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孤独，是从失去客厅开始的

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没有了社交。

相信你时常会有这种感觉：自己太他妈的孤独了。每天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是生活的全部，简单而又真实。即使到了周末，也是一个人在出租房里“躺尸”。从周五下班到第二周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床上。房间里的空气在体内循环了八次，但开门是不可能开门的——除非是外卖到了。

网上有很多词来形容这些年轻人，“死宅”、“蹲族”、“空巢青年”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单身，社交几乎为零。

在去年百度外卖发布的一份《“空巢青年”生活报告》中称，空巢青年排解孤独最常用的方式是阅读和看电影，两者的比例分别占到了40.01%和46.87%。简单的说，大部分租房的年轻人就是自己和自己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已经强烈感受到了“孤独寂寞冷”，为什么不多参加点社交活动来摆脱这个状态呢？或者更直接地问：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没了社交？

也许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能给出很多解释，我这里却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答案——现在年轻人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客厅。

唯一可以把异性朋友带回家的人

军哥是我们公司里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女同事邀请到住处的人。公司的同事也都经常去他家做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同事的住处从未有别人光临。

原因只有一个，他有属于自己的客厅。

租房时，我们贪图方便，在公司就近找了个住处。但地处商业中心，房租自然不便宜，大多数人住的都是合租房。与三两个同是在北京苦钱的人共处同一个屋檐下，这并未让大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个月说不上一句话也很正常。

军哥则以并不贵的价格在五环外租了套一居室。拥有属于自己的客厅后，他精心配置了一个沙发，一组音响，并摆了各种各样的酒具。从那以后，他的客厅便成为同事们增进感情，吐槽老板的好去处。大家一起吃火锅、看电影、玩卡牌游戏、喝酒……客厅里虽说不上夜夜笙歌，但也算三天一个小场，五天一个大场。

同事有时还会带人过去，因此也能认识了一些陌生朋友。

酒意微醺，音乐响起，一群男女，年龄相宜，就容易让人想到美妙的事情会发生。一位女同事就因此摆脱了单身。

其实要说音乐和酒，我那也有，但看看我那个小小的合租房，十几平米的地方，除了一桌、一椅、一柜、一床外，啥都没了。把异性邀请过来，难道坐在床上聊？

在大城市里，客厅从组成一个家的“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租房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客厅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客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其实客厅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属性——社交。

在家里，客厅是你和家人的交流、宴客的地方。在别的城市，它是你与旁人建立稳定社交关系的唯一场所。

进入社会中，工作成为生活的绝大部分。同事，是这个城市里唯一构成稳定联系的人群，他们虽然每天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架设在工作之上，它并不能给一个孤独患者任何慰藉。

在办公室，在会议室里建立起来的感情是什么？

友情？不算是吧。

办公室情？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坐在客厅里，那些人的角色就不再是你的同事，而是你的客人，你的朋友。

莫泊桑的经典短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曾经多次收录于中学生语文课本，记得我当年就学习过这篇课文。小说巨匠莫泊桑记录了老师福楼拜家客厅里的盛况。每个星期天，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大文豪在都聚集于此，畅谈文学和诗歌。大文豪们乘兴而来，载兴而归，每个星期都相约于此。

在二三十年代，北京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客厅，就是“林徽因的客厅”。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半个北京城的有为青年定期相聚在林徽因的客厅，交流学问，激扬文字，想想都令人神往。

设想一下，假如不是在某个人的客厅，这两波人无论约在什么地方，似乎都不太合适。

城市打工者不配拥有客厅

去年夏天，我的朋友大G来北京工作，我去给他接风。

他住在东三环，我们在他住处附近找个地方吃了个饭。他乡遇故知，有说不完的话。酒足饭饱之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我俩准备找个安静的地方再闲扯一会。

他说，找个奶茶店坐坐吧。

我说，这大晚上的，你家奶茶店开门啊，你是卖奶茶的还是开会所的？去你家！

他有些尴尬，架不住我再三要求，他最终同意。

北京三环以内，这个寸土寸金、随便厕所大小一地儿就能买断我十年工龄的地方，大G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单间里。

乘老旧晃荡的电梯上了七楼，穿过黑洞洞、望不到头的走廊，才进到他的住处。三室一厅的房间，房东住一间卧室，有独卫。其它两个卧室加起来住了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合租房里摆了五个上下铺的铁床，到处都是行李，勉强留下一条能站的走道。他的室友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刷剧，有的在打游戏。我尴尬了站了一会，大G说到外面聊吧。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刚聊上两句，有人打开门，说了句，能不能不要吵了，睡觉呢。

我连连道歉。

大G把我带到了楼下，我们点上了一根烟，大G说，客厅是公共场所，我们大晚上在那聊，不合适。

过年的时候，大G回家后就再没来北京。他说，北京太孤独了，没个说话的人，也没个说话的地儿。

相比大G，我有一个独立的房间还算不错。在五环边上和两个陌生人合租，有一位我至今叫不上他的名字。

一样的是，我们也有一个形同虚设的客厅。没有人会在那活动，更不会把朋友叫过来玩。

一想到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不熟悉的人，就注定这个客厅永远是个没有故事的客厅。

租房的年轻人，大都面临着这种尴尬。

被隔断间消灭的客厅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8年轻人租房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90后、95后选择合租的比例超过八成。

被称为“亚洲第一社区”的天通苑小区，有着600多栋楼。身处其中，那一个个窗户，一间间房子，在连成片的巨大楼群中，就像是一个个像素点。在这每个像素里，又住着几个不等来北京打拼的人。

不身处其中很难以想象，仅仅天通苑这一个小区里就住了60多万人，相当于两个冰岛的人口总和。

在北京，这样的魔幻之地在回龙观、常营等地还有几处。

这里合租的年轻人，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客厅——甚至有的房东将客厅改造成隔断间，从而真正意义上的消除了客厅。

我来北京的第一年，住在一套180平米的房子里。听起来很性感，事实却是，二手房东把这间180平的的房子隔断成了8个房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

我和另外7个倒霉孩子一起在这里蜗居了半年多。除了在卫生间的使用问题上，有过几次尴尬的交流，并没有更多的对话。周末的时候，每个人都像被冷落的妃子一样独守闺房，极少出门见人。至于客厅，那是个什么东西？

房地产开发商在设计、建造房子的时候，考虑到了房间的组合与消费人群的匹配，如loft公寓是卖给单身青年，两室一厅是卖给三口之家。

然而在一线城市，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和高企的房价使得这种“精心的安排”付之东流。房东或二房东将一套房子尽可能的隔断成更小的单位，租给多的人，赚更多的钱，从而去追求一种在商业地产才常用到的概念——“坪效”。

当一套房子寻求“坪效最大化”的时候，客厅往往成为最先牺牲的部分：它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同时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北上广，一切最原始的生理需求都会力求从简。有三尺之地可以下榻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被遏制的社交冲动

90后、95后正是最需要社交的人群。

年轻人，血管里流淌的都是荷尔蒙，他们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在渴望输出和反馈。但是加班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同时适宜的空间也被占据。

在“死宅”文化最为盛行的日本，这个现象最为严重。因为人口越来越聚集，可供年轻人进行“联谊”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

由于缺乏社交，年轻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低欲望”的状态：不愿出门，热衷于游戏和外卖，在工作和钱上面没有追求，对结婚生孩子也没兴趣。

因为这些人的出现，日本应运而生了“死宅经济”。前一阵日本有的地区出现了“出租姐姐”的业务，小姐姐上门服务，专注宅男的心理建设。

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的香港，虽然住房问题上同样严峻，但在对年轻人的社交空间建设上却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香港的规划要求每个社区都匹配一定的公共空间，无论住在哪里，周围都有能触及的游泳馆，图书馆，网球场等。像麻雀馆这样老少皆宜、诸事皆可谈的场地自然也必不可少。

反观北上广一线城市，类似建设完善的公共空间则少得可怜。

网络和夜店不能成为客厅的替代品

于是，年轻人把社交转向了网络。

线上的社交看上去容易的多，有微信、微博、抖音等一大把的平台、一大半的陌生人来互动。即使打个游戏，都能和不认识的人暧昧上两句。

如此看来，年轻人的社交问题似乎通过一台手机就能得到解决，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接近事实状况的是，互联网触及的越广越深入，人们就越孤独。

微信里面上千好友，晚上一个人寂寞难耐却无人可聊。亦或者是聊了两句，说了拜拜，他睡了，却把你拉向更深的夜。

线上社交是对孤独“隔靴搔痒式”的解决办法。

网聊不靠谱，那去酒吧夜店来一场狂欢如何？只要蹦迪的舞步够快，寂寞也许就追不上我。

短暂的充盈也许会让人感到满足，但欢乐场里的满足从来都是走肾不走心，除了为了把妹子带回家，没人会在夜店里谈诗和远方。

在夜场和酒局里，你遇上了千千万万个人，但实际上你一个人都不曾遇到，因为那里太嘈杂了，他们都不曾与你建立稳定的关系。

他们和你一样，是一个一个的孤岛。

为什么选择客厅？

客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没有束缚的场景，是没有目的的领域。

在客厅里，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穿着睡衣，淡妆浓抹或者素颜都是很相宜的。

和朋友一起或哭或笑，或傻逼，都是合理的，这才是真正的社交。

来源：马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