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改变了什么

褚时健去世后，当天网上赞美他的文章非常多。到第二天，对褚时健不以为然的文字也出现很多——誉满天下者，往往谤亦随之。作为上世纪末的风云人物，褚时健入狱在当时就引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非议之声依然盛行，并且增加了新内容。这些观点需要剖开解析，才能看到褚时健更大的价值。

第一种质疑是，褚时健算真正的企业家吗？很多人（包括其支持者）都抱这样的疑问：褚时健任职云南红塔集团，最多算职业经理人，怎么能算企业家？他把云南红塔打造成「烟草帝国」，不是靠烟草专卖体制吗？国企经理人也算企业家，这名号也太不值钱了吧？

事实上，褚时健接手的云南玉溪卷烟厂，是一间破败的、濒临倒闭的国营小厂。褚时健接手一片残墟，经过十几年改造，交出了亚洲第一的烟草帝国。褚时健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所有企业家一样，褚时健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褚时健力排众议，用当时厂里不多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进制烟工艺，推动中国过滤香烟的进步。他指导农民种植烟草，用高价收购和种植方法改进，提高烟草原料品质。

云南红塔崛起当然有「烟草专营」因素，更多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当时国内卷烟厂有上百家之多，竞争可谓激烈，褚时健率先铺开数量众多的网点，使红塔香烟行销全国。

作为国企经营者，褚时健受到的羁绊更大——无论玉溪卷烟厂还是后来红塔集团，都是国有企业，受地方政府控制很深。全云南都视红塔集团为摇钱树，各种工程建设，往往都找红塔集团要钱。幸运的是，当时国企改革「放权让利」已经成形，褚时健得以施展拳脚。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谈云南烟草说，过去流传「云南的环境适合种烟草」的说法，其实是很晚近才出现的。传统中国烟草种植的重心是黄淮地区，云南烟草卖到全国，成为云南的一张名片，是红塔山崛起后的事情。为此黄章晋称，云南烟草的传说是个人力量的绝佳证明。

也就是说，褚时健对云南红塔的作用，甚至对整个云南烟草的贡献，再怎样高估也不为过。

褚时健的悲剧在于：红塔集团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却是「养子」，而非「亲生」。产权的先天不足，使创业者无法充分享受企业成长红利。褚时健铤而走险，私分一大笔钱——100多万美元在当时也是巨款，只是相对红塔集团创造的巨额财富，微不足道。褚时健伸手了，然后被捉，以70岁高龄从巅峰跌落谷底。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褚时健之外有李经纬，没出事的张瑞敏和柳传志战战兢兢。从创业艰难的过程看，他们表现出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创造出巨大财富。然而他们的功绩不被尊重，每月只领几千块钱工资，他们的作为受到诋毁，很多人无视他们创业的贡献。产权不明晰，再有才华的企业家也如履薄冰。

褚时健案推动了中国国企改革步伐。褚时健案还在审时，管理层收购（MBO）成为国企改革的潮流。很多体制内的企业家保住身家性命，获得应有的回报。接任的云南红塔集团新掌门人，一年收入比褚时健一辈子的收入还高。

这个过程其实是产权明晰的过程，只是率先得利的是国企管理层。不撬开一个口子，此后的国企改革将很难进行。改革从来都是渐进式发展，迂回中演进。褚时健以个人悲剧加速了时代进程。

幸好褚时健的悲剧只是一个段落；几年之后，他以强悍的方式回归。他在哀牢山包了几千亩地，种了大片橙子，并把「褚橙」卖向全国。有些人说：嘿，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他那些企业家朋友帮衬，换别人能起来吗？

这话恰恰表明，褚时健是得人心的。他的过往功业没有随法庭判决而烟消云散，相反而是植入人心，成为褚时健一辈子用不完的资源。种橙子这事也不简单，不是靠几人吆喝就能卖到全国。从昨天起我看他的传记，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这个人天生有经营天赋，不甘平庸，哪怕70多岁，也不着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褚时健是很好的注脚。

张维迎教授是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在他看来，国企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激励，接手企业是受行政委派，他们无须讨好消费者，更多是对上负责，日常偏向于虚以委施。这样的人最多称「企业官僚」，不好说是企业家。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特殊阶段，大量国企事实已经瘫痪，国企改革第一阶段是承包制，落实自主经营。褚时健就这样崛起，创造财富奇迹，也背负争议。绝妙的是，褚时健在耄耋高龄，重新证明了自己。因此，张维迎教授也称赞褚时健是「真正的企业家」。

褚时健身上有值得解读的东西。很多人读到触底反弹，有的人读到自强不息。我的想法是，企业家精神真的很宝贵。褚时健不算运气最坏，至少他还有两次大展宏图的机会。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还有很多聪明的头脑白白被荒废。既往矣，以后这样的悲剧越少越好。

来源：菁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