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功在千古：明朝最后的猛男

编后语

台湾的被占与收复，本质上是一个海权的问题。美国海权战略家马汉指出：“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一个濒临海洋并要借助海洋的力量发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个秘密武器。”然而，作为陆地文明—农耕文明的近古中国，明朝政府的海上政策却以消极防御为主。

明皇朝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海上官方贸易体系，经略了东南亚各国的海上关系，但鉴于倭寇的骚扰及与沿海部分中国商人的勾结，明代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禁。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便颁布了“片帆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明朝政府在广州、宁波、泉州设立市舶司处理对外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的“宁波争贡”事件，使得朝廷产生了“祸起市舶司”的判断，并于当年撤销了三个市舶司。

但吊诡的是，市舶司的撤销并没有平息倭寇的骚扰。相反，由于缺乏正常的获利渠道，倭寇的侵袭变本加厉。抗倭明将谭纶指出：“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曾任刑部主事的唐枢也说：“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盗寇愈甚。”海禁或许可以将海盗拒之门外，却难以禁绝中国沿海商人的趋利之心。

嘉靖年间的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坚决主张禁海，但在沿海工商及官员的反对和弹劾下愤而感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纨虽然无奈和偏颇，但他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沿海商人的力量，在明政府的打压下依然顽强生长，而郑氏集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海洋是洪水猛兽还是福地洞天，关键在于理性认识之上的驾驭和控制。也正是商人阶层这种经济理性，使得郑芝龙等人可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将海洋作为事业的中心。欧洲日渐成熟的商业文明，与中国具体而微的商人阶层具有共同的视野，争夺台湾便是他们在海上的遭遇交锋。当然，我们不能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只是商业利益的交锋，这首先应该是民族道义的对决。但民族道义借助商业文明的智慧，有时可以取得意外的突破。虽然郑成功与乃父郑芝龙，一个是义薄云天的士大夫，一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但郑成功的海洋视野确实是受益于乃父郑芝龙。假如没有海洋视野这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因素，郑成功也无法实现他的匡复延祚之志。主观虽为自己，却客观利于民族。在这一点上，对郑芝龙的历史评价应该主客观地一分为二。

朝代更迭已是过眼云烟。郑成功的坚决抗清与康熙后来的武力平台，都有各自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价值。但郑成功收复台湾最大的意义在于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开启了海洋的视野，在曾是空白的海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蔚蓝的大海，等待着我们去守护，去开发，去经略，而大陆与台湾，也等待着融为一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