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璀璨夺目的香港似乎就此留在十几年前。

@NumberW

表弟初中时随舅妈工作的关系，移居到了香港。
在离深圳较近的沙田区分到了公屋。

那时和别人说起有香港的亲戚都觉洋气。

08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香港。算是未成年时的一次旅行。

他们叮嘱我记得电梯左行右站、礼让行人，公共场合和车厢内不能饮食，地铁线路不看清会迷路。

眼花缭乱的霓虹灯牌，繁华闹市间的市井气息。
TVB剧集和王家卫电影里的香港果然诚不我欺。

当时我也感受到了一个城市发条般的有序和热忱。

地铁出入不小心碰到行人，他会露出抱歉表情主动讲‘sorry’。

那时还没导航，转地铁线出站时果然迷路了。
问了一个二十出头的白领，他想了想，说
“我也顺路，带你们去吧”。

然后带着我们走了五六分钟的路，才到了另一个站的出口。
（没记错是从尖东站走去尖沙咀站的长隧道）

找了个冰室吃午饭，过了饭点人不多，我惊诧一个饭要50多港币。老板模样的大叔走来问我们哪里来的呀。我说广州。

老板笑呵呵地说，“省城嘛，以后介绍多点‘同学仔’光顾我生意哦。”

晚上时我们去了海港城，旺角，一座座门庭若市的名牌店罗列在街上灯光如昼。

当时中学的小女友给我介绍说：这是最时髦的“H&M” 和“ZARA”。

那时不懂Hermes、CHANEL、LV、GUCCI、PRADA，FENDI......但看着物欲横流的港城已感觉足够奢侈繁华。

那一年，港人都对中国的崛起有着自豪感，茶余饭后也聊着国内外的各种八卦。

那一年，40平方的房子200万也能有成交。人们竭力学着蹩脚的普通话和国人打成一片，想象着更加好的未来。

那一年，大热的《喜帖街》正唱遍横街窄巷。

“温馨的光境不过借出，到期拿回吗。”

谁料如歌里唱的，香港和內地最亲密关系的时刻，像是有了期限。

第二次去香港是13年的大学假期。

当时水客现象已经盛行。部分内地旅客的不文明行为被不停放大。
香港的报摊上随处可见‘中港仇怨’的报道 ，“蝗虫论”尘嚣日上。

那次我拍了一组《你好，陌生人》的照片，在街上找了中学生、工人、的士司机、市场档主、服装店长，金融白领等十来个路人，在与他们行业相关的背景一起拍照。

在我看来，那时的港人仍很乐意和我们交流，年轻的都留了邮箱说要把照片发来留念。

真说点什么变化的，也许打扮比较特别，逛街时遇到店员以为我们是日韩的。
会笑着先用英文招呼我们。诗苑普通话一说，店员马上冷言冷语。

之后只要来香港，诗苑有要交流的都让我去用粤语说。

晚上去表弟家，凌晨时巴士站绕着路口排了整整两圈队。全是刚下班回家的人。

表弟和我说，许多人为了省钱就和爸妈住，宁愿每天来回都近一小时的路程。
他也是一家四口挤在一个40平方不到的家里，还需请菲佣照顾读小学的妹妹。

面对高昂的租金，遥遥无期的公屋，几十万港人住进了劏房。

劏，在粤语中意为“剖开”。劏房的意思，就是将房屋割成多个隔断间。

之前有新闻就报道过，香港一间位置较好的150平米三居房，被劏成了18间带厕所的房间。
每间租金约为8000港币。

月薪一万五港币的年轻人，光是生活就让他们捉襟见肘。
一个人住偏僻点的，月租四千。
想住离公司近的地方，八平方的房间月租就要六七千。

水电网生活用品费用两千五。交通费（“全球最赚钱的地铁”和偶尔打车）两千多。吃饭一顿成本50起，月均三四千。

月尾剩一千不到。
以上是建立在你不烟不酒不恋爱，不护肤美妆，不添置衣物家居，谢绝一切娱乐活动的前提上。

也因此落下了港男港女斤斤计较，自私怕事的印象。

我想起白天拍过照的货车司机。
一个60岁多的老人了，每天还开着货车横跨港岛，搬货卸货，晚上还要去茶楼兼职服务生。

没等到房，没钱买房，就这样一个人租了大半辈子的单间。

“一世人，打份工。” 他自嘲着说。

这不过是香港万千个底层工人的一个缩影。

工资十年没变，40平方的房子暴涨到六七百万。
老人认命，年轻人要宣泄，想抗命。

15年再去香港，是香港PR带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活动完，PR好奇问起，你们是不是很多人用支付宝。
我说是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直接付款了。
她一副恍然大悟，“是内地假币太多了吧？”
接着又问，“淘宝卖那么便宜，大部分是假货吧？”

吃饭的时候，她又小心翼翼地问，
“你们是不是吃狗肉的？”
我说没有。
她又问， “那流浪狗是不是都要送去市场宰了卖？好残忍的。”

“你们是不是除了北上广深，其他城市都很不发达？”
“不，国内还有15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是世界超一线城市。”

认识的第一个香港本地人朋友，简直是要把我们当成了《十万个为什么全书》。

后来问起表弟，他说他还被问过北京是不是很多人被雾霭毒死，是不是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人割肾，是不是晚上会有很多抢劫小偷治安很差......

很多香港人都没去过深圳一次，更别说国内其他城市。
他们只从毒苹果等港媒添油加醋的报道里了解内地。
国内人民不是在被迫害就是在去往迫害的途中。

他们只留意港闻。
在他们看国际新闻的时候，主流媒体就已经先挑了想给他们看到的外国资讯了。

剩下，就是媒体刻意渲染内地人抢夺本土资源、旅客如何霸道，与港民发生的各种冲突，一如以往喜闻乐见的娱乐八卦。

大部分香港人从对国内诸多事物的误解、抗拒，逐渐进入到了仇视、对抗的程度。

他们根本不会去看，中国的发展有多快。

国内做社会学，统计学的朋友们崩溃是常态：
“通常论文刚刚写好，结果别人告诉我数据已经变了。”
“做报告的时候，查数据记得最好用去年的，不，最好用上个季度。还是上个月的最好。因为实在是tm太快了。”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妈妈二十年前从小城镇出来，在广州骑着三轮车每家每户吆喝买卖。
2018年，我朋友已经是上过《福布斯青年榜》的富一代。

还有数不清的千万个实例，这都是一代代普通中国人披荆斩棘创造出来的奇迹。

而普通年轻港人似乎只会守着手里的三寸地，怨天 怨地 怨李家。

之后我们零散地去了几次香港。
有印象的是2016年的9月，找了港大读研的朋友聚会。

晚上跟朋友喝酒聊起了香港现况。

她给我们普及，香港所有大学都是按8:1:1的比例录取（本地：大陆：国际）
内地生源竞争激烈，一年学费需二十万元，读书用功。
香港生源同时竞争激烈，学费一年8万左右（政府报销大半）

近年显示8大学府的毕业生工资平均是一万八港币，与十年前几乎没增长。
朋友说其实优秀的本地学生工作后的薪金水平很高，只是有很大基数的大学生拖数据的后腿。

每年的荣誉毕业生几乎都出自内地，科研中的博士博后内地生占一大半。
学术水平吊打本地人。

自从矛盾形成，香港大学生说罢课就罢课，不罢课就翘课。

个别学生不满内地学生学习成绩好还有钱，能力又强。会以此妨碍他们的正常学习，在校内折腾‘民主’和‘自由’，制造政见对立。

其实很多年轻人本身是政治冷感，煽动多了，觉得好玩、热血，参与进去的不在少数。
并自称“很有使命感”。

好些学府老师教授都是黄阵的，所以对他们也不会有太多为难。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就接着去游行。

有学生过激示威被抓了进去，出来就开始骂警察没人权。

大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读副学士（大专）和高中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了。
他们在社会上浮浮沉沉，未来或许就是转工失业再转工，或宅在家中沉迷网游，打散工熬公屋。

“这一群人，政治不了解、身边事不了解、国家事不了解。读书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他们对未来没什么期望，又对现状感到‘忿气’。责任心不足、目光短浅，我想这是无可避免的。”

19年5月，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的时间。

晚上九点多去了金鱼街，打算买两条金鱼做拍摄素材。
行人三三两两不算多，我们刚走到一家水族店的门口，二十来岁的店家一看我们，马上快步走来堵住店门要拉闸。
“关门了，不准拍摄。”

金鱼街在旅游攻略上走红过，脸贴着水族箱拍照，很有王家卫电影的感觉。
也许是一眼看到我拿着器材，他就理所当然地把我们看成是游客，条件反射的要逐客。

我说买几条金鱼就走，店主一直翻白眼，嘴里嘟嘟囔囔地发出嫌弃语气。

那时我终于感受到了香港与内地剑拔弩张的关系了。

不知什么时候，内地游客来香港会处处心惊胆战。

深怕自己会在哪里“做错”什么，而得罪身边的香港人发脾气，受人白眼。

也怕自己没注意到什么细节规则，会遭到“啧，怎么连这都不懂”的轻蔑鄙夷。

其实我早就学会了充值八达通，不说粤语的“充钱”，而要说香港人常说的“增值”。

在餐饮店买饭，不说“打包”，而是说“拧走”。

问人借移动充，不说“充电宝”，而是说“尿袋”。

买柠茶、奶茶，不说给我一支“吸管”，而说“饮管”。

对话聊天期间随意自然加入“撚”字搭配。

我学会了谨慎装作香港人不被识穿的技巧，却不想再身临于此。

从三年前起，香港这个地方，大概也就转机的时候会来了。

这几天有跟表弟聊起香港的事。

表弟年初刚结婚生了女儿，换了新车，新房子在装修。
他不参加任何游行活动，想安稳过日子，是沉默中的大多数。

他主张这是长期累积的中港矛盾。

虽然国内条件和文化素质都好很多，但港人普通认为是不文明的内地旅客把民生弄得一团糟。

香港为了迎合旅客生意，药店药妆店名牌店不停开，没人问过这奢侈品集中，商铺雷同的一条条街道是不是街坊想要的。

本土老字号被挤压得难以生存，出名的九记牛腩，店铺房东要价一亿。因而服务行业的人会对内地人容忍度很低，从排队插队到点餐犹豫不决都能激发他们情绪。

“从我口中讲，你很难体验到问题所在，当你在这里生活过，从生活各方面感受才会明白。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他说他的年轻一辈同事都很深黄。而他是偏蓝的，撑警的。
他不认为那些参与活动的年轻人们，有足够的成熟思维去认识这场暴动的诉求和之后带来的种种问题。

他们只是在适合反叛的年纪里选择了反叛。

但言语之间能听出来，他对香港的自由民主有优越感。也质疑国内种种问题，觉得内地不够透明开放。
他说我们这边接受的资讯太片面，而他发过给我看的，又何尝不是经过网络和媒体筛选。

从内地走出到香港的他，体验过两地的文化，思维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我想过驳斥他的观点。
但忽然又想起曾在香港当过记者的朋友Mingo，她写过一段话：

“不同的观点之所以存在，并扎根对方的意识，必定也是反映了他们的教育背景、价值认同和喜好偏向。
我们需要探求的，需要追问的，不是他们应不应该这样想，这样想这样做对不对，而是他们现在的客观处境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和做法？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当一艘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了一百五十年的熟悉的船，被迫要靠岸的时候，大家心里更多是对陆地的恐惧和抗拒——我们在海上很自由很好，虽然挤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生活，也满意自己的生活，请不要上来更多的人，也不要逼我们去不熟悉的陆地。

我想是因为香港年轻人有局限性——在焦虑的状况下已经不能够去听不一样的说法和想法，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但我觉得，许多香港年轻人是有时间，没空间的。

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抱怨，愤怒，破坏，示威上。

说到底，就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过怎么样的未来。

哦，对了。表弟提到，香港一年四季不管多热多冷，各种商场商业办公楼都必须开着22-25度的空调，这是香港政府有规定的。

无怪乎示威静坐时的年轻人会喊着“开冷气”的口号。

当年读小学的表妹现在已经中四（高二）。
她是成绩始终保持校内前几的学霸。
问她以后想做什么，她斩钉截铁：律师。

原因无他：赚钱。

知乎上有人说，“在香港好不容易进入大学，选错专业就是悲剧，好朋友在港中文读新闻，毕业四年了，人工依旧两万多，她说想去卖保险。”

香港的产业环境高度成熟，但结构很单一。行业已经缺乏一定的想象力。
而家境好或自身能力很强的，早早就选择入学国外名校，留学工作，巩固在精英阶层。

剩下本土读书、就业的年轻人考虑的都是商科、法律、医学，那依旧是万人挤破头想进入的行业。

我们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大潮，香港年轻人基本都缺席了。

港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民生和经济问题。
董特首提过花卉港、药材港、数码港的计划，要升级产业结构，最后是在资本裹挟民众的反对下失败了。
提出每年兴建8.5万套公屋的“八万五计划”，不也是被有房的香港市民们迈着步子、举着小旗，恶言恶语地轰下了台吗。

2019年，深圳GDP全面超过了香港。

深究起来，香港最大的衰落不是经济的衰退，僵化的社会结构，也不是精英阶层往外流，而是整个城市似乎失去了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

八月，在港人此起彼伏的示威呐喊声中，香港曾经最引以为豪的开放，正缓缓把门关上。

那个璀璨夺目的香港似乎就此留在十几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