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改开政经迷局。
文|刘喜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君子兰不过是市面上的普通植物。正面些的介绍,会说它「植株秀雅,叶劲花香」,深受种植者喜爱。然而在东北,人们对它却怀着更为复杂的感情。
三十年前,一场和君子兰有关的风暴席卷了东北。君子兰一度身价宝贵,小小一株花卖到数万元,超过当时人均工资的一百倍。
带着对「万元户」的美好憧憬,普通居民纷纷参与到买卖君子兰的浪潮中,整个东北、甚至中国北方都为之疯狂。
暴风的中心位于长春。这座缺乏改革转型窗口的城市,一度将君子兰视为变革的契机:长春市将君子兰定为市花,发行君子兰专刊,鼓励家家户户养殖君子兰,振兴「窗台经济」;途径长春的文艺工作者,也被要求为君子兰留下献礼。
·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长春表演时如是说:「现代长春城的三大名产,『汽车』『电影』『君子兰』」
还有更疯狂的事。
1984年,长春君子兰相关盗窃抢劫案高达127起。吉林省某机关技术员的弟弟,上门抢夺哥哥家的君子兰,最终在打死兄嫂后被判死刑。
整个东三省都躁动不安。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房琦,带着三个兄弟、配备枪支、开着越野吉普,杀向长春抢君子兰,成为轰动辽吉两省的大案。
然而,这一场关于君子兰的风暴迅猛又短暂,在一年之后就又消失在了东北大地。
三十年前,东北为何对这盆小花如此着迷?
改革迷惘
1978年后的中国,正面临在历史道路的分岔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春节,华南地区的「逃港」风潮再次袭来。这年,广东共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七万余人。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与其让人民群众跑到香港,不如引进外资,在深圳建立加工区。」深圳经济特区随后成立。
· 习仲勋考察怀集
很快,深圳便通过承接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杀出了一条血路,城市面貌由焕然一新,工业区此起彼伏,在开放和希望中突飞猛进。
· 罗湖刚建区时的深南路
· 1984年,深圳特区俯瞰
而在中国最北端的东三省,景象却截然不同。
作为共和国长子,一度为全国造血的东北老工业城市,危机初现端倪:资源型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旧生产模式不适应新的改革形势,还要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沉重税负压力。
东三省内部也有差距。1980年代,辽宁正紧跟改革潮流,沈阳证券交易市场是改开后全国第一个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而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则在变化的世界中显得乏力,GDP从全国第19位一路下滑到第25位,走上了缓慢的下坡路。
· 在深圳高呼「效率就是生命」的同时,长春在鼓励市民「创文明单位」
长春显然并不希望「坐以待毙」。改革焦虑加上茫然无措时,一株小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君子兰原产于南美平原,伪满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东北。
这种外形美丽、名字风流的花朵在东三省备受喜爱。辽宁人张学良将君子兰种到了他晚年居住的台湾,而生于吉林的某李姓气功师,曾在六十年代为了一盆君子兰与父亲大打出手。
长春的君子兰一直誉满东北。改革开放后,「养花」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买卖花草也不再是「走资本道路」,长春的君子兰交易逐渐兴旺起来。
当时,全国价格改革仍在初始阶段,旧国企体制仍稳稳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的全面福利。这座城市的居民,在东北最辉煌年代积攒数十年的工资,成了君子兰最初的助燃剂。
1979年,还是一名工人的郭凤仪卖了「老三件」自行车和手表,花180元买下一株二年生的花苗,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
· 长春车站前的君子兰市场
君子兰的价格很快扶摇直上。
1982年年初,市面上出现了五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到九月份,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到了十五万元。最普通的君子兰也要价上千,是月均工资的好几倍。
逐步攀升的花价和「投机倒把罪」的嫌疑,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1982年,长春市出台君子兰「限价令」,规定一盆君子兰售价不得超过200元。因为价格无法抑制,1983年《暂行规定》,又规定君子兰最高卖到500元,还制定了详细的征税标准:交易额的十分之一属于「临时经营工商税」,成交额500元以上加倍征税。
· 1983年长春市《关于加强君子兰管理的暂行规定》
眼看,君子兰泡沫就要被行政手段所扼杀。然而仅仅一年不到,市政府的政策就飞快转向。
泡沫膨胀
1984年,长春市下达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君子兰定为长春市市花。不久又废除「限价令」,号召每户市民养殖三到五盆君子兰,「把养殖君子兰当作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
转眼间,君子兰成了东北改革的突破口,在「搞活市场,发货优势」的口号下,完全解禁。
· 长府 [1984] 262号《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搞活我市君子兰市场发挥君子兰优势的若干规定》
对于政策风向180度的大转变,有人归功于1982年举办的那场「抢救国宝大熊猫君子兰义展」。
这场展览吸引观众约2万人,门票价格从0.5元一张涨到1元,总收入超过1.7万元。长春市政府看到了君子兰中蕴含的经济发展潜力。
据说,这场展览还吸引了日本人的兴趣。访问学者对长春君子兰品种之丰富、品质之优良给予了高度赞扬,日本业界还提出了「下次君子兰花展务必让我们参加」的要求。
这些不知道是真热情还是假客套的寒暄被广为传播后,长春市随即声称,君子兰具有「出口创汇」的重大政治经济前景。
君子兰似乎还有来自中央级别的支持。
1984年12月4日,《长春君子兰周报》创刊,头版头条引用当时国务委员陈慕华的话:「大力发展花卉事业」。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也表示:「希望君子兰在中南海盛开。」
· 曾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主导了「一胎化」政策的陈慕华,于1985年前兼任央行行长,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 「希望君子兰在中南海盛开」
在诸多合力之下,这场生于改革焦虑,兴于自发热情的泡沫,终于在政策的浇灌下彻底泛滥。
全民疯养、文艺献礼、政治挂帅、恶性事件,都只是疯狂的表象。这些东西之后,是实实在在的巨额利润:1985年,君子兰的价格达到了二十万元一棵,是当时的大学毕业生300年的工资总和。
据官方统计,每天走进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高达40万人次,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短短几十天,长春出现十大花卉公司和四十几家花木商店,向外省市拓展的分公司、子公司不计其数。长春机械厂号召职工走君子兰致富道路,全厂1700多名职工家家开养兰花。长春洗衣机厂投资数十万元,在办公楼顶上盖了600平方兰花温室。
· 专题片《君子兰》中当年的君子兰市场
早就活跃于君子兰市场的郭凤仪,迎合当年开办私营公司的浪潮,创办了「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
他为自己的公司制造了许多传奇,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名港商,愿用豪华皇冠轿车交换一盆名为凤冠的君子兰」。当年,皇冠轿车约值9万元。
围绕着君子兰的还有其他许多传说。1985年初,长春一王姓养花大户以14万元的价格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客户。按当时伦敦金融市场牌价,14万元可买40多两黄金,按此可制成几十盆「金花」。
· 对郭凤仪的专访
「绿色金条」之名,不胫而走。
疯狂背后
事后看来,当年的君子兰,确实是一种合适投机炒作的「泡沫商品」。
首先,君子兰有稀缺性,花苗经过二到四年才会开花,短期供应弹性较小,即使价格上涨,供应量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大幅上升。
因此,君子兰的实际市场规模并不大,不用太多的资本,就可以操控市场供需。
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对称。
在媒体单一、互联网缺乏的年代,普通人无从得知君子兰的真实价格,他们能参考的只有《长春君子兰周报》。而《周报》上充满炒作信息:「一株君子兰的切花在香港、日本价值30美元」;「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艺术家…… 都到长春买君子兰」。
· 《长春君子兰周报》
然而,推动君子兰成为「中国郁金香泡沫」的远不止市场和谣言。毕竟,彼时的中国还不存在期货市场,浮沉于君子兰泡沫的人们,进行的还是实物交易,甚至有人抱着君子兰去商店「以物易物」。
为君子兰泡沫注入强心针的,首先是各级公共部门,以及由此催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说到底,君子兰只是一种摆设绿植,而非生活必需品。爱花的普通人耗尽工资,也炒不到数万元的高价。泡沫的膨胀,一开始就与行贿受贿密切相关。
《人民日报》1984年6月16日曾报道过辽宁省鞍山市的君子兰热,直指君子兰价格的跃进,源于「鞍山市用君子兰行贿达到高潮」:
鞍山郊区沙河公社麦山大队购入大量君子兰,用来向市电车公司和冷弯型钢厂一些领导者行贿,这两个厂便慷慨大方地把高价施工任务包给了他们。
鞍山市电池沟锅炉厂为争到给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锅炉生产合同,将君子兰分送给主管锅炉生产的省、市领导干部,于是,合同很快批给了这个厂。
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到鞍山,一次买走君子兰二十九盆,价值七万四千元,大部分用来送礼、拉关系。
君子兰价格起飞之后,率先投入资金的,也往往是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
市建委主任方向,因把海城县滑石矿矿长张继增调进城市工作,收受张馈赠高级君子兰一盆。他利用职权,在自己院子里盖了花房,但要来的花不在自家养,分别放在刘汉波(经济犯罪分子,在押)等三四个养花户的家里,由这些人为他代卖。其中刘汉波为他卖过一盆君子兰,他就坐收纯利三千元。
参加交易的有许多是市里的领导干部,如“百万富翁”李福真花窖里的君子兰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建委主任方向、原市纪委副书记王志英、商业局长孙良等人的。仅次于李福真的另一个养花大户,养的花有50%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干部。
各级单位和领导纷纷投资君子兰,他们对君子兰的追捧,又给了普通人更多信心。毕竟,跟着组织走,一定不会错。
· 报纸漫画:君子兰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手段
一个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地方利益集团由此成型,随即积极展开对外游说,并利用《长春君子兰周报》等本地媒体,强化所有有利于泡沫的信息。
君子兰热的高层政治支持,便是由此而来。《长春君子兰周报》会收集各级领导关于君子兰的所有言论,且将中央各级领导所有支持花卉产业的讲话,解读或暗示为支持长春搞君子兰。而在发言中真正支持过君子兰的中央领导,曾工作于长春一汽。
除了本地媒体和中央部委,长春市也积极交结其他组织。1985年,当长春君子兰面临政策危机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下辖的《中国花卉盆景》杂志仍刊发专号,发表郭凤仪和长春市相关部门领导的文稿,为其辩护。
但最终,盛极一时的君子兰还是栽了。
尽管长春市一直鼓吹君子兰,疯狂的价格和腐败嫌疑却引来了来自更高层面的不满。
1984年6月,《人民日报》就曾刊发长文批判君子兰热,但批判对象主要是邻省的辽宁鞍山,吉林长春的君子兰纹丝不动。
然而到1985年6月,吉林省机关报《吉林日报》头版刊发《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再谈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不能靠挖国家墙脚来哄抬君子兰花价》三篇社评,批评长春君子兰热的「投机倒把」、腐败和治安问题。
同月,《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称其「挖了国家财政的墙脚」。
顶头压力之下,长春市政府不得不对君子兰开出「禁令」。1985年,长春市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用公款购买君子兰。另外,各级领导干部只准养殖观赏,不准出售君子兰;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违者可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
这一规定给君子兰市场判了「死刑」。一经发布,君子兰价格迅速跌入谷底,君子兰市场纷纷关门,花卉大量滞销。郭凤仪的「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也在一片萧条中走出了百货大楼。
有人在君子兰泡沫中挖到第一桶金,也有人因为君子兰而锒铛入狱。君子兰的风潮后,长春市很快安静了下来,这个地名直至很久以后,才再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野里。
然而,泡沫背后那个改开初期、充满经济躁动的社会却并不会因此安静。在一次又一次的泡沫中,更多人一夜暴富,也有更多人倾家荡产,那些金钱背后的东西更加令人着迷。
先富起来的南方人不久后就会发现,比起真花,楼花炒起来才更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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