪录片多如牛毛,但任长箴说,“一开始我们没有对手”。
然而这也是舌尖系列的命门: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用美食讲完家庭,还能讲什么呢?任长箴说过,中国纪录片存在的问题是,举一的能力没有,反三的能力特别强。但从舌尖2、3的反馈来看,沿用之前的体系,保住口碑都是问题,不存在超越的可能性。
这两年陈晓卿他在纪录片频道的小兄弟们很多都出走了央视。先是朱乐贤直接去腾讯当了纪录片项目的负责人,陈晓卿则是出走后成立了几家公司,背后都有腾讯的资本背影。敢于出走央视、放弃舌尖这个IP,也许就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这个IP的天花板吧。
用美食讲当代中国故事的路子越走越窄了,舌尖4、5还能拍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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