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孩子再大一点，我就去开一家便利店

文/野间

来源：叁里河

1. 落差

一切与黄浩的预期截然相反。

在乌镇这个小地方，黄浩开出了一家威士忌酒吧。带着在上海学习调酒时候的经验，黄浩原本以为会一炮打响，小镇居民会折服在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奇妙口感里。

可现在，这间酒吧远比其他所有的酒吧都冷清。一到晚上，只有一两个客人，全是黄浩以前的同学。两个人开两瓶啤酒，坐在吧台聊天，从幼儿园聊到高中，聊了一晚上，也不会再有人来。难得卖出去两杯鸡尾酒，还必须是点了火的，得有鲜艳的颜色，因为朋友圈拍照片好看。

至于威士忌，是一杯也没卖出去过。只三个月，酒吧就开不下去了。

李明（化名）也在2019年陷入巨大落差。他的电影院卖不出去了。

李明拥有温州某市第一家电影院，在2013年，曾有人想花700万购买20%的股份，李明也没卖。

2009年，这里上演了一场疯狂的击鼓传花游戏，在央视报道中，“这是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县城”，新开楼盘的单位价格已经达到了2、3万元，接近一线城市房价。郊区农民征地回迁的宅基地指标，也从2000元/平方米爆炒至15000元。

这是全民爆炒宅基地留下的疯狂图景，当时的报道显示，汇聚在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游资高达300多亿元，不乏海外游资和专业炒家，公务员、家庭主妇也都被卷入。

这场非理性的击鼓传花游戏结束后，“没有电影院”的央视新闻报道却被大家记住了，大家要有电影院的呼声变得很高。

借着大好的政策，李明花1.5亿元租下了市中心一栋大楼的一半，拿下了第一家电影城20年的经营权。那时候的地界，似乎踩一脚，就能冒出油来。电影院不仅通过爆米花和饮料挣了钱，因为客流密集，影院旁边的店面也能够租给肯德基之类的商铺。

李明也做别的商业地产，几个建材市场都让他大赚一笔。

县城里陆续开出了好几家电影院，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商业综合体，里头有一家品牌电影院。居民们赶新鲜，再加上综合体停车方便，人流都又都涌向了那里。

春节，《流浪地球》上映这一天。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比起综合体里品牌电影院超过五十万的票房，这家电影院当日总票房不到对手的一半。

2019年初，因为商业地产的生意资金链遇到麻烦，李明不得不出卖一些资产。这座当年700万也没舍得卖的电影院，现在报价200万。

始终无人问津。

在中国，有超过1800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数量占中国县城及以上规模城市总量的超过85%。即便是这些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踩着漂亮的鼓点，翻起不小的浪花。

如今，高歌猛进的日子戛然而止了？

2. 对错间

乌镇是个独特的存在，从游客拍照打卡的景区，发展成休闲度假村，再到文艺小镇、互联网小镇。这里有咖啡馆、美术馆，有定期的艺术展，也不缺彻夜欢腾的酒吧。商业因子在这里异常活跃。

然而，在景区外，乌镇的内核，始终是稳定的小城基因。这些，是黄浩（化名）创业失败后才想明白的。

“我可以把你们所有的酒吧都打败。”黄浩试图拉发小入伙时，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只要是懂的人，一定会来我酒吧。”

黄浩自信自己就是最懂酒的人。他在上海学调酒、学拉花，还参加过一些比赛，拿了奖。在上海静安区一间爵士酒吧做了了大半年，他发现，十里洋场的精致，全体现在像酒具器型摆放这样的细节里。灯光环境要与爵士相配，威士忌里放冰球还是大方冰，都是有讲究的。

这间酒吧开了两年多，每个月也有百万的流水。

黄浩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搬到老家，一定惊艳四座。这样的念头起来，他也就不能再忍受四十分钟的地铁，以及那个与两个室友共用的卫生间了。

回来以后他把小镇上所有的酒吧逛了一圈。最火的很一般是民谣吧，毕竟旅客们通常喜欢这些。威士忌酒吧倒也有两家，黄浩进去做了十五分钟，就受不了了。

“太看不上眼了。”现场很吵，大家都摇头晃脑，抽烟摇色子。且不说装修风格，光是吧台就“完全不对”。在上海，吧台内部都是下沉式的，这样顾客坐在吧台以上，事先才能与站在里面的吧师平视，而不是被居高临下地望着。

最不能忍受的还是酒。黄浩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瓶“响”，算是不错的威士忌，但“响”的边上，摆着六个冰红茶的空瓶子。所有的酒，都是兑冰红茶喝的。

“太糟蹋酒了。”黄浩一边向发小吐槽，一边畅想着自己的酒吧，觉得自己就是“1993年的马云，正在冉冉升起”。

酒吧选址开店，一切倒还顺利。就连营业执照，也因为政府办事处在那天赶着搬家，异常迅速地给他们办下来了。

买酒遇到点问题。黄浩找当地的供应商，发现自己说的酒，供应商一概不知。说到威士忌，供应商是知道杰克丹尼，至于精酿啤酒，更是一款也没听过。黄浩从小到达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报，说到福佳，老板终于说，哦，听过。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从来不进，没人喝的。

黄浩好说歹说，让老板给他进了一箱福佳。发小觉得有些变扭，进货商都不进货，说明没人喝啊，能卖出去么。黄浩可不这么想，他只看到一大片市场正等着他开拓：没人喝，说明这是一片新大陆啊，被我们给发现了。

有了啤酒，再加上从网上购买了两瓶很不赖的威士忌，酒吧开张了。

黄浩的威士忌，没人听过，他就拉朋友来坐着，打开免费请大家喝。“我觉得是肩负了使命的。”黄浩坚信自己能让大家转变观念，明白什么事好东西。

显然，他想多了。零星来的客人，对单一麦芽威士忌毫无兴趣。还有大叔指导黄浩，你得放冰红茶啊，不然多难喝。也有提议放橙汁放脉动的，最厉害的建议是，有一个客人指点道：“喝这个之前，得先买瓶红牛，敲一个生鸡蛋进去，搅一搅，一口闷。”

黄浩的信心散的像来时那么快。精心挑选的玻璃杯没人用，偶尔有一两个客人，也是拿瓶啤酒对瓶吹。一个晚上，就只能卖几瓶啤酒，威士忌从开业开始，就一杯也没卖出去过。

黄浩原以为自己会是一个搅局者，像所有商业传奇里那样出奇制胜，真相是，改变这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稳定态，似乎太难了。最终，酒吧关门了账。

3. 江湖里

杨帆（化名）有副热心肠。刚回到家乡，中部某省的一座小城时，他感觉“开心极了”。在北京待了两年，他始终喜欢不上那个拥挤的大都市，邻里之间互不认识，找朋友聚会，路上就得花一两个小时。

在家乡，人情味扑面而来，随时能找到老同学聚会，远亲近邻都挺亲近。一个人在外生活多年，刚回家时，这种琐碎的热情也让他不太适应。他不得不经常在家听到一些亲戚的琐事，比如表哥和表嫂又吵架了，某位亲戚登门，动动嘴皮子，你就得帮去办事儿。

社会交往强关系化，是小城市的一大特点。直到自己开始创业，杨帆才明白了这种紧密关系的价值。

原本，杨帆可以去做个公务员，这始终是当地最体面的工作。可他很不喜欢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权衡半天，他决定做教育。在与各个高中接触的过程中，杨帆发现，很多学校都有合作办学的需求。2015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比起北上广九死一生的创业故事，杨帆选了一条不那么艰难的路。自己和媳妇儿两人都在英国留学了五六年，家里又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亲戚朋友。安心提升项目质量，这对杨帆来说并不难。

从第二年开始，项目就走上正轨。他能找到优质的海外教育资源，也会仔细评估国内外学校教育水平的匹配程度，后续服务也比同行更细致。杨帆甚至会考量学生是否适合出国，能照顾到父母对孩子独自在外求学的忧心。

在常住人口只有一百万的市区，口碑也传的很快。杨帆至今没花一块钱的推广费用，生源主要靠亲戚朋友的介绍，以及老学生的口口相传。曾有一位家长，一口气就给他介绍了五个学生。

“有能力，就应该互相帮忙的。”杨帆能够理解找上门来求助的亲戚们，也并不害羞求助他人。经营上遇到问题，他总爱去找小姨夫聊聊。小姨夫事业有成，做着大生意，能给他不少实用的建议。

如今，公司发展很不错，杨帆夫妻俩，每年大约有百八十万的进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问家里要过钱。

尽管如此，烦恼并没有停止。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曾经提到，小城市因为经济活力不足，资源争夺可能陷入暴力无赖的倾向。创业中，杨帆算是见识到了。

当地也有一些小型的留学中介，他们甚至会派专人来挖杨帆的墙角，直接挖他们国际部的学生，还散步一些流言，污蔑他们机构对接的公立学校质量堪忧。

不少同行就相信，挤死你，自己就能好。这样的想法让杨帆很看不上。“他们永远不明白，一条街只有一家饭店生意好，还是一条街都是饭店生意好。”

好在这些无赖手段，对杨帆“影响不太大，但就是恶心。”

更现实的问题是招人困难。做这行需要留学经验，而像杨帆这样的留学生在这座小城很难招到，大多数人会留在大城市，回家的海归们，则会选择更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

尽管杨帆挣得比做公务员的同学多得多，但周围人并不确切了解他的项目，只把他当成做培训班的。在多数人眼里，最体面的，还是在体制内工作。这怨不得他们戴有色眼镜，在这行待久了，杨帆自己也发现，相比于其他富裕家庭，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小孩，整体素质就是会高一截。

对杨帆来说，赚钱早就不是首要目标了。他寻求挑战，想做大项目，想获得社会影响力。他试着自己承包高中，也在学习英国公益项目的做法，去贫困地区做些公益活动。

为了寻找机会，他也总跑北京，几乎每个月就去一样。因为在家乡，除了媳妇，杨帆觉得，能聊得来的同龄人不超过五个。

杨帆愿意去大城市出差，也喜欢结交不同城市的朋友们。他把这当成一种平衡。在家乡这样一个稳定的圈层里，他身处这个互相帮助的稳定网络。事业使他必然成为其中一环，同时，杨帆又在尽力避免着只做其中一环。

胡小武总结“小城市病”的特征，便是“庸堕化”特征，即精神生活的庸俗化趋势。杨帆很警惕这种相互影响。他说，经常往北京跑，就是在提醒自己，避免被同化。

朱星就是杨帆所说的那一类留学归来的体面公务员，他也在试图逃开“同化”的力量。

在一座南方小城，朱星已经干了六年的公务员。在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考上了当地的公务员。工作不忙，每个中午还能回家眯个午觉。工资也高，足够给老婆买几个奢侈品包包。

平日的工作对朱星来说已经构不成挑战，虽然应对上级检查和一些征文活动的时候，他也得大伤一番脑筋。但大多数时候，上班干活，下班麻将，是他生活的常态。

在和老同学推杯换盏的时候，他却不由自主产生一种错失机会的恐慌感。有同学做代理，全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哪怕开个奶茶铺子，也能赚不老少。朱星听着那些故事，有些蠢蠢欲动。

4. 天花板下

王一峰也许是极少数搅局者中挣到钱的。他也在乌镇景区外做生意，开出了一家高端民宿，如今，黄浩就在这家民宿的酒吧里做吧师。

2014年，乌镇景区内外是两个世界，里头桨声灯影，外面则弥漫着市井烟火气，遍地都是农家乐。一间客房的投入不过五六万，供游客们凑合一夜，总投入五六十万，大约十个月就能回本。

偏王一峰一根筋，一定要做对标景区内质量的民宿。四百万，开出了景区外第一家精品酒店。那时候也正是乌镇高速发展的时候，景区广告印在全国各地的大楼上，人流暴涨，又赶上精品民宿逐渐大热，王一峰的酒店生意，也跟着很不错。

在接下来四年时间，这一类高端民宿也在景区外开遍了，成了当地住宿的主流，王一峰的酒店不再显得突出。

“这个小地方复制起来太容易了。”有时候一块喝点酒，老板也忍不住和黄浩吐槽。在乌镇这个小地方，类似规模相似质量的酒店，就有四五家，自家因为不再具备差异性，流水也少下来了。

坪效很难再突破，天花板就在眼前，想开连锁店也必然超过了市场容量上线。王一峰有些伤脑筋了。

听听王一峰偶尔的牢骚，黄浩感觉到了现实的无力感。他发现自己能够冷静地走进其他威士忌酒吧去和老板们聊聊天了。坐在吧台上，老板一边给他倒了一点威士忌，一边告诉他，就得加冰红茶，因为这在大家看来，才是正确的。黄浩自己的弯路，老板一步没拉下，走过一边之后才急转了马头。

在这里，多数人说对，那才是对的。

黄浩发现，就连在酒店打工的小姑娘们，都在闲聊时感慨，钱不好挣啊。这些做服务员的小姑娘，无一例外都用着花呗、借呗，借微粒贷，每月透支信用卡。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因为信用权限没有开通，也要借用妈妈的身份证来开通。仅仅是工资，是支撑不起他们的生活的。

这似乎是一种普遍感受，黄浩忍不住问王一峰：“小城镇钱这么难挣吗？”王一峰想了一会，吐出一句：“难挣。不过，哪儿不难挣呢。”

尽管身上背了不少债，李明照样提着文件袋，四处寻找做生意的机会，在银行借贷也没有遇到太大挫折，几家新市场已经开辟出来。毕竟经历过多次起伏，在这座偏好风险的城市，信心不容易散失掉。

朱星也没有被朋友们受挫的故事彻底吓退。从2018年初，他就一直在四处打听投资机会。

情况不那么乐观，一个网红奶茶铺子的加盟费高达一百万，启动风险太大。至于棋牌室，需要投入的人力成本也超过他的想象。一个开棋牌室的前同事告诉他，即便雇人整夜看管，自己也得到场，接待接待朋友、收收账。这是他无法支出的精力，更别提办消防证和营业执照等一堆麻烦事儿。

“可以加盟开个便利店吧。”朱星想，尽管全家这样的便利店对加盟城市的要求很高，还得等到自己的家乡符合标准的那一天。

不久前，投资计划被一件喜事儿打断了，妻子怀孕了。为恭喜他即将当爸爸，几个老同学又攒了一场聚会。朱星抿了一口酒，敲敲桌子说：“我以后一定得去干点事情。”

他涨红了脸，又灌下一杯啤酒。“等孩子大一点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