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杀死爱情

导语：通勤问题正在毁掉大城市人的生活。土逗采访了五个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共同的是，他们每天通勤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长距离通勤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漫长的通勤之路。

通勤，是从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的交通行为，它连接着每个上班人的生活与工作。

城市变大了，交通便利了，当居住成本的空间差异越拉越大，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地点也就越离越远，也就是说，人们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在拉长。

早晚道路拥堵，候车时间漫长，公交里摩肩接踵，到家已该入睡……通勤问题正在挤压人们的生活时间，撕裂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及未来的发展。

北京，下班的人们。图片来源：中新网

土逗采访了五个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共同的是，他们每天通勤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长距离通勤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漫长的通勤之路。

通勤弄坏了我的胃，也侵占了我的充电时间

早晨，阿牛必须6:10起床，6:30出门，才能保证8点半准时到岗。

下了地铁之后狂奔10分钟到工作单位——G城银行南山分行，阿牛从食堂抓两个包子，冲去打卡。开早会从8点30开到8点45。上柜。把抓来的包子藏在柜台下面，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啃一口，再啃一口。如果上班遇到大风大雨，列车停运或者塞车，来不及去食堂，等待他的就是饥肠辘辘的一整个上午。

毕业后，老家在粤北的阿牛来到深圳，进了G城银行当柜员，每个月到手的试用期工资才2000多。单位在深圳高新科技园，这个工资，正好等于单位周边一个小房间的租价。阿牛租不起。经亲戚介绍，找到宝安西乡的一个单间，带厕所厨房，600元一个月，算是亲情价。每天去单位，公交转地铁。

城边村的住房单间。图片来源：澎湃

但每天3小时的来回通勤，毁了阿牛的胃。

下午。银行对外关门之后，作为内部员工的阿牛要点数、整票据、等豹哥（指等运钞车）、送钱箱；要练技能，要打电话营销客户，领导还要开会。“5、6点的时候吃点面包垫垫肚子，加班到晚上8、9点，赶车回家，9点10点才吃饭，这是常态。”

直到有一天，胃部不适恶化成剧烈疼痛。阿牛一个人到医院去，诊断出来，是急性肠胃炎，有溃疡，做了个小手术。医生嘱咐他，不能再饮食不规律。第一次发作，前后一折腾就是三个月，“前一个半月康复期只敢吃流食，后一个半月又没胃口。”三个月下来，暴瘦了25斤。从此以后，阿牛稍微吃不规律，胃病就复发。

“每天在路上，都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累。”但是有什么办法？G行试用期长达半年，2000元的工资也就拿了半年。好不容易转正，工资还是少得可怜，“谁都知道，G行的工资在所有的城市商行中是倒数，一个基层柜员的工资我都不好意思说。而且，堂堂一个国企银行，就因为银行业绩不好，拖欠了我两三个月的薪水。”大学毕业又如何？到大城市来，还不是无依无靠的小镇青年。

这两年，通勤吃掉了他的业余时间。他原本希望未来往客户经理发展，却根本没有时间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圈。仅仅是考一个银行从业资格证，都要用上下班路上、柜台业务间隙来复习，他自嘲：“最后通过，靠的是我顽强的智商和学习能力。”

但阿牛是乐观的。“过去两年收入又低又不稳定，住得远是远了点，但能够留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很幸运了，每天上下班吃点苦，又算什么呢？”阿牛相信，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时候，这些经历都是财富；他相信，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以后会更加顺畅。

现在，阿牛攒下了一点钱，决定到市内租房。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工资的天花板就会永远这么低。

通勤，伤了亲情，毁了爱情

和阿牛不同，洋仔是深圳local。

洋仔晚上10点钟回到家，洗个澡，再休息半个小时，和女朋友发几条微信，就该睡觉了，第二天六点多又要早起。

洋仔的母亲在他紧锁的房门外用家乡话抱怨：“你早上上班那么早，晚上回那么晚还不跟我说话！”又来了，阿洋感到崩溃。

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回到家，阿洋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是好像他有多累，他母亲就会有多不满；而他母亲有多狂躁，他就有多想躲起来。阿洋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洋仔和父母同住，家在深圳龙华的H村，距离他上班的会计所有三十多公里。没有地铁直达，阿牛必须用30分钟开车到地铁站，转乘地铁40分钟，再走十几分钟到单位——提前“弃车”入地铁，是洋仔研究出来最快最好的选择。“早晨龙华入市区开车有多堵，深圳人都知道。”

深圳梅林关堵车盛况。图片来源：搜狐

很多家在“关外”的深圳年轻人，成年后会到“关内”的市区工作。尽管深圳的实体的“关”已经取消了，但是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讲，好的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即过去的“关内”。

工作后与父母同住，似乎成了这一届年轻深圳人的选择。比如洋仔就觉得出去租房“没有必要”——这会让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打折扣。“工资不够，租房很贵，买房买不起，不要以为深圳人就能摆脱这种命运。”

但是显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只要在家里住着，爸妈就把他当成宝宝。

洋仔的女朋友，是大学时的学妹，毕业后，女友考进了佛山的银行，和他开始了异地恋。平时工作忙，洋仔只能在中午吃饭、晚上下班和睡觉前跟女朋友简短地聊天。到了周末，洋仔都会争取时间，开车去佛山看她。

但是每逢周末，却要面对“女朋友还是妈”的经典问题：一边是希望他陪伴的父母，一边是要难得一见的异地恋女友。“周一到周五我忙得谁都陪不了，到了周末，就要兼顾陪伴家人和恋人。”久而久之，矛盾积累，“就会很不爽”。

谁都委屈，最后谁都累了。去年9月阿牛的业务高峰期结束后，他和女友分了手。“最艰难的日子也都熬过来了，但是陪伴时间不够，积攒了很多委屈埋在心里。”

现在，洋仔换了公司，在附近租了个8平米、1500元的房间。成了单身汉，那些曾经撕扯自己神经的情感矛盾就像一场梦。

“以前住在家里，本来是想要多陪下父母，再给我和女朋友未来的生活多攒点钱。但是我太天真了——‘加班狗’怎么耗得起每天三小时的通勤时间？兼顾工作已经很勉强了，维护亲密关系，就成了超纲题。”

谁知道哪一天我就辞职走了呢？

叶子家在深圳西端某个城边村工作，是政府街道办网格综合管理办公室的临聘人员。住在区中心的父母家，她的上班路径和许多人不同——她从市区往郊区走，每天逆潮而行的好处，就是有座率高。

但这是仅有的一点好处了。

叶子每天通勤时间1个多小时，20分钟地铁，转40分钟公交。一般7点50出发，9点踩点到。9点钟的时候，领导要点名，“跟上学时候一样”，如果迟到，还会像个小学生一样被批评。不想挨骂，“地铁出来要百米冲刺，不然公交车跑了就迟到了。”抱起包包就飞奔，还要不停躲避路人。有些路人戴耳机，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转个方向，侧身而行。到了夏天，叶子每天上班路上，都跟被水泡过一样。

这份工作是家里托关系给介绍的。 “都说政府工作好，但编外的临时工有时比打工的都不如。”这个岗位，什么都要管：查人口、巡防、检查食品安全、搬运乱停的共享单车……“就差没去扫地了”。领导的命令忽如其来，加班说来就来，没有商量的余地。“正常下班的话还好，如果八九点下班，车比较少，有时候要等很久。”

在很多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都会增加公交车的发车量，但是对于加班族来说，晚上下班晚的，车辆恢复正常，就只能多等一下了，那么到家的时间也就更晚了。

叶子工作的地方，聚居的多是外省来打工的务工人员。“那些工厂的九点十点以后下班，夜市街那个时候才开始热闹。”德克士、上海小馄饨、湘菜小馆、原味汤粉店……街道上食物的香味四溢。

图片来源：中青在线

但叶子的心里却总是笼罩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一片城中村比较乱，前科人员也挺多的——每个月派出所会导出前科人员的居住地址给我们，有强奸犯，吸毒的比较多。”她自嘲：“老油条，习惯了。”但次加班，她内心都十分抗拒，晚了，走在路上总是绷着弦。

上个月，山竹台风之前，她收到通知必须到岗，“顶着台风，要我们巡山、做排水工作，做安全报告”。周末，深圳的树倒了，地铁都停运了，住得远的叶子被困在家里，只能请假。周一，“上班就像丛林冒险”，树木挡道，堵车，叶子迟到了，却被领导罚了所有的加班费，还被奚落了一番。“可能是不爽我昨天没上班。”

即便如此，叶子不愿意花钱到单位附近租房。

其一，租房，对于她的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消耗。叶子的爸爸是一个电子配件小作坊老板，近几年，深圳的实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的钱全部拿到生意上周转和还债，供家的生活费却所剩无几。叶子妈是全职主妇，没有收入，自己还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弟弟。所以，叶子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拿来补贴家用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对现在的工作毫无归属感。“我是临聘的，地位没有正编的那么高。工资低，还要做最累的事；领导变态，同事们处处受气。”她说，尽管天天花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很辛苦，但暂时先这么跑着吧——“谁知道哪一天，我受不了，也就辞职离开这个破单位了。”

在六环外，抱紧社会主义的大腿

北京，是全国人均通勤距离最长的城市。

“西苑站到了。”地铁门一开，不到十秒，通道里就涌满了黑色的人头，像是疯狂抢食的蚂蚁。

从北京的西北六环到莲花桥地铁站，需要依次经过地铁16号线、4号线和1号线。西苑站，16号和4号线的换乘之处，最是每天检验小姚体力的地方。

小姚争先恐后地跑向站内仅有的两个扶梯，因为她知道，慢了，扶梯上就会立刻站满人，慢了，下一趟车就可能会挤不进去。每天，这位早起的“特困人员”都要睡眼惺忪地冲向地铁——冲得过人群，熬得过长途，是小姚每天三小时的通勤必修课。

三个小时，怎么打发？以前，她试过带纸质书到地铁上看，但那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早上六点半就得起床，下了班也就只想看视频。”现在，和大部分乘客一样，阿姚抱着手机在微信、支付宝蚂蚁森林、淘宝、微信读书来回刷。通勤时间挤占了睡觉的时间，困得不行，只能用一些无聊的东西刺激自己。

小姚住在西北六环，“赖”在男朋友单位的一室公寓房。小公寓大概18平米，吃饭的桌子就是放电脑的桌子，客人来了得坐在折叠椅上，多少有点挤。但是，这是男朋友单位的福利，每月不用给房租，只用交水电费。小姚很满意，“我2016年的时候租在朝阳大悦城附近，很小的三居6500，第二年是7000 ，今年据说又涨了。”

小姚在北京某药监局的投诉举报中心工作，属于劳务派遣，没有编制，一个月工资六千多，“‘临时工’没有福利”。巧的是，现在在西北六环的整租一个二居室的房子，也要六千甚至七千，三环内药监局投诉中心的周边房价更是不忍直视。

虽然每天的长距离、人挤人、睡不够让她有些困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住房省钱，还有和男朋友在一起，至于便利，只能靠边站。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小姚说，“如果以后有孩子了，至少得租个两居室，那么我每个月的工资就得大部分上交给房东。”现在，小姚不单住着男朋友单位的无限期福利房，每天下班还能上他单位食堂吃晚餐，忽略每天的长途跋涉，小姚觉得这已经是“社会主义”。

来自小地方，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就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北漂。她坦称，“单位不能解决住房问题的话，我这种青年在北京是活不下去的。”但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只属于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那样的“社会主义福利”。

来北京十二年，没有停止奔波

长距离通勤的问题不单单困扰着城市的白领阶层，底层劳动者更是习以为常了。

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城边村，到东北三环的燕莎桥，无论刮风下雨，金枝姐都得坐上自行车，骑上10公里去上班。上班一个小时，汽车的尾气也就吸了一个小时。不坐公交，是为了省钱。

金枝姐从不迟到。金枝姐在一家公司当清洁工，一个人负责两层楼的卫生，是体力活。但长距离的骑车，也是“体力活”。所以，公司要求早晨8点半上班，金枝姐7点就出门了——提前20分钟到，休息一会儿，才可以“喝口水，重新开始干活”。

下午五点半，金枝姐下班了，还得再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在路上跑了一天了，回来洗个澡，也就休息了。”不过，金枝姐的老公黏她，有时非要回家吃饭。等他骑着电动车回来，到家都九点多了，又是好一顿折腾。

金枝姐来北京打工十二年了，始终没有解决长距离通勤的问题。她和老公感情好，两人想在一起住，公司又不包住宿，所以两夫妻从2006年到北京开始，就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大约十平米的房子。住得远，是为了一个月几十块钱的便宜房租，后来十年，房租慢慢上涨，涨到了两百多一个月。好几年里，上班一两个小时路程，“一路都是荒草、大树林。一片大荒地，突然冒出一个小房子。”

2017年，北京那场风卷残云的行动波及了许多城边村。金枝姐也被迫搬离原来的村子，在北京东北五环边上的费家村重新找了一间小房子。经常换地方，搬家对于金枝姐倒是简单，找个纸箱子、找个拉包，东西装上就走。但这一次搬迁，房租直接上涨到每月1500元，足足涨了六、七倍。金枝姐做清洁工一个月工资3000来块钱，房租就占了一半。

房租涨了，但现在的房子还不如过去月租250的房子。小厨房就跟柜子差不多大，只能一个人贴着墙进去。一张一米五的床，两人就得侧身走过房间，衣柜都得放到了桌上。“小得太可怜了。”但形势所迫，为了不被赶走，为了夫妻同居，这已经是最优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