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开大厂的年轻人

作者：李玲 编辑：李拓 本文来源：虎嗅APP（ID：huxiu_com）

急速扩张的互联网巨头们踩下急刹车，令人艳羡的“互联网铁饭碗”时代将一去不返。

裁员的背后，除了财务赤字和开销压力外，还有巨头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曾经稳健的“模式创新”失灵，技术护城河又未建立。财大气粗的公司裁员是为屯粮；未盈利的公司则是断臂求生。而这一切，却可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为什么是我？”

高旭没有做错事，但还是被裁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事情，也是其他几十位被裁员工没想到的事情。他用“非常不爽”形容那种感觉。

在入职优酷前，高旭手握BAT三巨头的offer，最后选择的是优酷。只因优酷拿到2018年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和阿里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告对大文娱决心永不变，投入无上限，他看好优酷的未来。

但世界变得太快。2018年，优酷战略级产品“团灭”，2019年开年的重点综艺《以团之名》也表现欠佳。这期间的网剧全部表现平平，斥巨资购买的世界杯版权，高旭形容为“花钱买了个响，什么都没留下。”

就连内部同事私下交流，也少不了疯狂吐槽优酷，“为什么人家能出《延禧攻略》，我们什么也出不了？为什么人家有国内外优质剧我们没有？我们也一年到头忙死忙活，天天加班加点，却没做出一点成绩？”

所有努力仿佛一颗石子投向无底洞，没有回响，也不知去向。这让高旭没有成就感。最难受的是，“看着爱奇艺或腾讯又出了一档好看的节目，你作为优酷的员工，还要去充他们的会员。”

虽然裁员源于公司“生病”了，但“病痛”的直接受难者却是员工。

裁员的传言，始于2018年年底，整个优酷的人对此都有心理准备。

樊路远接任新总裁后，内部气压明显高了起来，他的下班时间也从平均9点推迟至10点之后。会不会被裁？高旭也极为纠结。因自己负责核心业务，不会被裁的心理占了上风，他没有提前找工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最先被盯上的就是高旭所在的业务线。

“为什么是我？”高旭不服气。在优酷内部，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在互联网大厂“养老”，拿着与能力不匹配的薪资。“高薪低能被优化，心里早有准备，可为什么我们这些入职不到一年，付出那么多的人也被裁了？”

直到离开时，他还想不通问题出在哪。

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互联网行业，我们会看到——为大厂高层“背锅”的事件中，高旭的遭遇只是无数打工者的缩影——这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裁员暗潮，涉及腾讯、阿里、滴滴、京东等中国互联网一线大厂，人员优化、中层裁撤，规模动辄成百上千人。

不过对罗拉来说，她不幸又幸运。4月1日，她入职新公司。两个月前，她和滴滴外卖部门的大多数人一起，拿到人生中第一笔裁员补偿。

事实上，除了少数内部转岗和主动离职的，几乎整个滴滴外卖的运营和市场全都被拿掉，“除了外卖还在做国际化，留了少量的技术和产品，总体是一次非常大面积的裁员。”

罗拉在滴滴工作两年多，最开始在专车部门，2018年初内部转岗，跟着领导到外卖新业务部门。那时美团突然攻入网约车领域，推出美团打车；滴滴也试图围魏救赵，迅速组建起外卖队伍，推出滴滴外卖。

在专车做久了，罗拉总想着要跳出这个相对“舒适”的区域。转岗外卖，制定新进城市的市场策略，把控业务和产品进程，在一线直接接触业务目标的工作，让她更有成就感。

与外界的解读，滴滴美团“互杠”不同，在内部，滴滴把外卖业务当作与美团网约车战争的最前线。“效果还不错，开了几个城市，在资方那边也保住了自己的估值，美团也停战了。”坊间八卦说，两家老板几次坐下来谈判，甚至惊动马化腾调停，才有今天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

事实上，“砸”在外卖上的钱不仅仅是人力，还有外卖的整个系统搭建。

当时，滴滴试图以外卖为切入口扩张领域。罗拉主动转到外卖，作为开城经理， 为滴滴“开疆辟土”。首座城市已开拓完成，她第二座城市的计划刚做完，外卖业务突然停了。1000多名员工的生计瞬间没了着落。

而在2018年年初转岗前，罗拉还是滴滴最核心业务部门专车的成员。她的绩效都是A，领导甚至告诉她，不久就可以升职了。从受到认可的核心业务线离开，义无反顾投入的新项目失败，这种反差让她很失落。朋友也为她可惜：“要是当初留在专车就好了。”

罗拉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让她休假。那是夏天， 她选了新疆。靠湖边的毡包、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不能洗澡的埋怨，让她第一天就打了退堂鼓。但她看到了日出——阳光透出来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没有那么丧了。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能去接受它。”罗拉感慨道。

互联网大厂的泡沫有多大？这并不重要。经济好的时候，大厂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经济不好的时候，“宁裁一部门，不留一拖累”成为大厂度过寒冬的减负方式。

“自裁”是唯一出路

某种意义上，互联网企业之所以高效灵活，是因为随时进行的架构调整，但一定程度上，频繁的架构调整也让基层员工饱受其扰。

关于自己“为什么离职”，唐嫣给虎嗅讲了她亲历的故事。

2018年中旬，她去外地出差，三天后回到总部，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扔出来了”——从正式工位挪到临时工位，“没有人提前告知我换工位的事。”

工位不够的问题由来已久。位于亦庄的京东总部大楼设计之初可容纳15000人，可如今实际办公的人数逼近2万人。之前的领导在临时工位站着办公快半年，而这任上司在上任两周后，把她“请”了出去，为自己腾位。“两者相比，高下立见。” 这事儿在她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唐嫣经历的，其实是京东频繁调整架构、空降部门领导下，再普通不过的一桩事件。

那位来自外企的空降上司总强调自己的身份，喜欢对他表现得很热情且足够尊重的员工，“比如帮他买咖啡、擦桌子这种事情”。更过分的，一个在部门做了3年核心业务的同事，拒绝新老板提出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后，被以合同快到期，不给续约威胁。

在京东的18个月，唐嫣经历了频繁的集团架构调整、内部调整，总共换了五任领导。“这一年半，我每个月绩效都非常好，但却一直与晋升无缘。”

去年“618”，她从5月21号的预热开始，整整20天，加班120个小时。“我在一个月内又加出了一个月来，恨不得都要睡在公司。”到促销高潮时，她凌晨三四点下班，住在公司提前订好的酒店里，每天睡4个小时。那个6月，她只按时回过两三次家。

透支身体的加班为她换来了绩效A，以及多张价值观卡。

然而，领导一换，成绩归零，一切重来。

对于架构调整，唐嫣没法容忍也无力抗争，而是选择逃离。她内部转岗，去更核心也更稳定的部门。去年年中，她调至新部门。下班时间接近凌晨，她从家到公司单程需要两个半小时，冬天又冷得令人绝望，她只好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

“加班变得更多，因为回去也没什么事，你一个人。”唐嫣把租处当作睡觉的地方，留更多时间在公司，只在周末回家。

但现实不似预期，不到3个月，领导又换了。

领导换来换去已经够糟心，晋升“非常难”也让她失望透顶。在京东，晋升从来不是公开透明的事情。有个和她对接的同事，去年年终被升职，答辩的前两天才被告知要准备PPT做晋升演讲。

唐嫣的第一份工作是上市企业销售，24岁就带团队，即使在京东两年，业绩也很少下滑到B。她一直以为，升职加薪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可在京东，升职加薪显然要复杂得多。

也曾有同事向她吐槽，一个什么都不做，经常玩失踪，需要整组同事帮他“擦屁股”的同事被提拔了。

高速发展时期的无序扩张，为如今的“关停并转”埋下祸根；纷繁错乱的架构调整，徒增上下级关系困扰；内部上升通道关闭，带来职业发展的茫然……仿佛一个写错了的bug，无限死循环。

唐嫣决定离职。

从2017年毕业就进入京东的徐然也感受过这种无奈。

京东的“架构调整”，远没有字面意思简单——调整意味着换领导，新领导对原业务的认同度和专业度，都直接决定业务的生死。徐然在京东工作快2年，期间经历3次架构调整，3次业务调换，前面的两个业务线都“黄了”。

毕业后，徐然手握京东和TMD的两份offer，她选择前者。到京东工作是倍受期待的，面试时总监口中的“战略级别的重要业务”，让她一度兴奋得睡不着觉。

4个月后双十一，部门负责人和整个业务群领导被换掉。不久，京东开启“大扫除式”架构调整，一些不被看好的业务被砍掉，徐然所在的业务线被叫停，部门员工全部被打散重新分配。

当时，阿里提出新零售概念，“无界零售”让大家如临大敌，京东也迅速作出反应，搭建一个“积木一样灵活的架构”，也就是这次史无前例的京东集团架构大调整。

来京东的这些日子，她的绩效都是B，比代表晋升候选人的A差一些，但又比代表裁员首要目标的C好一些，不咸不淡，不尴不尬，不仅没有成就感，架构调整随时把她发配到陌生部门，然后成为“游离分子”。

事情还不止于此。新部门气氛愈发沉重，她也背上更多KPI。她听其他部门员工吐槽领导：“每天但凡数据异常，就要解释原因。为什么没达到销售额？为什么同比负了，为什么流量负了？”

很大意义上，工作是个人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有效办法，因此对工作的态度和情绪的厌烦，总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但每一个能进入大厂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谁想成为别人的陪衬品呢？

“你知道吗，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这让她倍感压力，她不明白，“为什么加班那么多，还是这个样子呢。”

但现实中，这个问题就像很多家长问孩子“为什么坏孩子总是盯上你”一样无解。

大厂光环的代价

就算大厂员工面临加班、晋升、裁员的诸多烦恼，可当BAT的offer摆在面前时，年轻人又怎能轻言拒绝呢？每遭遇的一轮风口或洗牌都蕴藏着新的上升通道。

大多数被问及的非大厂人都向虎嗅表示，“只要待遇合适岗位合适，没有理由不去。”面对大厂，他们并没多少认同感或归属感，但他们清楚意识到大厂光环的背后价值。

资深猎头李明同最近感受明显的是，不少大厂嘴上说没事，暗地里都在冻结headcount，“今年行情很差。”

从求职者方面得到的反馈看来，不管是成熟的上市公司，还是成长阶段的独角兽，大多已中止对新业务的投入，“人员优化”成为大中型企业的整体趋势。更糟的是，连巨头都在收缩业务线，削减一些烧钱的主业务，“求职者向上的流动路径基本上被卡死了”。

另一面，成功逃入“避难所”的大厂员工们，并未感受到市场的寒意。

对唐嫣来说，大厂光环在她再次找工作时也发挥出巨大作用。京东的履历让她几乎“箭无虚发”地获得面试机会，她聊过创业公司，也聊过美团、网易、阿里巴巴等公司。她比较钟意的是阿里巴巴，但岗位需要到杭州，她和老公评估后决定仍留在北京。最终她选择了一家百人规模的创业公司。

即使现在离开，唐嫣仍对京东心怀感激，她用“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形容它。在京东的这段时间，她接触到以前从没见过的平台、场景和视野。“有很多想法，京东能让我轻松地实现。”她享受京东资源、环境和品牌带来的“快且有效”的执行力。

唐嫣2014年来北京面试的第一站就是京东，当时被拒之门外。2017年，她生完小孩6个月，拿到京东offer，这让她和丈夫都格外高兴。“刚生完孩子，在家休息一年，作为求职的弱势群体，我很感激京东对我的认可。”

“阿里工作的履历大多时候算加分项，但结果充满很多不确定性。” 高旭的这份不安来自优酷裁员。

找工作时，很多面试官会问他，“都在传优酷裁员，你是不是被裁掉的？如果你是被裁的员工，你是因为能力本身不被阿里认可，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会如实解释。但无论怎样，对人近中年的他而言，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一年，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履历也变得不光鲜，个中损失巨大，而未来择业成本也随之高企。

排除所有的不确定因素，从普世的角度看，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带入了“新国企时代”——它意味着稳定。

“大厂至少不会出现今年还有几个亿的市场费用，明年突然间死掉的情况。”即使被裁员，滴滴的履历也让罗拉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滴滴给罗拉最大的感受是专业，“在专业的环境里面待习惯了，自然会养成很专业的工作习惯。”她觉得，滴滴“品牌质感”始终在线，这是每个部门分工明确、严格把控的结果。她“希望它更好，也希望它尽快走出阴霾。”

2019年春节前夕，无惧寒冬，她把简历挂出去。“有个挺满意的，就是价格没谈拢。拖到最后，我决定算了。”年后，她面试了阿里，一周后，她拿到现在岗位的offer。

裁员后，进一家更稳定的大厂，负责更好的业务，工资还有可观涨幅，在今年如此的境况下，罗拉无疑是幸运的。

享受着高出市场水平的薪酬福利，自然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时间与精力，这是大厂光环的等价交换条件。随着996.ICU逐渐成为全民话题，向来高调的马云提出“996福报论”，鼓励员工多加班；刘强东更是用“8116+8”作息，将非996员工归为“混日子的人”。

经常加班，一年不到“压力胖”20斤，把家安在公司仍被领导“扔”出了正式办公区，刚毕业因工作不够优秀而焦虑到抑郁……这，就是大厂员工的日常。

在京东人看来，996真不算什么。徐然刚入职时就是早9晚9，遇到活动更晚下班也有。“你的同事都在加班，你走那么早能心安吗？”她说，加班没有任何意义，徒增焦虑。但她一旦闲下来，就会很紧张。“我会想为什么我闲下来了，大家都在干嘛。”

两年下来，接触的三个业务，有两个黄了。没学到丰富经验和过硬技能，只有无限的焦虑和恐慌。徐然知道，这种状态下很难再找一份好工作，可即使这样，她也要离开京东。“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这样才好过一些。”对她而言，在希望和绝望的无限循环中，光环已毫无意义。

大厂光环下，有人被吞噬自我，如徐然。但更大意义上，大厂光环不仅仅是换工作给予的履历优势，而是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实现价值。

王宇差一点就财务自由了，可由于团队变更，跟新上司有理念冲突，他选择离开。

他在百团大战正酣的2011年，加入美团市场部，那时的美团刚刚展露独角兽的锋芒。他告诉虎嗅，那时美团的工资和互联网巨头相比没有任何竞争力，“一个人大研究生，月薪才拿3000出头。”但跟有创造力、有想法、有干劲的人一起，他也在快速成长。

王宇说美团像他的“初恋”。可惜，换了领导，他的工作推进受阻，业绩溃败，工作能力被否定。再加上领导“甩锅”、“找事”，他“裸辞”了。

他在美团两年，是工号前300员工，离职时，美团员工已经快5000个。现在，美团成为团购领域的佼佼者，市值超过2000亿元。他打趣说：“如果当初不离开，现在也有机会拉高望京的房价。”

但大厂光环带来的好运却一直伴随王宇至今，他在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四年，从初级升到高级，还带着一个小团队。在北京稳定居住的他，两年前买了车。尽管错失了一次财务自由的机会，至少，出行自由的问题是解决了。

此外，王宇还是美团离职组织的发起人。他离职半年后建群，通过群将曾经的美团离职员工联系起来。六年过去了，当初的一个群扩充成四个群，还有人源源不断地加入。2014年，他组织举办美团离职员工年会，自此创建了每年一届的年会传统。

至今，年会已连续举办5年。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来了200来号人，大家围在一起，说那种重聚的喜悦“好像在参加我的婚礼。”

走出大厂后

腾讯、阿里、滴滴、新浪……新旧交替的互联网大厂就像一座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头的人想出来。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予大厂们超然的名声与地位。潮起潮落，也是时候该祛魅了。

被优酷裁掉还不到半个月，高旭很快又拿到几个offer，有BAT的，也有优酷的竞对爱奇艺级别的公司，薪水都有一定涨幅。但他想休息一下。

空闲的这段时间，高旭在女友的监督下开始了相对健康的生活：早上送女友到公司，之后在公园跑步。跑完步打打游戏，就开始为女友做饭，有时晚饭后在家里跑步机上还要跑步半小时。

在优酷的这一年，他几乎每天都加班、吃外卖，离职时胖了近20斤。裁员后闲下来，锻炼也被女友提上紧急日程。10天后，他瘦了五斤。

这次裁员，高旭积累了一个经验：在职业变动时，除薪水和平台，必须要考虑工作内容是否是集团的核心业务。其次，如果平台对工作业务没有明确规划，那么这个岗位不值得考虑，即便它是阿里。

关于工作选择，他认为不一定非要去BAT，“像快手、滴滴、爱奇艺这些生态很健康、核心业务发展潜力大、并且领导脑袋清晰，知道该往哪走的公司”，员工会和公司一起成长，能做出成绩，在这些企业的成就感往往会比在BAT更大。

“大多数求职者，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李明同的印象中，像高旭这样大公司的求职者目标相对明确，对要去的行业、公司规模、发展阶段、成长空间有确定的规划。而其他的大多数求职者，“关注的第一要素是薪资福利，第二是公司的品牌影响力，第三是业务属性，第四才是岗位的成长空间，最后一点通常也会被忽视”。

他发现，今年特殊的一点是，比起在职观望的，“裸辞”的人也比往年多许多。“这其中有很多微妙的因素，比如有领导找他谈话，或者在公司实在是忍不下去，干脆离职。”这意味着，即使公司没有明确要求裁员，领导还是会在业绩压力下给员工施压，甚至“逼”其主动离开。“还有工作缺少必要资源，难以支持下去，员工看不到未来的方向，继续工作实在太难受了，可能选择离职。”

苦苦挣扎的徐然显然属于这类。在京东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她成了室友眼中连丧尸都不如的人——“丧尸看见自己喜欢的会拼命追，你都不动”。许久未见的朋友形容她“整个人都很木讷”。

公司频繁进行架构调整，业务停滞，领导也换了几波，职业规划被湮没在企业的变革中。徐然整个人陷入焦虑却无力改变。李明同认为，如果遇到被动的架构调整，影响员工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去寻找更合适的机会会好一些。

在李明同看来，大部分人离职的主观原因较多，最核心的问题是，跟上司关系相处不好。这会导致员工在公司的业务潜力和执行能力大大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员工失去工作积极性。

唐嫣很早就想明白了这点。离开京东后，她在一家创业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她在工作上也更从容。从家到公司开车只需40分钟，每天早晨可以睡到8点，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拿出一个小时健身，她每天至少能陪孩子一个小时。

以前在京东，有同事说唐嫣精神很差，长时间缺觉让她有了深深的黑眼圈。离职后，老公拿出那时的照片和现在对比，惊叹于明显的差异。前段时间，老同事见面，也说她气色变好许多。

“遇到什么麻烦，感觉不爽就想换工作。这种问题通常在下一家公司还会继续遇到，因为这是人的问题。”李明同建议，想换工作的人，面试时明确目前的主观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给出解决方案。面试前要了解企业的背景、文化、核心岗位，避免工作没有成就感也难以融入企业和团队中。

“对任何企业员工来说，跟领导和团队的主动沟通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在大的业务中找到差异化，找到自己定位和存在价值。”李明同说。

（应访者要求，文中高旭、罗拉、唐嫣、徐然、王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