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小满
监制丨阑夕
余欢水终于决定自杀。
他拿出了一根绳子,准备彻底告别这可悲的生活。正当他要踢凳上吊时,楼上轰鸣的装修声打断了这一切。比可悲更可悲的事情是,他连选择去死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人生可悲到极点的余欢水,就突然显得不是那么可悲了,甚至有点可笑。
陈佩斯曾说:“一切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笑是果,悲是因。演员是以对自我的折磨来换取他人的喜悦,以自我的低姿态引起对方的优越感。”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余欢水,让无数观众觉得既好笑又亲切。
好笑,是因为这是对自我生存环境的折射与解嘲。
亲切,是因为这是对人生真实故事的重现和演绎。
婚姻失败、邻居凶恶、朋友欺诈、老板无良、同事势力、亲人剥削……余欢水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情无义、没钱没爱的世界中晃荡着。
这样“丧到爆”故事,突然引发了地震级的情感共鸣。
意外吗?
不。
全球疫情肆虐,经济备受冲击。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机会小了,门槛高了,压力大了,挣钱少了。
走上街头,随便抓一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问问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们都叫“余欢水“。
余欢水的故事让我们认清了一个道理:社畜也分阶级。
弘强电缆的每一位销售员工,都被是被经理无限压榨的社畜。但很明显,余欢水是这群社畜中地位最低的一位:上班老迟到,业绩不达标,被领导捉弄,罚拖地洗厕所。不仅工作劳累辛苦,就连人格都被践踏。
但是余欢水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吴安同,职场生存状况就远远优于余欢水。虽然同为社畜,但是由于业绩突出,颇受领导器重,在同事之间颇具声望。吴安同还能动不动号召全同事一起羞辱余欢水,并以此为乐。
余欢水的好友吕夫蒙,则是另一种维度中的社畜。
吕夫蒙开名车,住豪宅,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但在各位金主爸爸面前,余欢水擤一擤鼻涕,就让他狼狈落魄的窘态尽显。
虽然吕夫蒙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外化型社畜,但在生活这座大山面前,他依然是一个穿着透明枷锁的悲情者,简称“隐形社畜”。
从2018年的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开始,由于剧中新垣野结衣扮演的女主角自嘲为是“社畜”,这个词就迅速被广大劳动人民认领贴标。
社畜一次,最早出现在二次元漫画中,是日语会社+牲畜的合并简称,可以简单理解为:会社圈养的畜生。在西方英语国家中,其实也有类似的说法,称之为“wage slave”(薪资奴隶)。
上班不敢请假、早会狂喊口号、上厕所限制时间、晚上义务加班……这些都是社畜必备的自我修养。当然还有更惨的,一不留神,老板还会告诉你“996是一种福分”。
在社畜的阶级鄙视链中,余欢水无疑是最底层的三级社畜:无权利,无自由,无人格。
吴安同则比与余欢水稍好一些,二级社畜:无权利,无自由,有人格。
吕夫蒙更高阶一些,则是一级社畜:伪权利,伪自由,伪人格。
在这个社畜谱系中,几乎将形形色色的社畜都囊括在内。社畜之间的游戏规则是,一级和二级社畜可以随意欺负三级社畜。但只要是社畜,就会有破绽和痛点,三级社畜依然可以趁机反杀。
比如,吴安同的弱点是对权力的忌惮,余欢水升任经理后,就彻底逆转了局势。吕夫蒙的弱点是对体面的看重,余欢水撒泼大闹画展,就撕扯掉了他虚伪的面具。
作为一部当代中国社畜的悲惨实录,倒让我联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
这时期的日本经济腾飞,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但却背负着繁重的工作和巨额的债务。在土地和房地产所导致的泡沫经济里,日本社会开始推崇加班文化和牺牲精神,消费主义也被大肆鼓吹,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
在光鲜的经济数据背后,是无数社畜牺牲的时间和透支的健康。在一切人皆癫狂的商业社会中,人人都被卷入到了世俗规则的洪流之中,越是挣扎,就会陷得越深。
从这个维度来说,全世界社畜的阶级鸿沟被近似抹消,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压榨。
就在前些天,我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
很悲哀,没有人能阻挡社畜对工作的热情和向往。
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停下,而是不敢停下。
到底是什么,让余欢水变成了最底层的社畜呢?
中年危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现代社会中的中年危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自身层面,另一个是外部环境。
人到中年,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记忆力也随之减退。年轻时锐意进取的想法和创意,被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所抹消,在循规蹈矩的日子里,对职业的倦怠和对人生的渺茫感尤为显现。
被妻子呵斥、被邻居起伏、被好友戏耍、被同事捉弄,余欢水终日碌碌,从未想过改变或反抗,疲倦感充盈进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余欢水正处在人生中的复杂角色时期,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个父亲的孩子。孩子张口吃饭,父亲张嘴要钱,房子要还房贷,妻子要买汽车。生活的压力都一股脑的涌上了这个可怜中年男人的身上。
巨大的经济支出,让他的神经不敢有半份松懈,然而疲倦的灵魂,却在告诉他早已失去了翻盘的希望。压垮余欢水最后一道内心防线的,是一份罹患癌症的诊断证明。
在死亡面前,仿佛自己生前所在乎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轻飘飘。
人生跌落到冰点,余欢水的生活触底反弹,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从屌丝直接逆袭成为公司经理、城市红人。
我们都知道,故事都是编的,只有那些“丧”才是真的。
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不仅让许多人的中年危机大幅提前,就连化解危机的希望也正在变得渺茫。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6.1岁,这比1960年的43.35岁足足延长了30多年。
年龄长了,事儿也多了。
中年人最常见的四座大山:房贷、车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
车贷需要五年内付清,房贷需要三十年内还清。养育孩子成人,从呱呱坠地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如果遇上史上最难就业季,孩子找不到工作回家啃老也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赡养老人需要付出的精力也就更多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一对中年夫妻赡养四个老人也很正常,而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中年人面对选择和压力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互联网时代,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的声浪所淹没,经验主义被实用主义的教条所掀翻。中年人不仅要承担巨大的压力,被淘汰和取代的危机也逐渐显现。
在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下,中年不一定中产,中产也不一定中年。
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标准,年龄45岁至59岁的人被视为中年人。但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下,当一个人超过35岁,甚至30岁,都会被社会广泛地认定为进入了中年期。
许多公司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倾向于使用新员工替代老员工,因为老员工有着更迫切的涨薪期望,而年轻人的活跃思维更能适应当下的社会节奏。
信息时代让“文化反哺”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很多时代的新潮流,新玩法和新理念,年轻人的接受度高、适应能力快,他们还要会有去教中老年人新的东西。同时,新兴职业的不断涌现,让可替代性强的职业逐渐被淘汰,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便利店等等。
网络化社会呈现出极强的扁平化特征,消解权威、去中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主流精英文化对年轻群体的互联网文化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主流文化甚至要主动向年轻的流行文化靠拢,这样才能赢得更广泛的市场和认同。
对这场属于中年人的战争来说,适应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虽然残酷,但这就是人生。
当下的疫情就像是一把利剑,刺破了现代社会的欲望与泡沫。
当初大肆鼓吹的报复性消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经济产业停摆,每个人手上的钱都少了,拿什么来消费?
商家报复性涨价,人们报复性存钱,倒会是真的。
在这个反潮流的特殊时期,应酬少了,加班少了,工资少了,就连欲望都变少了。整个社会被迫朝着一个反消费主义的理性方向奔去,我们不再透支信用卡,也不再透支健康,但这样的生活却让很多人深感不适应。
就算文艺青年总在不断怀念逝去的年代,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成了这个新新时代的共建者、参与者和享受者,没有谁可以轻易抽身离开。
就像这部打打闹闹的《我是余欢水》,不仅让人们看清了很多现实,同时也会让人看清自我。明天太阳升起时,我们还是要继续投身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我是余欢水》触碰到了一部分骨感的现实,也演绎了一段人生逆袭的故事。
现实很真,故事很假。
在每个人前行的路上,要记得仰望星空,拥抱火热的希望。但千万也别忘了脚踏实地,接受骨感的现实。
我是余欢水,被生活不断打倒的我,很丧。
我是余欢水,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我,很骄傲。
来源:阑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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