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后各个部门是如何运转的？

@孙志超sisko

我们都知道封城的时候绝大多数部门都停止运转，以武汉为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部停转，然后再根据需求逐步开启，有点摸石头过河的意思。后来的其他国家有充裕时间制定计划，就更为明确细致，比如纽约、旧金山或伦敦，都列出一批人可以照常工作，甚至必须照常工作——他们是从事“必要业务”（essential business）的人。

例如旧金山定义以下为必要业务：

医疗院所
超市、杂货店、菜市场
农田、畜牧、养殖与捕鱼业等
报纸、电视、广播
加油站
水电部门
消毒、除虫人员
邮差与快递服务
洗衣店
餐厅（限外卖）
学校（须遵守社交距离）
飞机、出租车、叫车平台、电滑板与自行车共享平台等（仅供上述必要业务使用）
居家照护者

而剩下的人所从事的，自然就是“非必要”工作（non-essential business）。大部分人会赫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工作是非必要的……

同时你可能也注意到，上述工作都是一般人觉得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将来从事的工作。医师跟机长是少数例外。

这就回到我去年谈到过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从事“非必要”的工作，“必要”的工作却报酬很低？

再重复解释一遍。这是因为市场认定这些工作的价格很低。那篇文章里我把工作分类为两种：提供商品与提供服务。提供服务者就是上述的“必要”工作者。他们真正提供让人更健康、安全、舒适的服务。但他们的工作没有“杠杆”，每一段时间只能服务一些人。因此他们的报酬也有限。

另一批人是提供商品者。而商品就有杠杆——可以不断复制，服务更多的人。因此他们获得更大的回报。还有许多人的工作更抽象，他们服务的是市场本身。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市场更有效率，例如律师、金融人员，甚至是一般管理人员。这些人也有杠杆；他们可以从市场效率的提升获得更高报酬。

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 David Graeber 称那些没有直接为人们提供价值的工作为“假工作”（bullshit job）。他指出一个吊诡的情况：经济学家凯恩斯在 1930 年就预测随着生产力持续提升，20 世纪末的美国与英国人，将可以一周只工作 15 小时。但为何我们今天还是整天加班？

答案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偏差。Graeber 指出市场经济的确促进科技发展、生产力上升，让数十亿人脱贫。今天全球的生产力足以让所有人都有基本的健康与享受。然而“市场至上”主义导致人们只追求市场能反映的东西：价格。例如企业不断追求利润，将提供“必要”工作的人贬抑为只是可替换的零件成本。企业鼓励消费主义，不断刺激人们买新的东西。于是人们必须加班赚钱，或是为了赚钱而做无法带来满足感的“假工作”。

以上这是是上次我谈过的，而这次疫情凸显了市场的另一种偏差，就是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韧性（resiliency）。韧性是指面对冲击的准备。例如许多急待解困的企业，如航空公司、电影院业者，为何不在赚钱时多存点钱，未雨绸缪？口罩公司为何不多存一点口罩？银行多留一点存款（不要放贷）？

市场不允许。竞争导致企业必须追求投资报酬率，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营收。就算赚钱了，首要之务也不是存钱，而是发股息、回购股票，或是再投资。这些作法会降低股本，提高每股利润。此外，企业盛行举债募资，因为债也不会稀释股本。就算企业原本想存钱，也会被竞争者逼的扩大支出。

股息流回股东身上，也就是一般家庭，仍然会被卷入市场的漩涡中。家庭也不断努力提高“效率”，追求更好的消费。家庭也不存钱，而是投资在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学区，购买更多享受，甚至背负许多房贷。就算某个家庭想存钱，其他人的消费也会垫高所有人的成本。

落在个人层面，则是加班，不断寻找更高的薪水，然后买上述的产品与服务。一切是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得到更多享受。

市场用价格驱动供需，但价格很难反映提供服务的人的社会价值，也不鼓励囤积韧性。企业没有现金，却有贷款，遇到疫情冲击就得裁员。家庭没有储蓄，只有房贷，失去收入时就濒临破产。个人没有累积健康、个人满足感，以及与他人的情感连结，在失去工作时就顿失生活重心。

这场疫情突然停止市场的运转。经济中缺乏韧性的部位一一现身，逐渐停摆。同时，人们发现没有市场的指挥，不知自己为何而战。许多人只想赶快恢复“正常”状态。

人类大病之后要恢复，当然很艰难。通常病好之后，人生观也会变得不太一样。经济也是如此。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战时状态”，需要“战时动员”。这不太对。战争时的经济措施是政府开出大量需求，全力提高生产力，促进大量经济活动，才能制造大量的物资与武器。以人体比喻，这像是打一针肾上腺素，让人出拳能虎虎生风。

但对付疫情则相反。此时需要的是降低经济活动、减少社会动员，也不要增加生产，因为生产了也没人买。这比较像是把病人放入冷冻修眠状态。

当然也不能休眠到停止呼吸，还是必须维系基本系统运转。血液还是必须在流。因此政府也在制定一系列措施，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

抗疫：整备医院、征用医疗物资、补偿居家检疫、购买检验试剂等
延后成本：低息贷款、缓缴贷款、延后收税、降低费用等
替代需求：内需型企业的补贴、薪资补贴、技术研发补助、弱势家庭生活补助等

简而言之，除了抗疫之外，政府希望减低企业与家庭的成本，或是至少延后支付成本的时间。同时政府也代付一部分企业损失的收入，以及个人损失的薪水。

在理想状态下，以上是短期措施。希望几个月之后一切能恢复正常。但长期来看，显示了当市场失灵时，需要政府挺身而出，救济市场的不足。因为政府与市场是根据不同的逻辑运作。

市场平常运作顺畅。“看不见的手”让供过于求的东西减少生产，供不应求的东西增加生产。越有效率、能要到更高价格的企业或个人是市场的赢家。

然而如上所述，在市场无法反映的部分，例如人性的尊严，或是整个系统的韧性，就需要政府来救济不足。因为政府不是市场逻辑，追求的不是效率，工具也不是价格。政府的职责是提供人民的福祉与健康。因此当口罩、酒精缺货时，由政府接手市场，直接生产，不计价格，然后组建检验试剂国家队、集中建设医院等。未来随着更多振兴措施的实施，政府会深入参与到各经济层面。

这一次各国抗疫的成效，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政府接手市场的速度。如美国、英国等高度尊崇市场经济，排斥政府干预的国家，政府接手的速度就慢的多。美国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推动防疫，由政府给企业钱，或是呼吁企业挺身而出。但这跟亚洲“家长型”政府相比，就显得缓不济急。（虽然美国市场的能量一旦发动，会非常可观）

事实上政府原本就提供水电煤气、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此次疫情只是再次说明政府干预的价值。未来政府也会提供宽带网络、电脑，甚至是就业与“国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国民基本收入是美国近年常提的概念，其逻辑是：政府发钱给人民，是因为政府的职责是让人民健康地生活。不是因为人民创造了某种“价值”，具有某种“价格”。这跟美国独尊市场，“不工作就等着饿死”的价值观非常不同。

未来政府与市场会持续分工，同时合作。两者的分工呈光谱分布。一边的极端是美国：尽量由市场决定一切，政府服务市场的主角（企业）。另一边的极端是中国：政府引领一切，市场填补政府不在乎的领域。

关键在于两者如何搭配，适时地调整位置。而科技会决定调适的速度与精准度。

今日世界远比 1918 年更能调适。麻省理工学院与两位美联储董事最近共同提出研究报告，指出在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期间，美国尚没有联邦层级的防疫组织。各地城市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面对。有些城市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有些城市则为了保护经济，只有宽松的管制。研究指出，严格干预的地区不但致死率较低，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得也更快。

今天疫情散播得比 1918 年更快，但我们应对的手段也更多。至少我们已经证明了政府可以快速有效的接手市场，调度资源。科技将会更强化社会的反应。

例如，科技可以追踪人类的移动，也可以监视人的身体状况。物资的流动可能会登录区块链，不会有“口罩跑去哪”的疑惑。金融系统可以让资金转移更快、更精细地分布，例如直接汇到人民的帐户，或是限定只能用于特定花费类别。学生上课的进度、家庭观赏娱乐节目的时间也都更容易管理。医院、民间组织等也更容易发起、协作、回应政府以及求援。

当然以上有隐私与政府扩权的疑虑——科技永远都是双面刃。如何遏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以及保护人民自由，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至少从防范、抗疫与复苏经济的角度，未来任何国家碰到类似的疫情，只会比现在更轻松。

康复之后，我们也不该忘记疫情凸显的问题：市场的偏差贬低了人的价值；让企业趋于脆弱，让个人趋于贫脊。复原的人不该急着回到让他生病的生活方式，而是想想真正必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