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宽松教育」，终将降临丨大象公会

不管愿意不愿意，在迅速实现现代化而同时迅速老龄化的东亚社会，「宽松教育」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文丨刘喜

如果你居住在中国一二线城市，那么对下面的场景想必不会陌生：

这是福州一所知名小学放学前的场景。前来接孩子的家长熙熙攘攘，堵住了大半条路。

家长神经紧绷，学生们更不轻松。补习班、舞蹈课、外教课在掏空了家长的钱包之余，也塞满了他们课外生活。

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汇丰银行2017年统计，中国大陆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以42892美元居于世界第五；有93%的中国父母选择给孩子请私人辅导，排在世界首位。

然而，在L型时代，「望子成龙」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2017年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工作的985/211院校应届毕业生，平均年薪在6.8万到9.8万之间。算上通胀，这和如今教育的巨大投入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无底洞」式的教育军备竞赛，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生育年龄群体的焦虑。但即便如此，中国家长们仍旧对中国式应试教育充满信心。

虎妈狼爸的成功故事、英国中学引入中式教学法的新闻，往往能燃起对外国教育的不屑，与对本国教育的自豪。尤其作为反面教材的，就是日本实行的所谓「宽松教育」。

201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和舆论开始大量批评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宽松教育显著降低了国民学力；有舆论更认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变成了「格差教育」，引起社会危机。

甚至有媒体发出如下质问：「比起中国义务教育，日本宽松教育输在哪？」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宽松教育」固然存在诸多争议，但在一个迅速实现现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龄化的东亚社会，它很可能是必然的结局。

日本教改的启动

从1950年代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19年的高速成长。国民收入水准大幅提高，二十世纪的新三种神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进入了普通家庭。

日本的迅速脱贫，和东亚职场的「低人权优势」颇有关系。上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雇员每年平均工作时间都在两千个小时左右，平均一个工作日工作10小时以上。「加班文化」盛行全国。

· 「过劳死」一词也源于日本。1969年，日本出现第一例「过劳死」。19年后，厚生劳动省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跟踪调查。社会团体一直在倡导将「过劳死」写入法律

社会风气如此，「勤奋」的责任也落在了学生们的身上。

东亚社会历来有高压教育的传统，高速成长的经济也渴求着受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开启了6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大力推行的「填鸭式教育」。

「填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也就是日本的「高考」。

为了「金榜题名」，日本学生一周上六天课，沉浸在作业和模拟考的题海中，迎接着高强度的学习挑战。有一个词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睡四小时就能金榜题名，每天睡五小时就只能名落孙山」。

· 「填鸭教育」下的日本学生

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下形成的「考试战争」，在有效输送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严苛的竞争下，学力不足的学生逐渐被社会淘汰，产生了拒绝上课、校内霸凌、校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诸多问题。

考入东大法学部、后来成为文部省官员的寺胁研，曾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痛骂自己的母校：「150人入学，只有120人毕业。只要是成绩不好的学生，都会被赶走。这就是这所中学的优秀之处吗？」

· 作为敢说敢做的昭和男儿，寺胁研后来积极在各地演讲，推进宽松教育改革进程

另外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出犯罪和社会危机的人里，也不乏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奥姆真理教教首麻原彰晃是东大法学部的落榜生，其教众中不乏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年轻人。舆论反思：这些高学历的「秀才」们如此轻易就被洗脑，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其时，恰逢日本经济由10%的高速增长降至5%的稳步增长时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完成，日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民怀揣「一亿总中流」的骄傲认同和幸福憧憬，再让青少年经历「考试战争」、「四当五落」显然已经不符合社会要求。

曾经的高强度应试教育，满足了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需要。彼时的日本在官僚主导下迅速实现工业化，产业发展需要大批技术人才，高效率的应试教育填补了这一需求。但1980年代后，产业的人才需要发生了变化。

· 尼康工厂，一名日本工人在检查镜片

进入安定成长期后，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业迅速发展，产业界认为，国家经济不再需要那么多擅长「死记硬背」的应试型学生，而需要具有独立思考和研发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于是，寺胁研等目睹过残酷校园的「昭和男儿」公务员成为这场教育改革之战的排头兵。八十年代，中曾根内阁主导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确立了教改的基本原则，一场被称为「宽松教育」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减少授课内容，增加综合学习」是这场改革的宗旨。为了避免书本学习的沉重负担，审议会逐渐减少了现行课纲的教学内容。1998年确定、2002年施行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原本的教学内容被删掉了30%以上。

另外，采用「学校周五日制」，保证孩子们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将「综合学习」纳入课纲。每周必须上三次「综合」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习得「生存能力」。

所谓的「生存能力」，就是「应对剧烈变化的社会，必须拥有的包括德、知、体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审议会认为，拥有「生存能力」的孩子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不会出现「秀才暴走」的情况。

怎么锻炼学生的「生存能力」呢？城市里的一些学校往往开办合唱、歌剧和模拟经营游戏，地方学校则结合实际，开展了大量农业课程。

在课程中，学生们要喂养牛羊、打扫牧场、亲身观摩母羊产子、还要自己种菜并且卖掉。

· 观摩母羊产子，有小朋友吓哭了

· 卖掉自己培育的蔬菜

并不宽松的现实

「宽松教育」的理念和提法，和中国的「素质教育」不乏相同之处。

在中国，反对应试教育、呼唤素质教育的讨论持续了七八年；「生存能力」对「德、知、体」的要求，也和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的口号高度相似。

· 《人民教育》在1996年用五万字篇幅报导了湖南汨罗市的素质教育先进案例。学生们学习耕作和机修，与日本的「宽松教育」非常相似

素质教育的核心，首先是「减负」。2000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小学除语文数学外，不得组织其他课程考试，每门学科只允许使用一本教科书；取消百分制，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

然而，「减负」措施带来的实际效果却一直为人非议。简化教材内容、取消考试，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来提高综合素质。但在实践中，家长却担心这样的培养会让小孩无法在升学竞争中胜出。

为了保证子女的学力，家长们纷纷选择了增加课外学习时间。「减负」学生们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伏案写作业，就是在培训班里上课，或者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

事情在日本如出一辙：宽松教育施行后，家长们回过头来，又开始担忧子女的学力问题。

1998、1999年两年间，日本数学学会在日本几所一流大学实施了中小学水平的算数测试，结果惨不忍睹。他们将其归咎于「高考」简易化和基础素质教育的缺失。

《朝日周刊》在1999年3月刊登了名为《东大、京大学生的学力崩溃》一文；同年，《不会分数的大学生》一书刊行，根据书中统计，日本国立大学的学生里，只有45%能全部答对小数、分数的加减法问题。許多民众將罪魁祸首指向了宽松教育。

· 「宽松教育教出了笨蛋！」是当时的新闻标题

即将在2002年实行、减少三成教学内容的《学习指导要领》，成为千夫所指。文部省临时了修改措辞，明确表示「《学习指导要领》只是教育的最低基准」。

2003年，在OECD的PISA学力评估项目中，日本学生的阅读能力国际排名从三年前的第八名大幅滑落到第十四名，又引起了一次舆论震动。文部省匆匆修订《要领》，提出教师可以在《学习指导要领》之外增加教学内容，可以进行课外补习。

事实上，这次测试颇具误导性。《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2002年才开始实施，排名落后亦有其他国家新加入测试的原因。

然而，日本的课外补习机构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私塾」日能研在地铁密集投放了一系列质疑宽松教育的海报，「圆周率为3，你能接受小孩正在受到这样的教育吗」这样耸动的措辞，吸引了诸多家长的眼球。

不少人选择为小孩报课外补习班，课外补习产业也因此蓬勃发展，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

· 实际上，宽松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改革方案，并没有将圆周率记为3

昂贵的私立教育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家庭教育环境越好、经济实力越强，小孩就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升学竞赛中拔得头筹。

关于宽松的想象，并没能抵挡住现实的冲击。曾经幻想「一亿总中流」的日本人，不得不接受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化。2006年，「格差社会」被评为当年的社会流行语。

宽松教育所产生的「宽松世代」，则遭到了上一代人的质疑。除了「学力低下」，他们还被认为是「自我」「不守规矩」和「吃不了苦」的一代人。甚至有人认为，当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这一代人的不愿付出直接相关。

· 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中国主流舆论对日本的宽松教育持有更明显的负面态度。

2017年4月，《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学者陆一的文章，批评宽松教育显著降低了国民学力；更有媒体认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变成了「格差教育」，引起社会危机。

终将到来的宽松世代

然而，宽松教育真的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大多数人的个人命运而言，教育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它是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门槛。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在「升学战争」中取胜，就意味着职业和收入的保障：在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的制度下，只要考试顺利，考上好大学，就往往能进入大公司，也就意味着稳定的中产生活。

但是，也只有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试教育的筛选作用才会体现得如此显著。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逐渐瓦解，日本的「学历社会」开始崩溃。这种情况下，普通家庭继续为了「升学」而无止尽的增加教育成本，性价比已经极低，对个人阶层上升或维持社会地位，也已没有太大意义。

· 过去十年，日本应届毕业生起薪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教育成本产生的教育会压制人们的生育愿望，而低迷的生育率又促进对孩子更加「精雕细琢」。继续进行「升学战争」，更像是一场提升焦虑、浪费资源的「军备竞赛」。

回头来看，「宽松教育」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对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东亚社会，并不是最差的结果。

以最为饱受诟病的公平问题为例，「宽松教育」虽被指责放大了社会分化，但这种感受的主要来源，仍来自经济增长的停滞，上升空间的缩减。

反过来说，即便以「应试教育」为主导，亦无法扭转教育资源分配在空间和社会阶层上的不均，寒门学子难上北大清华、需依靠加分政策，即是典型。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相对充沛，降低淘汰率、使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是正常社会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淘汰率的降低，必然意味着竞争的松懈和考核标准的放低。而在迅速实现现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龄化，适龄学童数量逐年锐减的东亚社会，「教育的宽松」是必然的结果。

·日本人将青年问题归咎于宽松教育，而从未实行过宽松教育但同属高龄少子社会的台湾，同样出现了类似现象。90后年青人被称年长者鄙视为「草莓族」

那么，有没有地方，能在高龄少子社会阶段依然逆势而动，不走宽松、素质教育邪路，实行中国舆论所追捧的应试教育呢？

有，在新加坡。

新加坡自立国之初，即奉行精英教育，从小对学生进行分流，优生差生区别对待。新加坡学生从三年级末开始，就要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分流考试，只有一路考试过关斩将，才能成为社会精英，反之，则会在不同的关卡被分流，读差学校，找低薪工作。

让上海、江苏等地家长所焦虑的「本省中考只有一半学生能上高中，另一半要去读技校」，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 新加坡的教育系统，每走一步都是过五关斩六将

这套教育制度，让新加坡学生的学力表现在各项国际考评中都极为突出，自然也好过日本，足以让中国家长倾心。

但是，高强度应试教育的代价却极为高昂：

由于优良的公房制度，新加坡的住房压力远小于香港、甚至中国大陆很多地方，但总和生育率却是全球倒数第二，比香港更低，若非每年引进大量移民，社会早已解体。

残酷的教育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子女未来命运的担忧，迫使家长付出极高的投入，在每一级考试上展开军备竞赛，这笔潜在的巨额支出极大削弱了生育意愿。

对个体学生而言，从小学开始的每一次考试都决定着未来命运的方向，自幼背负着自己和全家人施予的巨大压力。而成年之后，阶层固化，命运锁死的沉重体验，更是比日本青年只高不低。

归根结底，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其实是对经济下行、向上流动窗口日益缩紧的不安。然而，对于近三十年来中国居民的社会跃升，社会经济巨额增量的大势，而非个人的学历成就，才是最主要的动力。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终将传导到教育上。在教育宽松化的大趋势上，权衡精英选拔、学力水平和社会公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纠结于「应试」、「高考」、「素质教育」等名词是无意义的。

那么，宽松教育在日本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2011年始，安倍内阁主导了「脱宽松教育」的政策，日本的教育改革走向了新的方向。在中文媒体引述下，这一政策被视为对「宽松教育」的全盘否定。

但往往被人忽略的是：无论是「宽松教育」还是「脱宽松教育」，对综合素质、生存能力的强调都是不变的，没有人想回到过去的「考试战争」，有限的学童数量也注定这绝不可能回到过去。

1977年到2016年，中国高考录取率由5%提高到82%，总和生育率却不断降低。今天被嫌弃的「宽松世代」，终将降临。

参考资料

NHK. (2018-12-11). ゆとり教育～戦後最大の教育改革～. アナザーストーリーズ.

谭建川. (2016). 日本 「宽松教育」 的兴衰及其启示. 今日教育, (11), 63-65.

陆一. (2017-04-10). 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 中国青年报.

塞冬.(2019-02-02).超低生育率养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