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产业化仇男与群体性造假
作者:柯威廉William
目录:
01————————————————————————前言
02—————————————渣男的泛化与造词运动的兴起
03——————————————————集团式吐槽与批丑
04————————————————知音体仇男故事的流行
05———————————————大型新闻造假与舆论试探
06—————————————————不断变化的炒作手段
07———————————————假稿浪潮与伪造聊天记录
08—————————————严肃媒体自媒化与黑新闻现象
09—————————节日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的节日狂欢
01 前言
女权是什么,这是个问题。
曾经,“女权”二字让许多人产生过无限的向往。那是一种朴实而美好的向往,来源于人们对事物的单纯理解——把女权看作是女性权益的简称,类似哈佛之于哈佛大学、清华之于清华大学,简单明了而充满朝气。那时候,妇女解放是一项崇高的运动,那时候没有“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说法。那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仅是口号,那时候没有精致利己精神传销。那时候,大部分新闻都是严谨的,那时候没有产业化仇男和群体性造假。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仿佛一切都变了,又仿佛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只是人们一直都在误解它罢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份个人观察报告,文中内容系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撰写而成。由于时间跨度较大,难免有纰漏或者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
至于本文的内容,其重点在于让公众了解当前社会,尤其是网络上,广泛存在的仇男思潮。必须明确的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对现实社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舆论与现实舆论的边界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效应倒挂的现象(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影响力),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另外,本文在阐述问题的时候,有时会用到“田园女权”这个词,其目的并非要把女权与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进行切割,而是希望通过种种事例与现象告诉大众,所谓的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已经存在于当前社会的诸多领域了,并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网民或者个别网民的言论与思维。目前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所谓的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与女权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本质上说,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就是当前中国女权的基本面。用“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一个群体,两副面孔”来形容,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而文中提及的诸多现象,虽然主要集中在2009年——2019年间,但必要的时候,不排除列举的事例会超出这一年限。原因是希望广大民众对田园女权(中国式女权)的问题能有一个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是希望女权同胞们能鼓起勇气,直面自身群体的阴暗与丑陋。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概念正义与行为正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时至今日,倘若仍旧抱着女权就是平权、女权就是男女平等之类的说辞,对女权的不良行径进行辩解或者切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后要说的是,只有接受广泛的监督与批评,中国的女权运动才有可能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但对于批评者而言,这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坚持下去。
02 渣男的泛化与造词运动的兴起
讨论女权,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仇男。不管女权主义者们如何否认,仇男都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仇男思维是女权运动的催化剂,它存在于女权运动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如此,讨论女权仇男,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哪怕是以当下的网络舆论为例,其仇男的表现,也有着诸多的特点。在这里,先以造词运动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女权的仇男行径进行分析。
这里说的“造词运动”,指的是中国女权在仇男思维的裹挟下,运用各种新造词,对本国男性实施污名化的一项运动。这类词语不同于千百年来一直延用的“狗男人”、“臭男人”、“废物”、“算什么男人”之类的人格羞辱,而是在社交网络蓬勃发展之后,才产生的一类新词。这类新词有着更新快、传播广、数量大、易记忆、感染力强等特点,因而在污名化男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先以“渣男”作为例子,进行说明。
“渣男”是当前中国女权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其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已经难以找到明证了。但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这个新词被公众所熟悉,继而被高度泛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观察,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持续多年的有意识的推广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开端,可以从2009年说起。
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始上线。此后不久,微博上便出现了“渣男”这个新词。根据笔者对相关博文的观察,发现网友们对“渣男”一词的使用并不陌生,由此可见这个新造的“怪词”,至少在微博上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在笔者的印象中,“渣男”这个新词大约是港台民众的发明,之后通过媒体作品输入到内地,继而才被女权主义者们“发扬光大”的。
与其出身不同,却拥有同等杀伤力的,则是“凤凰男”这个由内地网民制造出来的新词了。尽管该词的原意似乎并无贬损男性的意思,但经过女权主义者们的炒作之后,同样成为了侮辱中国男性的舆论工具。至于“凤凰男”这个新词的贬义运用,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在天涯论坛一类的网络平台上,就有人以“凤凰男”为主题,写出了一些贬斥中国男性的文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些文章的评论者中,笔者看到了一些现今颇有名气的微博女权的名号。由此可见,早在十多年前,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就已经站在舆论斗争的第一线了。这种坚持与执着,不得不说,确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2010年至2011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开放式网络社交得到了网民们的认可,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交模式在极短时间内风靡全国,用户数量大幅增加。在这过程中,以“渣男”为代表的新造词也在网民们的互动中,不时地被提起,继而逐渐形成了情绪化表达的趋势。与之相似的,还有“凤凰男”这个新词。
2012年,随着国内一系列诸如“占领男厕”之类的女权运动的出现,女权思潮在国内的网络上迅速蔓延。与之对应的,是网络上对中国男性的批判开始成为一种潮流,“渣男”一词开始呈现出大面积流行的趋势。在这期间,使用这一新词的,主要是自媒体以及普通的网民们。
2013年,部分严肃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报道一些男性劣迹的时候,也开始动用“渣男”这个接地气的新词。这段时期,媒体以及公众对“渣男”一词的运用,总体而言依然处在相对理性的状态——尽管很多时候只是控诉者的一面之词。
2014年,部分作家、女权主义者以及媒体陆续地以“国男丑陋论”为主题,对外发表文章。同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观点在网络上引起大讨论。此后,网络上对中国男性的批判开始成为一种常态,各种仇男利女的媒体作品开始大面积地出现,并且逐渐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的趋势。在这过程中,“渣男”一词的运用逐渐进入泛化的阶段,不再特指那些道德崩坏、人品恶劣的男性了。一些媒体(包括严肃媒体)为了讨好女性,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开始借网友之口,对所谓的“渣男”实施“莫须有”的裁定。
这种情况在此后数年里越演越烈,“一面之词”与“莫须有”裁定,成为了控诉“渣男”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在自媒体与女网民们的推波助澜下,“渣男”渐渐变成了前男友(前夫)的代名词,甚至连那些叫女朋友痛经喝热水或者发烧喝热水的男人也被视作了“渣男”。尽管现实生活中,笔者从未听过有男人叫女友痛经喝热水这种事情,但经由女权主义者的舆论炒作之后,这种做法几乎成为了中国男人的标配。
更重要的是,由此造成了一个现象:只要让女性感到不爽或者表现得不够体贴,就可以扣上“渣男”的帽子。“渣男”与男性的边界也因此渐渐变得模糊。
时至今日,那些无法让女性轻松获利或者不愿忍受女性恶习的男人,经过各类媒体以及众多女权主义者的舆论强压之后,都可以扣上“渣男”的帽子了。这顶高帽,就如同多年前的“走资派”、“黑五类”一样,充满戾气,却又异常地流行。同时,这种随随便便就是“渣男”的叫法,也把中国男性的形象拉到了谷底,从而形成了表面上批判“渣男”,实际上污名化全体中国男性的局面。
在这过程中,随着渣男一词的泛化,部分媒体甚至开始借用该词推出了拟人化的作品,以仇男的思维,取悦女网民们的阅读喜好,从中获取可观的流量。
严格来说,倘若中国男人也依据这种思维方式和标准去要求身边的女性,则至少70%的中国女性也够得上“渣女”的称号了。
然而,现实却是中国男性对“渣女”这个称号的使用,一直显得十分匮乏。其原因在于,绝大部分中国男性把网络上针对男人的吐槽和侮辱,看作是娱乐八卦、无聊事件,所以大多并不在意。因而,他们没能领悟到女权主义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时间、大规模、高密度使用“渣男”称号的作用。自然而然,他们使用“渣女”进行反击的意愿也就不高了。根据日常上网观察,“渣男”这个新词在网络上出现的频率至少是“渣女”的百倍以上,这就是当前国内网络舆论的现状。
当然,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仅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大规模地使用“渣男”称号,并且使之泛化,确实有利于保持女性自身的正面形象。例如:某女告诉别人,她的前任是个“渣男”,或者她在恋爱时遇到了一个或N个“渣男”。那么,在外人听来,不幸遭遇“渣男”的她,无疑就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好女人了。于是,女方的形象便得到了维护。至于真正受到伤害的是男方还是女方,除了当事人自己,又有谁知道呢?
更重要的是,“渣男”的泛化,只不过是女权对中国男性实施污名化的一个缩影而已。尤其是从微博出现至今的至少十年时间里,中国女权在网络上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仇男新词,其中包括部分外来词以及赋予了全新含义的旧词。这些仇男新词朗朗上口,易于记忆,使用频率极高,当中包含了大量器官羞辱、人格羞辱以及主观判断。例如:直男癌、渣男、屌癌、屌精、屌狗、屌子、屌蛆、国屌、贱屌、烂屌、劣精、金针菇、妈宝男、凤凰男、繁殖癌、丧偶式婚姻、丧偶式育儿等。
而上述这些污名化男性的新式用语,只不过是平时较为常见的一些罢了。尽管为了反击,中国男人依据女权制造出来的部分新词,进行“逆向工程”,弄出了直女癌、妈宝女、孔雀女、绿茶婊等用词。然而,这些被动的反制与女权主义者们无中生有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相比,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此外,对于同情男人或者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女性,中国的女权们也没有闲着,同样造出了一批包含了器官羞辱以及人格羞辱的新词,例如:拜屌教、护屌教、拜屌癌、护屌癌、母伥鬼、生育机器、行走的子宫、屌奴、女奴等。
这种由女权主义者发起,针对女性群体实施的大规模、多样化的羞辱,在全世界范围内估计也是罕见的。但中国女权不仅做到了,还将其变成了一种常态。可见,中国女权打击异己的能力,是绝不含糊的。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相关词语误伤自己人,中国的女权们又强推了一系列美化自身群体的新词。例如,针对“妈宝女”、“女巨婴”这种现象,她们动用了“公主”、“宝宝”、“小仙女”等词语,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倾销——主要是自媒体的图文推广,把原本属于“妈宝女”和“女巨婴”的行为,美化成“公主”、“宝宝”、“小仙女”的习性。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使用这类称呼的女性并不等于全是“妈宝女”和“女巨婴”。但许多家务低能、有妈宝思想、巨婴思想的女性,却很喜欢使用这类称呼进行自我美化,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自称“女王”,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了紧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主题,营造高端女性、优秀女性到处都是的假象,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还不遗余力地在网络上宣称自己是高薪阶层。以致在全国人均月收入离一万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情况下,每当谈论个人生活品质或者赚钱能力的时候,网络上便会涌现出一大批自称月薪过万乃至数万的女性,顺便鄙视一众国男。乍看之下,仿佛全中国的中产女性统统都拿起手机,刷起屏来了。然而有趣的是,倘若话题涉及薪酬平等的时候,女网民们又会摇身一变,化作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集体抱怨收入不如当前的中国男性。
这种奇特的现象,实际上存在于女权舆论的方方面面。例如,对“丧偶式育儿”这个主观词汇的运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也留有一手。对于男性看护不周造成的孩子损伤或者走失,不管最初原因是什么,都喜欢用“丧偶式育儿”进行侮辱。而对于女性造成的同类事件,则绝不使用这个新词进行谴责,取而代之的是用“孩子充值送的?”、“妈妈一定很伤心了”、“家长长点心吧”之类的话,进行有限度的责怪。有时候,事态过于严重,无法洗白的情况下,则会使用“不配为人父母”这句话,将父母一起打包责骂。至于,为什么要责怪不在场的父亲?其原因就在于,父亲是个男人。要知道,在当前的女权舆论中,想方设法把问题归咎到男人身上,已经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准则了。就如同某知名贴吧曾经规定的那样:……哪怕是看上去跟JB毫无关系的新闻,也必须揪出背后的相关JB先骂……
这种极端思维尽管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它道出的却是当前中国女权在众多舆论活动中的现状——仇男利女。并且,这句话的本身——倘若仔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与许多正规女权活动的理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的表达更为直接、更为粗鲁罢了。
而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即便是由官方女权——中国妇联——属下的媒体《中国妇女报》,进行温和化转译,也仍旧呈现出极强的偏向性。例如,在2017年9月,程序员苏享茂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妇女报就专门为此发文,要求警惕此类事件的报道,以免损害女性群体的形象,暗示舆论应对女性的负面事件予以冷处理。
官方女权尚且如此,可想而之,那些没有官方背景作为负担的民间女权,会是什么样的表现了。
在这种极端思维的裹挟下,时至今日,所谓的“丧偶式育儿”、“丧偶式婚姻”、“直男癌”、“凤凰男”、“妈宝男”等新词,早已脱离了原先的含义,成为女权主义者对中国男性实施大规模污名化的工具了。就如同男人惧内、怕老婆、妻管严、耙耳朵、服侍妻子等现象,往往会被女权们冠上爱妻、宠妻的称号。而一旦男女互换,妻子哪怕仅仅表现得传统贤惠,也往往会被女权主义者们挂上男权压迫、女性受害之类的牌子。这就是当下中国女权的舆论现状。
更重要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造词运动,只不过是中国女权对本国男性实施污名化的一个片断而已。与之同步的吐槽、批丑、投稿等舆论炒作,才是女权们多年来一直力推的重头戏。
03 集团式吐槽与批丑
这里说的吐槽,指的是中国女性在女权思潮的驱动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以讲故事的形式对本国男性实施全方位批判的一种舆论行为。这也是“渣男”一词较早出现的场合。
而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倘若以国内社交网络的发展进程作为参照的话,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彼时,国内的互联网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一些知名的网络社区相继上线运营。这种新颖的社交方式,以及便捷的交流渠道,很快就得到了网民们的青睐。从此,聊天交友、写文抒情、发表见解,成为了公众上网的一种娱乐方式。在这过程中,中国女性针对本国男性表达的各种不满与批判,也开始在各大论坛上频频出现。这些不满与批判,大多被包装成“婚恋故事”或者“情感经历”,其内容几乎都带有明显的性别立场和单一的叙述角度,所呈现出来的也都是“坏男人配好女人”、“高档女遇低档男”或者“悲惨女性”的故事,因而很受女网民们的欢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故事越来越呈现出强大的引流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庞大的阅读市场。因此,不少论坛在运营过程中,还为此类内容设立了情感、婚恋、女性等专属版块,以满足女网民们的需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
由于这类吐槽涉及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很能吸引女网民们的关注。因此,多年以后,当自媒体时代来临的时候,众多营销号便盯上了这一宝藏,不时地搬运相关内容,以此来吸引眼球,争取流量。与此同时,部分严肃媒体(包括官媒)也会从网络上寻找这类热门贴子,以“网友发贴”的名义,对这类吐槽中国男人的事件进行报道。但由于这类事件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发贴者的一面之词,大多没有实证,所以大部分严肃媒体在此前的多年里,采用的都是少量报道,不敢太过频繁。
进入2014年,国内多家媒体以及女权主义者们开始集体行动,相继发表文章,对中国男性实施大规模批判,并且在这年的夏天,在网络上掀起了“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大讨论。
相关话题虽然引起了部分中国男性的反驳,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男性的反应是迟钝的。他们对这类话题显得不关心、不敏感、不积极、不在乎。所以,在这场从网上延伸到网下,从网媒传递到纸媒的舆论讨伐中,中国的女权们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女性的女权意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场完美演绎。而这场完胜,严格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有预谋的试探而已。在这场试探中,中国男性极低的团结度以及极高的承受力,在女权面前表露无遗。就如同某些人说的那样,中国男人确实不行了。
随着这场大型舆论试探的成功,从此以后,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全面田园化的时代。与之同步的,是各路媒体在性别议题上,开始朝着“产业化仇男”的方向大举迈进。各种仇男利女的媒体作品,宛如廉价的兴奋剂,开始被源源不断地制作出来。与此同时,“国男丑陋论”与“国男不配论”也成为了各大媒体、情感作家以及女权主义者们经久不衰的话题。时至今日,网络上随便一搜,便能搜到大量相关文章,辱骂中国男性成为了一种既时尚又吸金的舆论模式。
04 知音体仇男故事的流行
2015年,随着国内女权思潮的进一步高涨,女权主义者们对中国男性的批判也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这一年开始,微博上涌现出了大量知音体仇男故事。
所谓的知音体仇男故事,指的是这类故事的表现形式,类似于人们日常看到的《知音》杂志一类的文章。当然,这与《知音》杂志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就水平而言,仇男故事当中的大部分,也没能达到《知音》杂志的水平。这里使用“知音体”,只是借用了这一为人熟知的称号而已。
这里要说的是,尽管这类故事也是对中国男性实施舆论攻击的素材,但与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吐槽贴不同,这类故事算得上是艺术化、精细化的吐槽了。它们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流传于各大论坛上的情感长文。这类长文的出现与前面所说的吐槽贴一样,至少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彼时,女性的声音已经呈现出了强大的引流作用。而伴随着吐槽贴的流行,长文故事也开始大受欢迎。并且,随着这类文章的风行,网络上渐渐涌现出了一批专门撰写此类文章的写手。期间甚至涌现出了一些以“身体写作”而闻名的女作家。这种情况延续至今,同样经历了至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长文故事不仅在原有的论坛上起到了吸粉引流的作用,其影响力还不断地扩大,继而对此后一些新兴的网络平台(如豆瓣、知乎、微博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国内知名的社交平台微博为例,早在2015年之前,这类故事在微博上就已经存在多时了,只不过都是以零散的形式对外发布,频率并不固定。进入2015年之后,知音体仇男故事告别了以往零散发布的形式,进入了定期投放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近乎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其特点如下:
(1)、采用潮汐式投放,每个周期(大约七到十天)会有一篇爆文,由营销号以长文做成图片的方式对外发布,其形式大致如下:
(2)、大部分故事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兼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创作,即故事里讲述的都是“我(女主角)的经历”。其次是“我闺蜜的经历”、“我女同学的经历”、“我女同事的经历”、“我姐妹的经历”、“我某位女亲戚的经历”、“我认识的某位女性的经历”等。也有部分故事是以男性的第一人称进行创作,如上图所示的“自黑式长文”就是最典型的一种。但在众多故事里,以第三人称进行创作的文章却基本没有出现过。其中的原因,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是因为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创作,会使故事变成纯粹的小说,不利于营造“非虚构”或者“亲身经历”的阅读体验。
(3)、文章来源复杂,但以豆瓣、天涯、知乎等平台搬运过来的长文为主,微博自媒体的原创作品较少。并且,当中有部分文章属于旧文翻炒,即把以前一些年月里,别人发过的旧文,以重新排版或者改变底图背景等改头换面的方式,对外发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微博上具有原创能力的自媒体,大多也具备了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通常并不允许其它媒体对其作品进行随意复制。这也是营销号们喜欢从其它平台搬运文章的一个原因。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这类以贬斥中国男性为主题的长文故事,并不是微博上线之后才出现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内社交网络快速发展之际,各大论坛上就已经出现这类故事了。只不过,微博的出现使得这类故事有了一个更新型、更高效的推送平台而已。
(4)、不少爆文都能登上微博的热搜榜,评论数千成为了常态。在这过程中,热搜榜的推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爆文的热炒又为微博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合作”关系。
(5)、不同于普通的吐槽贴,知音体仇男故事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准,其水平接近于地摊文学。当然,也有个别文章高出这一水平。
(6)、字数通常在几千字到一万字之间,是一般吐槽贴的数十倍,相当于一篇短篇小说。
(7)、讲述的内容都是坏男配好女(包括好色男、抠门男、凤凰男、妈宝男)的故事,这一点与吐槽贴相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类故事的内容就是:媳妇永远是惨的,家婆永远是狠的,妻子永远是贤的,女友永远是好的,小三永远是在的,男人永远是坏的。
(8)、不同于人物传记、人物采访或者实情报料,这类故事不管男方有多坏,女方有多惨,其人物的关键信息都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无法依据相关信息找到故事中的主人公。当然,参与评论的女网民们也很识趣,虽然痛骂渣男之声此起彼伏,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愿。
(9)、在这些故事的投放过程中,中国女权在造词运动中引进或者发明的一些新词,例如“渣男”、“凤凰男”、“妈宝男”、“直男癌”等,往往会由参与评论的女网民们在故事下方的评论中不时地提起,并籍此对中国男性进行大规模的嘲讽及辱骂。而这些新造词也在接连曝光的过程中,以类似反复记忆的方式,不断地加深大众的印象,为大面积污名化中国男性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仇男新闻需求量的上升,一些严肃媒体对吐槽中国男人的网络贴子,也从此前的少量报道改成了经常报道。尤其是这些媒体的社交帐号上,这类廉价故事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吸粉引流的重要工具。
进入2016年,知音体仇男故事的炒作进入了巅峰状态。微博上,这类故事几乎每周都能登上热搜,评论数也比2015年上了一个台阶,一些内容火爆的故事,甚至出现了评论过万的现象。
同样的,各路媒体在其社交帐号上发布的女网友吐槽中国男人的贴子也比上一年增加了许多,形成了“故事会”与“吐槽会”,一雅一俗,互补控诉的局面。
不过,这些常规化的炒作依然不能满足女权主义者们的需求。特殊日子,特殊对待,正逐渐成为中国女权的传统。例如,每年的春节,女权主义者们都会准备一些特殊材料,以展示女性在这个社会遭遇的艰难与不幸。至于事情的真假,反倒并不重要。对她们而言,引起关注,制造仇男情绪,才是炒作此类事件的重点。
05 大型新闻造假与舆论试探
2016年春节期间,国内网络上出现了一起名为“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热点新闻。该新闻讲述了一位上海本地女孩,跟随男友回江西农村过年的经过。在那远离上海的农村里,女孩被男友家中那一桌乌黑的饭菜吓得不轻,巨大的城乡差异击溃了女孩的心理防线,对爱情的向往也随之烟消云散。最终,女孩吃完这顿年夜饭后,决定与男朋友分手,离开农村,返回上海。
根据媒体调查,该事件最早于2016年2月6日夜晚,发布在上海本地一个不甚知名的论坛上,之后被其它论坛转载发布。到了次日,该事件便开始在微博上疯传,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评论。由于影响巨大,众多媒体(包括各大门户网站)也开始对该事件进行报道。这起事件在网络上热炒了一个多礼拜,成为了当年春节期间最为热门的一条新闻。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的真相却浮出水面。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这条爆款新闻所讲述的居然是一起虚假事件。真相曝光之后,许多媒体都删除了相关报道。也有媒体就此撰文,对这起轰动全网的假新闻进行反思。部分内容,目前在网络上还能找到,在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这里要说的是,不少人将这起事件仅仅看作是一起假新闻,或者所谓的营销骗局。然而,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故事的内容、引起的讨论、面向的读者群,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起带有明显女权色彩的舆论炒作,并且极有可能是中国女权在背后推动的一次“舆论试探”。
故事本身涉及几个关键点:城市女、农村男(凤凰男)、小康女、无房男、(试图)远嫁、不听父母劝、吃亏在眼前,统统包含在一篇不到两百字的贴子里,可谓高度浓缩、精华满满。
而该故事被当作新闻进行报道之后,很快就有女权主义者对这种“农村男”配“城市女”的现象发表了批判文章。有趣的是,中国女权对这种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的批判,历来只针对“农村男”与“城市女”或者“穷男”与“富女”之间的搭配。对于相反的情况——“农村女”配“城市男”,或者“穷女”配“富男”,女权们却展现出了无比的宽容。
另一方面,当这起假新闻的真相被曝光之后,部分女网民对这种炒作方式却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例如:
故事是假的,但现象肯定是真的;
不管真假,但它反映了现实;
不管真假,都有教育意义,千万别找凤凰男;
虽然事情是假的,但具有讨论的价值;
即使这条新闻是假的,类似的矛盾依然存在;
我一个同学的老家就是这样;
我同事说,她老公的老家跟这差不多……等等。
类似的言论,看似客观理性,却几乎成为了日后众多仇男新闻、仇男事件被戳穿之后,女网民们洗白的范本。
更重要的是,真相曝光之后,有法律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类似事件不涉及法律责任问题,不能从法律上进行约束……
至此,事件总算告一段落,痛斥凤凰男的声音也暂时有所收敛。关于这起事件的性质,倘若从追求真相的角度分析,这无疑是一起失实的新闻报道。但进一步观察,则可以发现,这是一起成功的舆论试探,其具体表现如下:
(1)、短时间、大范围传播虚假新闻——试探成功。
(2)、制造性别对立(仇男),并且将这种情绪维持长时间爆发(超过一个星期)——试探成功。
(3)、男性群体对此类事件缺乏质疑,无法及时进行反制——试探成功。
(4)、事后除了将该事件作为新闻进行报道的某官方媒体受到新闻系统的内部处理之外,其余媒体以及相关人士均全身而退——试探成功。
(5)、法律层面上,无法对此类事件进行处理——试探成功。
综上所述,此次事件虽然被定性为假新闻,但中国女权却成为了大赢家。尤其是上述第(4)、第(5)两项试探结果,对中国女权而言,无疑是极其可喜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借助网络事件进行舆论试探的行为,已经不是头一回出现了。早在2014年夏天,由女权主义者策划,各大媒体参与推动的“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网络大讨论,其借助的就是一张讨论上海街头男女外貌差异的网贴。如前文所述,在当年的大讨论中,女权主义者们对中国男性的底线挑战取得了圆满成功。而两年之后的2016年,这起同样借助网络事件实施的舆论试探则更进一步,除了对男性群体承受能力的试探之外,更是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探索。当然,就像2014年的试探一样,女权主义者们依旧大获全胜。只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轮风风火火的新闻造假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一年的2月19日,即“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曝光十多天后,一则名为“回乡不能上桌吃,城里媳妇掀桌子”的新闻,再次进入热搜,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男人们。新闻讲述了“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炒作虽然不如“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那么火爆,但依然引起了大量女网民对中国男性的愤慨。文中,城乡差异、观念差异、远嫁女、凤凰男等要素,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与“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来源于论坛网贴不同,“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的新闻则来源于一条微信。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同样是一条假新闻。
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与“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一样,除了某官方媒体受到新闻系统的内部处理之外,其余媒体以及相关人士均全身而退。
相关处理结果,也再一次验证了此类事件无法(难以)从法律层面进行惩处的说法。
这两起大型新闻造假事件过后,自媒体的全身而退,以及大多数严肃媒体的安全着陆,可以说对日后的媒体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全面进入了产业化仇男的阶段。众多媒体除了发布知音体仇男故事以及转载一些论坛吐槽贴之外,还经常性地发布所谓的网友投稿、网友报料和粉丝来稿。而这些所谓的稿件,几乎无一例外,都把中国男人当成了标靶。类似“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这种大规模、全网式的谣言炒作成为了常态。比如,同样在2016年,一则名为“婆婆强迫媳妇堕胎9次”的新闻(为生男孩,婆婆强迫儿媳堕胎9次造成悲剧)在网络上疯传,又一次引发了女网民们对中国男性潮水般的批判。尽管该事件后来被证实为假新闻,但再也没有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需要为此负责了。
时至2018年,这条“堕胎9次”的假新闻依旧不时地被自媒体们拿出来翻炒,其生命力之强,也再一次验证了以仇男为主题制造性别对立,对媒体吸粉引流有多少的重要。而这种宣传方式,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运作中,又不断地产生出了新的变化。
06 不断变化的炒作手段
2017年春节前夕,由韩寒执导的电影《乘风破浪》在上映之前放出了一首主题曲。然而,当中的歌词却激怒了众多女权主义者,被称为“直男癌”、“大男子主义”、“歧视女性”。
及后,女权主义者们更是发起了大规模抵制,纷纷呼吁“不看”——尽管电影上映之后,许多人都说影片的实际内容并不直男癌,后续的歌词也出现了反转。然而,箭已离弦,岂能收回?管它真相是什么,都得一往直前。因此,机智的女权们又给韩寒扣了一顶新帽子,叫“碰瓷女权”。
看着女权主义者们义愤填膺的评论,不禁让人想起了这些年来,女网民们海量点赞、欢乐评论的一些歧视男性、侮辱男性、物化男性的媒体作品。这些作品,既有情感长文、情感鸡汤,也有漫画表情、影像图片,却极少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似乎只有在这种时候,女权主义者们的娱乐精神才会爆发出来。
而这一年,女权主义者们利用《乘风破浪》开了一个头,同时也为此后两年的舆论炒作指明了方向:乘风破浪,无需真相。
这一年,各路媒体的仇男作品有了形式上的变化。此前两年大红大紫的知音体仇男故事,从这一年开始,在微博的热搜榜上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形式——网友投稿(网友报料、粉丝来稿)。而此前经营数年的看家本领——转载论坛贴(网友发贴),则继续延用,并且发扬光大。
关于知音体仇男故事在热搜榜上消失的原因,尽管业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在这里还是可以凭借日常的观察分析一下:
(1)、此类故事虽然具有吸引力,但经过连续两年的密集投放,其表现形式已经临近审美疲劳了,需要有新的变化。
(2)、从阅读体验来看,这类长文故事尽管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但其内容仍旧带有文学创作的痕迹,其可信度、临场感会有一定的折扣。而网友投稿和网友发贴(特指短文吐槽)则减少了文学层面上的修饰,字数更少,表达更为直接,看起来更趋近于真人真事,这也是知音体仇男故事的一个短板。
(3)、从阅读习惯来看,近几年来,快餐式阅读越来越受到网民们的青睐。而在微博这个开放式的社交平台上,知音体仇男故事动辄数千字的篇幅,对于大部分网民来说,已经脱离了快餐式阅读的范畴了。相比之下,自媒体以“网友投稿”、“网友发贴”等名义制作出来的仇男故事,则具有短小精简的特点,通常一两分钟就能看完,比起阅读长文来说,要节省不少时间,因而也更受网民们的欢迎。
(4)、从制作方式来看,自媒体以“网友投稿”、“网友发贴”等名义制作出来的故事,比起搬运长文来说,更具有自主性,可以根据媒体自身的需求,自行决定制作的内容。而且由于这类稿件的篇幅比较简短,一天制作两三篇也不成问题。这对于处在激烈竞争中,需要依靠大量投放作品来吸粉引流的自媒体而言,无疑是有利的。尤其是在当下,在微博这个被戏称为男女比例1:112的社交平台上,有数不清的媒体在吃着“仇男利女”这碗饭。从女权博主、情感博主、搞笑博主、娱乐博主,再到其它各种博主,熙熙攘攘,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所以,大量地产出和投放作品,以渔翁撒网的方式增加曝光度,也成为了众多自媒体日常运营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在微博热搜榜上,“知音体仇男故事”的退让与“投稿发贴”的称霸,可以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本质上说,也仅仅是宣传手段的改变而已。而且,有朝一日,知音体仇男故事是否会卷土重来,或者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公众的眼前,也是说不准的事。之所以有这个结论,是因为知音体仇男故事仅仅是在微博的热搜榜上消失而已,并没有在微博上消失,更没有在网络上消失。这类带有强烈仇男倾向的情感故事,至今一直在网络上流传着,细心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到。
07 假稿浪潮与伪造聊天记录
至于前面说到的网友投稿,虽然取代了知音体仇男故事的地位,成为了女权实施舆论炒作的主要手段。但事实上,这种炒作形式并不新鲜,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从逐渐流行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产业化投放,一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是因为这类作品的制作环境、制作工具和表现形式,需要依赖于移动互联网以及微信这样的通讯软件。所以,移动互联网越发达,移动社交越普遍,这类作品的出现就越频繁了。
进入2017年,网友投稿这种炒作形式进入了全面开花的阶段,各路媒体火力全开,纷纷利用网友投稿(粉丝来稿)等方式,吸引眼球,争取流量。
与知音体仇男故事一样,这类投稿也有着一个有别于实情举报的特点:即无论内容有多么详尽,公众都无法从中追根溯源,找到与故事相符的那一个人,或者那一件事。原因在于,媒体在设计稿件(故事)之初,就没打算让人追寻真相——虚构出来的故事又怎能让人追寻真相呢?同样的,这类投稿也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坏男配好女(男方是好色男、抠门男、凤凰男、妈宝男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女网民们的关注,继而调动她们的情绪,把话题引爆。
当然,上述内容只是泛泛之谈,并不足以让公众对这类虚假投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所以,接下来将对这种时下流行的大规模造假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根据日常观察,这类造假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常见类型:
(1)、纯文字型:即媒体在社交网络上自行发文,以网友投稿的名义,讲述女网友遭遇坏男人的经过。在这过程中,媒体有时会以旁观者的姿态讲述相关内容,有时会以投稿者的口吻讲述个中情节。例如:
a.以旁观者的姿态讲述:
有网友问,她男朋友……
有网友来稿,说她单位里有个男的……
b.以投稿者的口吻讲述:
xx君,有件事想跟你说,……
xx姐,我上个月遇到一个男的,他对我很好,谁知道……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字里展示出来的男人都有很多缺点,至少也得是个抠门男、妈宝男或者凤凰男。当然,在众多造假方式中,这种“白纸黑字”的叙述手法,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了。
(2)、聊天记录型:即媒体以展示聊天记录的方式,讲述女网友遭遇坏男人的经过。这种方式与前面单纯依靠文字叙述的手法相比,更具有临场感和真实性,而且在聊天记录中还可以插入图片作为“证据”,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因此,许多爆款新闻都喜欢采用这种类型的稿件。与前例一样,这种稿件也可以细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a.一面之词:特点是当事人只有一个,既担任投稿者,同时也扮演故事的主人公,而媒体则处于次要地位,“双方”的分工比较明确。在文字聊天过程中,“投稿者”负责讲述自己遭遇坏男人的经过,媒体负责倾听以及偶尔搭话。“双方”以一唱一和的方式,把坏男人的劣迹通过聊天记录呈现出来,然后由媒体把相关文字进行截图,作为证据发布在网络上。这类故事的主要内容,均由唯一当事人(投稿者)负责讲述,所以可以用“一面之词”来作形容。
例如:
b.两面之词:特点是当事人有两个,通常是一男一女,以文字聊天的形式进行交流。在这过程中,媒体不参与聊天。这种交流方式没有主配角之分,有时候女方占主动,有时候男方占主动,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个坏男人的故事。由于这类故事的内容是以男女双方,互动聊天的形式制作出来的,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两面之词的假象。例如:
以上就是众多自媒体以网友投稿(粉丝来稿)等名义,编造仇男故事的常用手段。其中,对于媒体使用聊天记录编造故事的现象,有网友戏称为“羡慕有两个手机的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网友们戏称的“两个手机”只不过是自媒体多年前的原始制作方法而已。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微商行业的发展,早在几年前,国内的软件市场就已经出现了众多可以利用单部手机制作双人对话的软件了。这些被做成app的软件,虽然都打着恶搞或者为微商服务的旗号,但由于功能强大,简单易用,因而在实际应用中,也时常被自媒体用来模拟聊天记录以及生成虚假的红包转账。所以,那些被戏称为拥有两个手机的人,在伪造聊天记录的过程中,实际上只需要用到一个手机就足够了。
然而,由于这类投稿以及各种“网友报料”、“网友发贴”所呈现出来的情感纠纷、家庭矛盾,很能调动女网民们的情绪,所以在以微博为首的社交平台上,这类故事不仅每天都能看到,更是热搜榜上多年来的常客,有上网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田园女权对中国男性的污名化,不仅是一门产业,同时也是一门技术。比如,上述通过伪造聊天记录编造故事的方法,表面上看似简单,但在制作手法上却隐藏着一些巧妙的门道。也就是说,尽管最终被骂的都是所谓的坏男人,但在造假过程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在这里以控诉的方式作为切入点,简单地讲一讲:
第一种,可称为常规式控诉。这也是当前网络上最为常见的一种控诉方式。其特点是以“女方”报料的名义,控诉男方的种种劣迹。这种报料,不管凭借的是女方的“一面之词”,还是男女双方的“两面之词”,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报料者(女方)得到同情,被揭发者(男方)遭到遣责。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反转。
第二种,可称为自黑式控诉,简称“自黑”。其特点是以“男方”报料的名义,控诉女方的所谓“劣迹”。但“男方”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却会想方设法地展示自己的不良行径,没有丝毫隐瞒。与此同时,故事中的女性在男方后续的报料中,却没有展示出任何不良行径。换言之,故事里受到男方指责的女性并不存在任何过错,真正有问题的反倒是身为报料者的男方本人。这种由男方主动报料,却在故事中“自曝其短”的做法,其结果就是,男方遭到舆论的遣责,女方得到舆论的同情。于是,又一个坏男人的形象树立在了大众的面前。
上述两种控诉方式中,由于第一种(常规式控诉)比较简单常见,在这里就不专门举例了。这里只对第二种——自黑式控诉,举两个例子,简单地说明一下:
例1、2018年3月28日,一则名为“程序员相亲约在肯德基,被对方拉黑,网友却说活该”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相关话题更是在微博热搜榜上停留多时。
该新闻以程序员投稿的名义,讲述了他和一位女孩在肯德基见面相亲的经过。故事里,程序员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生活状况:工资1万多,农村出身,平时十分节俭,电影只在网上看,从来不充会员,周末吃沙县,基本不逛街,用二手苹果,一个月存九千……等等。
故事中,程序员把第一次见面的地点选在了肯德基。这种快餐店相亲的梗,在各种媒体作品中已经出现过多次了,属于新瓶装旧酒的手法。而当女方在见面之后,提出想去看电影的时候,男方又透露出“在外面看电影贵,他都是在网上找资源”的抠门消费观。与此相反的是,男方虽然在投稿中吐槽女孩太过物质,但在其曝出的后续内容中,女孩展现出来的却都是一些正常的表现,与所谓的物质根本沾不上边,给人留下了自打嘴巴的感觉。
更可笑的是,这位程序员还贴出了男女双方所谓的聊天记录。通过那些聊天记录,人们可以看到男方已经两天没有洗头了,朋友圈里分享的都是打车券、外卖券,两个人一顿饭吃了79块,最后男方还在微信中收取了女方发回来的100元转账,倒赚了21块……等等。
可以说,投稿者(程序员)无论是在自述的文字中,还是在其公布的聊天记录里,都在极力地展示一个令人讨厌的男性形象。在这过程中,程序员、凤凰男、抠门男、无房男、不修边幅、不讲卫生、贪小便宜等关键点,统统浓缩在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投稿里。甚至连男方的微信,也使用了某著名渣男的头像,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然而,当有人对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故事太假,不可相信的时候,女网民们却予以了反驳。她们以“亲历者”、“过来人”等身份,在新闻下方留下了大量评论,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例如:
哪里假了,这种人多了去;
我同事就遇到过这么一个男的;
我的相亲对象也是这样;
我遇到过,真的;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
我也碰到过这种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等等。
乍一看,仿佛当下的中国社会,跟这样的男人相过亲或者相处过的女性统统都集中到这里来了。由于评论太多,这里只能略举一二,有心人可以自行上网查看。
例2、2017年底,一则名为“网恋奔现嫌对象太丑,溜了,饭钱都不想给”的新闻在网络上流传。此后的2018年,从年初到年底,该新闻一直被众多媒体不时地拿出来翻炒,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议。这起新闻曾经上过微博的热搜榜,相关话题,更是引发了2.9亿的阅读量,以及4.8万的讨论数。
这条热门新闻同样以一个男人的口吻,讲述了自己与对象见面的经过。在投稿者(男方)贴出的聊天记录里,显示出这顿饭一共吃了一千多,而男方不仅没把饭钱平摊,还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溜之大吉,之后还把妹子拉进了黑名单。这种既抠门又恶心的做法自然又引来了女网民们的谴责。
此外,男方虽然一直声称妹子长得难看,但在其贴出的照片中,却显示出那位妹子长得并不难看(众多网友也有同感)。该做法与前例一样,表面上是男方主动投稿控诉女方,但在其提供的各种后续证据里(包括照片、文字自述以及双方的聊天记录),却都在想方设法地告诉人们,女方才是受害者,男方才是坏人。
以上这类以男方的名义,主动投稿控诉女方,却从头到尾都在自打嘴巴,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不良行径公诸于众的做法,就是自黑式控诉的常用技巧。其目的就是塑造一个坏男人的形象,以迎合女网民们的阅读喜好。这也是当下中国女权在舆论活动中,实施产业化仇男的基本手段。自然而然,痛骂渣男之声又是此起彼伏了。中国男人的形象也在这一次次的投稿和热搜中,被拉到了谷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向来明察秋毫、宛如福尔摩斯转世的女网民们,每当看到这种以男性名义投稿的带有自黑色彩的事件时,却极少有人提出质疑。相反的是,人数众多的她们,总会异口同声地贬斥所谓的渣男、凤凰男或者妈宝男。骂声如潮之际,“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中心思想也一次次地投射在屏幕上,投射在微博的热搜榜上。而在这背后,女权与微博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让许多人产生着怀疑。
更重要的是,2018年的年初,有网友在网上发贴,声明自己就是“网恋奔现嫌对象太丑,溜了饭钱都不给”事件中的女主人公。该网友在网贴中控诉自媒体盗用其照片,并指出新闻中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其身上,所有事情都是编造的。
至于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外人无从得知。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却摆在我们面前:当仇男思潮发展到极致,从而形成一门产业的时候,受伤害的难道只有男人吗?
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作进一步探讨。而此时,笔者更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与严肃媒体有关的问题。
08 严肃媒体自媒化与黑新闻现象
讨论严肃媒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关于这类媒体的界定,却时常让人感到困惑:怎样的媒体才算是严肃媒体?
事实上,如何界定这类媒体,业界似乎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但通常来说,那些由各级政府部门领导或者主管,并且由各类报社(报业集团)主办、发行的纸媒体,无疑是最具有严肃气质的。这类媒体有时候还会承担政府的发声功能,因而也有人将其称为官媒。其组织结构比较严谨,不仅配备了专业的采编队伍,名称也大多有着近似的后缀,如日报、晚报、晨报、都市报、快报、时报、热报、报……等,其权威性与专业性溢于言表,非其它媒体所能比拟。在公众的心目中,这类媒体就是最常见的严肃媒体了。相应地,这类媒体下属的官方网站以及它们的社交帐号,也成为了它们发挥媒体功能的一部分。当然,就目前而言,众多的电视台同样可以看作是严肃媒体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电视台自媒化的现象尚不明显,或者说其自媒化的程度远不如其它类型的媒体,所以在这里将不作探讨。
另一方面,从运营的角度来看,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如某浪、某易、某狐、某讯、某凰等,由于采用了较规范的管理和运营,而且也配备了专业的采编队伍或者与各类纸媒体(官媒)有着紧密的合作,所以其新闻内容也往往体现出了一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也是严肃媒体的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强势发展,快阅读(快餐式阅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严肃的新闻内容与报道方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过程中,纸媒体受到的影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根据中国报业协会公布的《2016年中国报业年度报告》(作者:王军)显示:“以报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收入来说,根据CTR媒介智讯的数据,自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以来,报纸广告收入就一直处于加速下滑的趋势。2012年同比下降7.3%,2013年同比下降8.1%,2014年同比下降18.3%,2015年同比下降35.4%,2016年更是同比下降38.7%。具体到报纸广告投放的前五大行业,均大量减少了在报纸上的广告投放花费。报纸广告收入的连年下滑,直接导致报社单位或报业集团的“大失血”。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报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全国报纸总印量为958亿张,同比下降16.33%;新闻纸用量为215万吨,同比下降16.34%,两者的下滑幅度均为历年之最。”
无独有偶,《2017年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作者:智研咨询)也显示:“2012年,随着 PC 端网络渠道逐渐成熟,外加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媒介渠道越来越受广告主欢迎。同年,报业广告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四年间,只有互联网广告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收入则从 2013 年开始逐年大幅下降……”
此外,《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主编:崔保国)也作了以下陈述:“2017年,纸质媒体市场继续呈现下滑趋势。报纸更是传统媒体中广告下滑最多的媒体,行业经营环境愈发艰难……CTR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报纸广告下降3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纸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收入,至少在最近六年里,一直处于加速下滑的状态。至于2018年的数据,虽然目前尚未公布,但根据一些公开的业界信息推断,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众多分析报告又都在表明,纸媒体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就必须推开传统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这两扇大门。只有在这两方面下力气、练功夫,才有可能扭转当前的颓势。
而纵观这些年来,不管是传统的互联网,还是后来居上的移动互联网,都在朝着网络社交这个方向发展,许多传统网媒也在纷纷搭建自己的社交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媒+社交”已经成为了网络媒体的发展方向了。然而,在这股持续了六七年的社交热潮中,以纸媒体为代表的严肃媒体所提供的严肃阅读作品,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尽管有部分优秀作品受到了读者(网民)的欢迎,但与铺天盖地的快阅读作品相比,却根本无法抗衡。
相反的是,快阅读经过多年的耕耘,已经在中国培育出了一个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自媒体的极速成长,也为快阅读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血,使得这种阅读方式越发深入民心。
在这过程中,许多严肃媒体仿佛看到了转型的希望,开始以试水的方式加入到快阅读的阵营里。而这些年来,众多自媒体凭借着自身的灵活机制,在社交网络上快意驰骋,更是让苦寻转型之路的严肃媒体们看在眼里,从而纷纷踏上了自媒化的道路。
事实上,严肃媒体自媒化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事情。早在2011年左右,当严肃媒体的社交帐号不时地转载所谓的“网友报料”、“网友发贴”的时候,自媒化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只不过,碍于自身的定位,这类媒体在当时还不敢大张旗鼓地开干。然而,随着这些年来业绩的大幅下滑,财务压力与日剧增,严肃媒体们也不得不舍下老脸,加快了自媒化的步伐。
正如网民们看到的那样,自媒体对快阅读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近六七年来,在众多自媒体的运营下,快阅读作品发展出了一些热门的类别,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追捧,比如美食类、知识类、搞笑类、娱乐类、情感类等。而在这些热门类别中,情感类作品的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媒体只需要利用一些情感故事,制造性别对立,往往就能得到女网民们的关注,从而达到吸粉引流的效果。而这些故事的内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仇男(塑造各种令人厌恶的男性形象,以迎合“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的舆论氛围),与之配套的则是利女——教导女性如何精致利己。
这一主题,在当下的情感文章、情感鸡汤、情感投稿、女权文章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虚构与想象,创作出大量图文作品,以此来调动女网民们的情绪,继而对中国男性实施全方位的批判、谴责以及辱骂,美其名曰:来源于社会现实或者取材于真实事件。
对于这种现象,严肃媒体们自然是看得很清楚的。于是,随着自媒化程度的加深,各种“网友报料”、“网友发贴”、“网友投稿”开始不断地被严肃媒体的社交账号转载发布。每当“骂男”之声四起的时候,新闻的热度也随之不断飙升。从评论数百到评论数千,再到评论过万,人为制造出来的仇男故事成为了严肃媒体自媒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这过程中,严肃媒体对仇男故事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谣、找谣和造谣。这三个阶段与许多自媒体,尤其是情感媒体、女权媒体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证实谣言(辟谣)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尤其是在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面对各路媒体大规模、集团式投放的仇男新闻,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取得新闻造假的切实证据。而造假者也往往会以“真人真事”或者“来源于社会现实”为借口,进行掩饰。所以,对于这种疑点重重,极有可能是谣言,却又无法明确证实的新闻,在这里只能用“黑新闻”来指代。
所谓的“黑新闻”,指的就是媒体在新闻制作过程中,采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一系列内容耸动,却真相难查的事件。内容耸动,是黑新闻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提升新闻关注度的重要手段。但仅仅是内容耸动,并不能作为黑新闻的判断标准。相比之下,“真相难查”才称得上是黑新闻的“灵魂”所在。而造成真相难查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点就是关键信息的缺失,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表述模糊或者被掩盖、修改等,以致外界难以(无法)进行查证。固然,部分涉及敏感问题的新闻确实有保密的必要。但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却出现了一种丑陋的现象:许多并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事件,尽管内容耸动、疑点重重,甚至出现了诸多不合常理的情节,但媒体在表述的时候,却对关键信息模糊其词,想方设法地掩盖真相,以期把事件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媒体(包括自媒体和严肃媒体)为了吸引关注,抢占市场,大量地产出以及投放黑新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纵观这些年来,被有关部门证实为假新闻的各类事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黑新闻的特点。所以,严格来说,那些已经被证实为假新闻的事件,也应该归入黑新闻的范畴。
一个令人无奈的现状是,由于黑新闻的大量存在,即便有公权力的介入,能被查证出来的也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以2016年的假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为例,从事件被转载报道到最后被有关部门证实为假新闻,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星期。可见,不管是由机构发起,还是由个人实施,对黑新闻进行查证(辟谣),本身都是一个成本极高的行为(耗费时间、人力、财力等)。这一点,在2018年轰动一时的“德国留学生遭遇撒旦教造谣事件”中,同样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但相对于惊动了多个重要部门的“德国留学生遭遇撒旦教造谣事件”而言,以仇男为主题制作出来的黑新闻,无疑是更为“安全”和“稳妥”的。这也是多年来,这类新闻能够实现“产业化”投放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黑新闻到底有多黑,只有新闻制作者自己才知道。但多年来,各路媒体以“网友报料”、“网友投稿”、“网友发贴”等形式,发布出来的感情纠纷、家庭矛盾等涉及性别议题的事件,却几乎都具备了黑新闻的特点:来源不明、内容耸动、立场单一、疑点重重、真相难查……等。当然,必须明确的是,黑新闻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产物,既便把时间拉回一个世纪前,这类新闻也早已存在多时了。就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黑暗。
然而,在这个自媒体时代,黑新闻的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黑新闻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表面上是媒体话语权与受众知情权不对等造成的。但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的利益,才是促使这类新闻能长期存在的原因。
尤其是在女权思潮汹涌澎湃的当下,仇男已然成为了一门产业,黑新闻的大规模制作与传播,也就变成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在女权的利益链中,黑新闻仅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与之配套的还有“黑数据”——由女权组织推动的,由各类机构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炮制出来的女权数据。
当然,上述的黑新闻和黑数据,严格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当中涉及的黑箱操作,其本质其实是“新闻定制与数据定制”。由于相关内容较多,无法在一章之内讲完,所以在这里先说回严肃媒体自媒化的问题。
就如前面所说的,严肃媒体传播仇男故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与严肃媒体自媒化的发展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时间上看,2016年之前的几年里,是严肃媒体自媒化的试水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传谣。这个阶段中,严肃媒体大多使用的是二手材料,以转载其它自媒体或者网络平台的热门事件(谣言)为主。
2016年至2017年,是严肃媒体自媒化的发力阶段,与之对应的是找谣。媒体不再满足于转载热门的二手事件了,而是尝试着通过自身的运作,把知名度不太高的作品炒作成热门新闻。比如“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等假新闻,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作品。
进入2018年,国内的严肃媒体再次加大了自媒化的力度。一些媒体不再满足于此前传谣和找谣的做法了,而是开始参与到故事的制作中去。例如,2018年12月,有严肃媒体抓住了某男明星婚后AA制的话题,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以“网友发贴”的名义,先后报道了“生完孩子老公要求AA制”以及“恋爱7年都是AA制”两起热点新闻。坏男人的故事又一次引爆了女网民们的情绪,使得这两起新闻双双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严格来说,应该是先被安排进入热搜榜,之后才成为热点新闻的。)
在这两起新闻里,相关媒体均在详情中煞有介事地表明了对发贴的网友进行过采访,从而进一步向读者暗示事件的真实性。这种通过文字叙述,表明媒体对发贴者进行过采访的操作方式,极有可能成为今后新闻制作的一种方向。其实质就是把“网友”的自述与媒体的自述进行融合,以提高新闻的可信度。这样一来,“网友发贴”、“网友投稿”、“网友报料”等廉价新闻,便被披上“非虚构”的外衣了。然而,被披上“非虚构”外衣的新闻是否就是真新闻呢?回想这些年来,严肃媒体们传过的谣,再看看这两起带有重大蹭热点嫌疑的新闻,无疑是值得深思的。而且,从故事的出处以及内容来看,它们都很符合“黑新闻”的特点:来源不明、内容耸动,立场单一,疑点重重、真相难查……
当然,从媒体和平台的立场来看,这两起取材于“网友发贴”的新闻,紧贴男明星婚后AA制的热度,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相继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为相关话题带来了合共超过7亿的阅读量以及超过20万的讨论数,其炒作无疑是很成功的。
至于某男明星婚后AA制的事件,根据男方与妻子的共同解释,其实是男方负责家庭的开支,女方的钱由女方自己掌控。这分明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被媒体断章取义,并以此作为热点,进行延伸炒作。可见,为了吸引眼球,部分严肃媒体在自媒化的道路上,已经和普通自媒体一样,步入歧途了。尤其是那些扎根于二线城市的严肃媒体们,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严肃媒体与自媒体在快阅读领域的野蛮耕种,也对广大读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求真相,只求快感”的阅读习惯。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以国内知名的社交平台微博为例,常年出现在热搜榜前十的内容中,除了娱乐搞笑以及突发事件之外,就只有以仇男为主题炮制出来的各种性别对立的新闻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天天有仇男,周周上热搜”的现象,不仅是国内社交网络上持续多年的常态,同时还折射出了当下女权经济的营利模式——精神传销(批发情感、贩卖焦虑)。这种营利模式不仅被广大媒体运用在新闻报道上,更是被众多的情感作家、女权主义者以及各式营销号早早就用得滚瓜烂熟了。
由于这种以仇男为核心的营利模式,为当下的女权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营利模式仍将继续存在着。至于严肃媒体自媒化的步伐,只要没有引起过大的反对,也将继续大踏步地走下去。
而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中,倘若把仇男新闻(故事)比作是中国女权制作的一桌饭菜的话,那么“节日女权运动”则可以看作是女权主义者们每年必备的一道招牌菜了。
09 节日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的节日狂欢
所谓的“节日女权运动”,指的是中国女权近几年来兴起的在重大节假日期间,搜集或者捏造与男性有关的负面新闻,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炒作,从而推动仇男思潮的一项舆论活动。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性别立场以及明显的策划动机,所以往往能在女性群体里产生一呼百应的共情效应,继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强烈的舆论反响。
而在这些节假日里,尤其以春节期间,女权主义者们的炒作最为火爆。比如2016年春节期间,全网爆炒的假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城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2017年春节期间,轰动一时,最后又遭到反转的电影“乘风破浪”的歌词事件;2018年春节期间,山东卫视的小品风波等,都是女权主义者们在重大节假日期间,进行舆论炒作的例子。
上述三个例子中,前两者已经在前文有所提及了,这里只说一下第三个例子“山东卫视的小品风波”。这起风波中涉及的小品,名字叫《海的誓言》,讲述的是几位海上救捞队员的故事,其中包括了救捞队长与妻子之间的生活琐事。在这当中,救捞队长的一番话让女权同胞们炸了锅。相关截图如下:
从截图的台词来看,内容并不复杂,全部加起来还不到170个字,具体摘录如下:“我给你俩算笔账,我跟我老婆从订婚到结婚,总共花了四万块钱,她24岁嫁给我,假设84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在我们家生活了60年,也就是21900天。我花了四万块钱买了她21900天,平均一天才合1.826(元),一天不到两块钱。她要为这个家打扫卫生、照顾老人、下地干活,还得给我生孩子。你现在雇个保姆,一个月不得花三千多,我这一天花不到两块钱,有什么理由不爱她。”
以上这段被视为侮辱、物化、歧视女性的文字,全由一位饰演丈夫的男演员独力说出。由于台词不多,笔者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突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仔细想想,这当中的许多话,不正是近年来中国女权在网络上流传的语录吗?她们至今仍时常在网上宣称:女人结婚,就是免费当保姆,免费生孩子,还要包揽家务、侍奉公婆……
严格来说,这些台词只不过是把女权主义者们的语录进一步细化、量化而已。可见,这个小品的主创人员应该是对中国女权的言论比较了解的,所以才有了这些扎心的台词,继而才有了这个借演员之口,说出女权心声的节目。
然而,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们看到这个小品之后,却个个义愤填膺呢?仔细想想,小品虽然想通过救捞队长的嘴巴,说出女权主义者们的语录,以此来表达女性为家庭作出的奉献。但剧组在创作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女权能说的话,并不代表别人也能说哦!就好比,在目前全国人均月收入离一万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情况下,女权同胞们每当谈起生活品质或者赚钱能力的时候,总会标榜自己是高薪阶层,月入过万乃至数万的比比皆是,顺便鄙视一众国男。但是,如果有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要求她们赚那么多钱来养家的时候,那可就麻烦了。又好比,女权同胞们天天在网上哭诉自己洗衣做饭、包揽家务、侍奉公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真的像她们宣扬的那样吗?或者说,当前的社会,家务低能的女性真的很少吗?在这里,以几条相关的新闻作为参考。
从这些新闻可以看出,现代婚姻中,家务低能的现象,绝非仅仅是男性单方面造成的问题。不会做家务、不爱做家务的女性同样大有人在。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现象,中国女性当前的主流生活状态绝非女权主义者们日常宣扬的那样,个个都勤劳能干却又生活悲惨,仿如祥林嫂再世一般。尤其是那些天天守在屏幕前诉苦的女权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会帮助父母做家务的?这一点,大家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然而,深谙舆论操控之道的女权同胞们显然明白说一套、做一套的道理。所以,时至今日,女权同胞们利用持续多年的舆论宣传,已经培育出了一大批“键盘保姆”和“键盘贤妻”。大量的“妈宝女”和“女巨婴”,每当坐到电脑前或者拿起手机,就会摇身一变,化作受苦受难的“保姆”和“贤妻”,诉说着自己如何包揽家务、如何侍奉公婆、如何辛勤度日。然而,这种悲情的诉说终究是虚伪的。原因是,女权主义者们在网上宣扬自己如何辛勤度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她们很会干活,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她们不愿意干活。就如同那句时常被人们提起的话——越缺什么,就越在意什么——所说的那样,越是家务低能的人,往往也是越在意做家务的人。
所以,当小品试图通过救捞队长的台词,歌颂妻子的勤劳无私时,无意中就刺痛了田园女权的软肋了。毕竟,田园女权贩卖人设的初衷可不是为了做个受人称赞的勤劳女性,而是为了做个披着保姆外衣的女巨婴罢了。
因此,在这场狂风骤雨般的舆论讨伐中,不幸触礁的节目组最终不得不贴出道歉信,才总算平息了风波。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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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跟家庭生活有关的小品节目也并非总会激起女权同胞们的愤慨。比如说,多年来,在众多综艺节目里,关于男人如何妻管严、如何侍候老婆、如何上交工资、如何被拧耳朵、如何唯唯诺诺、如何低三下四的节目,比比皆是,女权同胞们是从来没有半点反感的。又比如说,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各种物化男性、侮辱男性、歧视男性的“利女”作品,人们看到的也只有海量点赞和欢乐评论,鲜有反对的声音。对于这种现象,女权同胞们倒是不止一次地做出解释,称这些都是爱妻、宠妻的表现,与歧视无关。
进入2019年,中国的女权思潮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年的妇女节期间,女权主义者们对“女生节”以及“女生”一词进行了大规模批判,其程度之激烈,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状态。在这过程中,女权们当起了“历史发明家”,想尽办法曲解“女生节”与“女生“的来历,并且将其与性别歧视捆绑挂勾,当作男权社会的黑材料,此间甚至出现了女学生放火烧标语的事件。轰轰烈烈的作派与激昂躁动的舆论,让人不禁产生了大革命即将来临的错觉。
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事实是,仅仅在十多二十年前,当一些男人对成年女性自称女生的做法表示不解的时候,女性们表现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印象中,成年女性自称女生的做法似乎是宝岛台湾开创的潮流。而在广袤的祖国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都是以妇女自居的,极少有人会使用“女生”这一称呼,更不要说那些业已成年的女同胞们了。然而在那个新旧交替,追逐潮流的年代,一些男性的质疑却激起了女同胞们的反抗。她们认为女性有自行选择称呼的权利,男人不应该有异议,就如同男人不应该过问女性的年龄一样。
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段历史被女权主义者们一笔勾销。“女生”和“女生节”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男性对本国女性实施物化以及施加糖衣炮弹的罪行。这一切的转换,竟然来得如此平滑和圆润,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女权的智慧确实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股奇特的风气延续至今,已经不是三年两年的事情了。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节日女权运动——这种类似于“大家来找茬”和“听我讲故事”的游戏,在今后一些重大节假日里,仍将风风火火地开展下去。
更重要的是,上述种种造谣、传谣、编故事、伪造聊天记录等造假方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已经变得越发完善和系统化了。严格来说,仇男与造假已经成为了中国女权进行舆论宣传的一项重要手段了,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无疑是极其丑陋的。此外,本文提及的一些问题,仅仅是中国女权实施产业化仇男的冰山一角,尚不足以让大众对女权仇男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此后的章节里,将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章(完)
参考资料(报业发展状况):
(1)《2016年中国报业年度报告》
(2)《2017年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3)《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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