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底层市民家庭半个世纪的奋斗

来源：自拍

编者按《自拍》栏目建立以来，我们接触过很多从低谷到高峰的故事。丁尚彪的经历，最震撼我的部分，恐怕不是一个底层家庭成功逆袭的过程或者结果，而是他对命运的强大掌控感。生活中的困难接踵而至，丁尚彪的应对环环相扣，就好像字典里从来没有“逃避”这个词语，好像所有令人窒息的天花板都会被层层捅破。对他来说，哀叹永远是暂时的。紧盯目标，从不为自己设限，去试探、去突破、去失败、去重来，才是真的猛士。
丁尚彪/口述

我叫丁尚彪，1954年出生于上海，今年65岁了，还在美国的餐馆打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往返通勤3个小时。坚持、努力、突破，是我的奋斗方式。依靠着坚定的信念，我在日本打黑工15年，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供女儿在美国从本科读到博士，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女儿毕业后，我又跑到美国，从零开始打工。几十年来，我不仅成功找到了底层家庭的出路，也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

在我成长的年代，整个社会是很讲究家庭出身的。我的父亲在1948年加入过国民党，因此我的出身并不好。我16岁中学毕业时，整个上海一片红，大家都下乡了。江西是最好的，有米饭吃、离上海近，其次是黑龙江、云南军垦农场，最差的选择是安徽淮北。平时对我很好的老师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江西，怕我越国境投敌，也不能去黑龙江、云南这种边界地区，只能到安徽淮北。

这是我们下乡居住过的房子。我对下乡没有概念，以为就是去农村玩。

5月15日是我16岁生日，隔天我就走了。我妈跟在后面哭，由于我年岁比较小，跟我同一届的前辈们帮我拿着行李，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被分配到安徽五河县张集公社，和另外2个人组成了一个知青点。

没有地方可以住，村民就把磨坊空了出来。前一秒驴还在拉磨，后一秒我们就亲眼看着村民把石磨搬走，把全是驴尿的地方腾给我们住。

磨坊的墙上全是蜘蛛网，连个门板都没有。我们3个人迟迟不愿意解开行李，坐在屋里哭，好像解开行李就要在这里扎根了。

好在村民们都很友善。2年后，我被调到大队搞宣传，又被叫去边教小学边学习注射。我学历低，不懂拼音。一年级要教拼音，校长就让我去不用教拼音的二年级，几年下来，学生倒教会了我拼音。

我教语文、体育和音乐，还要帮全村注射疫苗、看管仓库。我干活利索、认真，被评为县优秀知青代表之一。

1972年，开始流行收听英语讲座。下乡这几年，因为出身问题，我被很多招生、招工机会拒绝。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为了抓住以后可能出现的机会，我花30元买了一台收音机学英语。没想到2年后，当我把四册英文学完，就招工进最差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了。

这是1974年7月27日的日记，一再被拒的苦闷都被我写到日记里，但我依旧不忘鼓励自己“胜利永远是属于能吃苦者的”。

我属马，20岁生日当天，我在安徽五河县张集公社大魏大队骑马留影。

1975年2月，招工到县集体所有制工厂后，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样来自上海的知青。她性格老实、做事勤恳，我们很快就结婚了。

后来岳父离世，妻子调回上海。而我先费尽周折调到了合肥。一到合肥，又定下回上海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想着只要不违法不害人，就不要为自己设限。我跑遍上海，在电线杆上贴满对调信息，结果真的找到了一名想调回安徽的女性。我私下给了她400元，顺利对调，1981年，我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我住在杨浦区，却在徐汇区当炊事员，每天通勤要6个小时。我又开始在全上海贴广告征人对调工作，对调对象找到了，单位却百般阻挠。

我在广告上说此工作道路广、购物方便，引来了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卧底。他写了一篇报道，质问关系网该不该破？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单位让我停职交待事情原委。

事发后，记者来找我，告诉我可以写文章反驳他，还帮我跟单位说了很多好话。因祸得福，单位嫌我太惹事，就让我调走了。

依靠努力，我在新单位当到后勤股长，读完了中专。这是我们给女儿庆祝生日。

生活表面上安稳幸福，底下却暗流涌动。我求进步去考证，单位说不是单位安排的不予承认。妻子想调到中外合资企业，已被录取，但原单位拒绝放人，还不断找茬，甚至找借口扇妻子耳光。

忍不下这口气，我告到纺织局，纺织局就把事情转回单位，告来告去都没用。

跟朋友闲聊时，朋友跟我说，当警察都要审三代，而像我女儿这样的出身是不可能通过的。

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制的，在上海只能算“三等公民”。而且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单位做到中层就已经到头了，这条路再走下去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

这些生活中始终无法突破的障碍，让我无比失落，每一步我都尝试过，但每一步都掉下来。

正好有朋友赴日留学，给我写信说日本遍地能捡到彩电、冰箱，这对在国内只能凭票购物、而且常常买不到的我们来说，是诱惑力极大的。

我们想让单身的弟弟先去试试，但他一想到又来一次“洋插队”，就不愿意去了。

我想着在国内没有前途，不如出去看看，或许能闯出点名堂。这是我拿到的北海道飞鸟学院入学通知书。

办护照时，单位当即解除了我的职务，逼我去建筑工地拉翻斗车当小工，我一气之下办了半年停薪留职。

为节省费用、互通信息，我把上海申请飞鸟学院的同学们都联系到了，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为了出国没有后顾之忧，临行前，我按照飞鸟学院录取名单，骑着自行车把每个同学家都走访了一遍。我插队过，知道与家人分离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属组织起来。家属之间相互走动，这样我们在外面就能更放心些。

临行前我回单位，领导得知我即将顺利出国，关切地问了我离开的日期，还问要不要单位派车送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在我出发时把我拦住不让走。幸好我拒绝了突如其来的”好意“，并在出发日期上撒了个谎。

1989年，我冲破重重阻碍、离开家人，赴日留学了。

没想到一到日本就碰到了阻碍。飞鸟学院坚决不允许学生赴日3个月内打工，而荒凉的阿寒町也没有地方可打工，这是飞鸟学院的校舍。

来这里读书的一批大龄中国留学生都是欠债出国的，大家焦虑不安，都想去东京那样繁华的地方边留学边打工，于是纷纷提出转校申请。

我出国时向亲戚们借了3万块人民币，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放到那个年代，这笔钱是我15年的工资。

上完一个星期课后，一天夜里，我和二位同学溜出学校，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辆车子在我们附近停下来。

飞鸟学院的华裔王校长从车子里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他把我们送到阿寒町，嘱咐我们不要说出这件事。我们非常感激王校长，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联系。

我们在濛濛细雨中走了一整夜，清晨坐上火车逃离了北海道。这段“布伏内橋“就是我们逃离的路线。

由于转校申请失败，我的身份变成了非法居留，一旦离开日本就回不来了。身上背着巨额债务、回国又不可能有工作，我只能留在东京打黑工还债。这是刚到东京时，我在工地打工休息时的照片，脚上穿着捡来的建筑工地爬脚手架的布鞋。

为了省钱，我在日本的生活都是捡来的。

从电视、空调、冰箱到身上穿的西装、皮鞋，基本都是捡的。连吃饭，都能从打工的饭店带剩饭回家，热一热第二天吃。

我刚去东京时，四帖半（四个半单人床大小）的房间就住四五个人，屋子不是住的地方，大家都只是晚上回来睡一觉而已。房租是2万5千块日元一个月，四五个人分摊。出租屋里的三台电视机，都是捡来的。

这是我在反对外国人打黑工的标语前留影，算是一种无奈的自嘲。那时候的心态就像是赌徒，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说不定街上碰到个警察就被抓走了，只能拼命。

我同时打好几份工，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饭店洗碗、周末在大楼扫地，一天净挣700-800元人民币，而同样的收入，在国内要做7个月。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说就像是抢银行了，钱像是白捡的，工作的热情自然非常高。

每攒到一百万日元，我就寄回家一次。

我用假名打工，野村是我用过的假名之一。一开始不会日文，打工时会遇到障碍。有一次在后厨工作，厨师长着急地让我拿个东西，我没反应过来，就被怒气冲冲地扇了一巴掌。那时也觉得委屈，但无处可去，只能坚持工作下去。

日本人比较好的一面是一码归一码，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一直给你使绊子。尽管那次事件不太愉快，看到我的勤奋努力，厨师长还给我发了额外的奖金。

我平时都在地铁上学习日语、写作以及备考各种证书。为了拿到更高到工资，我考了五本执业证书。

这是我后来住的地方。知道黑户不敢报警，有的中国人会专门抢我们的钱。我吸取教训，把钱藏在公司的衣柜里，身上只带少量现金。还在门边放一把铁刺刀，每天回家后都会检查壁橱里有没有藏着人。

没办法分辨谁是好人坏人，我不敢带人来家里，也不敢和新认识的黑户口一起住。

这是刚到日本不久，女儿寄给我最伤感的信。一开始通电话不太方便，只能通信。她写信过来说，上周六回家后孤伶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觉得很孤独。这封信我从日本带到了国内，又带到了美国，一直放在身边。妻子和女儿在家生活不容易。妻子节俭惯了，几乎只穿工作服，就算到现在，给她钱她都不知道怎么花。

还清债务之后，想到回国也没有工作，我干脆就继续留在日本为家人挣钱。更关键的是，女儿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一次扫地，我捡到了一本东京六大私立名校试题集寄给了女儿。她才初二，竟然跟我说数学题很简单。

那时上海一房一厅约5万元，妻子想买，我跟她说不要动这些钱，全换成美元，以女儿的名义存着，为以后出国读书作准备。

不知不觉，我就40岁了，这是我40岁当天穿着西装骑着马在日本的留影。

这套西装是刚到日本时定制的，也是唯一一套我自己买的西装。那时刚变黑户口，朋友提醒我要穿得体面一些，免得被认出来，就带我去订做西装，没想到只穿了大约两次，一次是生日留影，另外一次就是回国前去东京入管局自首。

平时的衣服要么是捡的，要么就是花100日元（约人民币7元）去旧货店买的。管不了衣服是从活人还是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能穿就行。

虽然我打的是黑工，还是坚持像日本人一样纳税，这是我的纳税证明。

我觉得自己有纳税的义务，而且如果遇到警察查身份，有税单也能从容一些，后来果然在街上被警察逮捕，但警察看到我一叠税单，说我是好人，竟然把我放了。

其次，有了这些税单，就可以去考各种资格证了。

再就是考虑到女儿留学需要能提供资金的“财政资助人”，办理签证时需当着审查官的面说清资金来龙去脉，为了能当女儿留学的保人，我一直坚持纳税。

通电话方便后，远隔重洋，我每晚都要打电话回家，尽量不缺席她们的生活。1000日元能买20张10分钟的假电话卡，我通常一次买一百张。电脑流行起来后，我们还用网络聊天室打电话。

我在电话里和女儿谈理想、帮她参考志愿、鼓励她努力读书。后来女儿报考复旦附中，也是我怂恿她去尝试的，没想到就成功了。

出租屋的墙上贴着女儿寄来的照片，我不在她身边生活，不知道这是她几岁时的照片。

我在日本不光是挣钱，我还很关注日本的报纸、新闻广播，收集留学信息，购买最先进的学习设备寄给女儿。

我在广播中听到可以自主申请到国外留学，就要了一份申请资料，和女儿一起制定留学计划，目标依次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

在国内，每天，妻子都陪女儿去浦东学托福，学完再把她送回学校。就这样，我用电话听着女儿长大了。

我为女儿留学存了15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率，我让女儿统统不要申请奖学金，而且一下子申请了二十所大学。1997年，女儿成功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90年代的上海，我女儿的中学就她一个人去美国读本科。她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面签，排队的人都是读研读博的，大家对去美国读大学都闻所未闻。女儿去美国读书，特意在日本转机，时隔8年，我们父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相见了。女儿长大了，我变老了。

把女儿送到美国后，我考虑到女儿大学毕业后升学可能还需要钱，就跟妻子说，日本工厂只能干到60岁，我干到60岁就回国。

在日本的那段时光，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我在日本如鱼得水。和我相比，许多人都很痛苦，特别是那种在国内混得还不错的人，出来之后只能干苦力活，心态不平衡，留在日本也不适应，进退两难。而我这种本来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的底层人士，出来之后能凭辛苦赚到钱，已经非常满足了。

这是女儿博士毕业时，我们一家人的合照。

女儿的大学在郊区，我跟她说好好读书，别想着赚钱。她是电子工程系全A毕业，还当过助教。2004年，她考进医学院学医，借到二十万助学贷款，跟我说再也不用为她赚钱了，逼着我回国。

那年我50岁，正是壮年。担心自己回国没工作，我想到日资企业在上海建了很多办公楼，就在日本花了一个月考了一个清扫执照，想着回国后至少可以去日资企业扫扫地。

回国之前，我去东京入管局自首，以便顺利出境。整整15年没回国，回来后我才知道国内经济发展得也不错。

我给家里换了新房子，又买了两套收租，留了一些钱给自己养老。我在日本工作过的工厂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工厂的中国生产线当翻译，就这样，我当翻译当到了2009年。

我还特意去找过昔日给我使绊子的领导，客气地递上烟。其实是想告诉对方：当年你想搞死我，今天我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人不就是争一口气嘛。

2009年12月女儿要结婚了。我和太太一起去美国探望。女儿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医生，3个月后就帮我们申请了绿卡，很快就批准了。

女儿想让我当寓公养老、帮忙带孩子。可我闲不住，我想了解美国的社会，非打工不可。在去美国之前，我就找了个朋友学中式炒菜。

到美国后，为了全面了解，我在建筑工地、门窗厂、餐馆都干过。在日本打工时间很正规，时间一到就下班。在美国华人手下打工会被欺负，工时超长，受剥削太厉害了。

我在日本时候学过串烧，还在日记本里夹着个串烧菜单带回国。到美国后我去日本串烧店应聘，店长发现我是专业的，立刻就把原先聘请的日本师傅解雇了，还答应一周给我800美元。

我还没拿到身份，不能打工，我就说先白干吧。朋友家人都很反对，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钱，只想训练自己适应美国。

店长很满意，而且很讲信用。等我绿卡下来能拿工资后，他就每个月多给我补一点钱，把之前没给的都补给我了。

日本串烧店经营不善倒闭了。我一个月拿1600美元的失业金，可以拿一年。这期间我每天去图书馆学英文，寻找就业信息，看到了一家曼哈顿宾馆的招聘。去应聘那天下着大雪，2000多号人应聘，我第一个到，就搭把手帮忙布置，顺利被录用了。

在日本打工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帮助，2012年底，领导把我推选为纽约市宾馆业协会优秀员工，而且全宾馆就推荐我一个。美国人很重视荣誉，获奖后，我一直在这个宾馆工作，现在已经是三朝元老了。

这是我在美国学习英文。美国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包容开放的。

在后厨工作，美国人叫我拿东西，发现我没听懂，美国人就笑一笑自己去拿了。我在日本时每天都心惊胆战的，害怕被发现非法居留后遣返。而在美国，走在我住的法拉盛大街上，估计一半人都是黑户口，但是没人会管你。有一句笑谈是“留美爱美，留日反日”。

我喜爱写作，从日本到美国，笔耕不辍，经常在华人报纸上发表文章。纽约卧虎藏龙，有很多华人诗人、作家聚集在这里，我时常参加他们的讲座和活动。而且我舍不得放弃每天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至今我还是一个人住在纽约。

妻子在外州帮女儿带孩子。到了假期，我们就一家人去旅游。

这是我们一家出游的合影。

回顾之前的经历，有人说我和妻子为孩子牺牲太多。其实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牺牲了很多。女儿一边备战高考、一边要学托福、申请学校，是相当辛苦的。妻子一个人在上海，既要照顾女儿，又要照料老人。有的人在外面挣了钱，小孩却不用功读书，或者老婆把钱都投入股市输光，或者自己有了钱后就花天酒地，挣了钱也都是打水漂。

实际上，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人开小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