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5年演员，我的片酬是每秒0.00462元

我毕业于北京城市学院表演系，是整个家族唯一的大学生。东北老家的叔叔得知校名后，问我：“城市学院？毕业以后是不是能当城管？”

毕业五年，33个同班同学，如今仍坚持做演员的，算上我只剩下两人。

这一路跌跌撞撞，跑过龙套、演过话剧、拍过电影，青黄不接时也在戏剧公司打过杂。

2020年，影视寒冬撞上疫情，我仍在为下季度的房租发愁。

初入江湖

大三那年，我22岁，怀着一腔热血，急匆匆地与同学们一起扎进实习大军。作为没经验，没人脉，没背景的三无产品，我们只能拿着简历去各个剧组的筹备地点推销自己。

跑组是每个演员的必经之路，在遭受了无数次冷眼和无视后，我终于进了人生第一个剧组《花千骨》，做跟组演员。

2800元，是中间人和副导演两次抽成后到手的月薪，而且要先交2000块钱保证金，才能签合同。我那时以为跟组演员也是演员，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进组前夜，兴奋得一整晚没睡着。

《花千骨》第一个选景拍摄地在广西崇左，一个大街小巷都充斥着螺丝粉味儿的边境小城。

早上6点出工，副导演催促我们排队领戏服。一套戏服有二三十斤重，还要带一个十斤左右的面具头盔，戏服散发着浓重的狐臭和汗臭，像是从没清洗过。

地上有一堆码成小山状的鞋子给我们自己挑选，那味道就更别提了。这时我这才明白，原来跟组演员的意思就是跟组群众演员，而群众演员的主要任务是扮演死尸和呐喊奔跑的士兵。

我知道自己被骗之后想要反悔，可合同已签，如果违约，2000块保证金不退，往返路费自理。还是学生的我实在舍不得那些钱，只能咬牙自认倒霉。

在广西三伏天四十度高温下，除了吃午饭的半小时，其它时间是不允许脱下戏服的。因为重新穿一遍会耗费大量时间，拍摄现场不可能等着群众演员慢慢穿衣服。

此后的四个月里，我们要么演魔兵去打仙界，要么演蓬莱派去围攻昆仑山。几乎每个人都捂出了一身痱子，中暑晕倒也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我演一个魔兵在树林里追人，不小心树枝绊倒，滚出去十几米，膝盖磕破，血流不止。

受伤让我享受了一次进演员休息棚的机会，里面有风扇呜呜地吹着，凉爽惬意。饰演白子画的霍建华看我没有凳子，还把自己的让出来给我坐。因祸得福，那也是我第一次享受演员的待遇。

坐在这些主演堆里，我浑身都不自在，不敢抬头乱瞅。场务过来给我处理伤口，没有包扎工具，用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白酒给我消了消毒。我强忍着疼痛不想叫出来，却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阵怪异声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迎来转机

毕业之后，我和头对头睡了四年的兄弟，在北京垡头合租了一个单间。房间里啥都没有，连两张床都是借了五百块钱去二手市场淘回来的。

头两年我根本接不到戏，只能演一些儿童剧，经常入不敷出。后来去戏剧公司打了三个月杂，在公司负责舞台监督、写剧本、演戏、导戏、搬道具、布景，反正什么都干，每月4000块。

再后来我又去演了一年沉浸式戏剧。摸爬滚打不断试错，虽然辛苦，却也充实满足。

有次我去探发小的班，他当时在喜剧演员王宁老师的团队做助演，那天正好缺一个饰演“张震岳”的角色，王宁老师问了问我的情况，决定让我试试。

就这样，我进入团队，并签了公司，成了一名签约演员。这期间我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合作了很多一线明星，口碑最好的节目是《喜剧总动员》。在第二季王宁团队与黄圣依合作的《爱情保险》里，我饰演一个自带喜感并且呆萌的二货丘比特。

录了两期节目后，我逐渐找到感觉，宁哥也放心把更重要的角色安排给我。经纪人对我说，张成龙你知道吗？演喜剧对于你来说，是条捷径。

那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要站起来了。

小品《霹雳公主》开始录制。

主持人报幕，三遍钟声，大幕拉开。

台下五百观众掌声雷动！

我上前一步走到排练好的指定位置。

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我忘词了！

我站在舞台上，心脏疯狂跳动，两耳嗡嗡作响，双腿失去知觉，灯光照得我双眼发昏，整个世界陷入一片寂静。

我不该忘的啊！短短几句台词我至少在心里默念过几千遍，对着墙壁喊过几百遍，上台前明明在心里又默念了一遍。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台下就坐着沈腾、宋小宝、贾玲等国内一线喜剧明星。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演艺生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亲爱的国王陛下，我觉的和亲这个事不靠谱。”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的对手洪剑涛老师泰然自若，轻松接词儿。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包括临上场前广告商老村长酒临时要我记住的广告词。

到我了，到我说词儿了，一定不能错！

“那这样，看在你是个小女子，我喝一杯，你喝两杯……”我竟然又说错词儿了，在停顿了零点五秒之后，“我再喝五杯！不算欺负你吧！”

靠着多年的舞台经验，和临场应变能力，我还是应付过去了。可包袱没响，观众不笑，对于喜剧演员来说，站在台上就像站在火炉上炙烤。

下台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团队所有人都安慰我，说没事，挺好的。

对于演技，我从来心高气傲。科班四年打磨，大小商业舞台剧演了上百场，没出过一次舞台事故，从来都是我替别人兜着，但这件事情之后，我多年建立的自信心瞬间崩塌。

后来我跟着宁哥上了《欢乐喜剧人》第五季，却一直找不到状态。

通过公司的资源，我也和发小一起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喜剧综艺节目《越战越勇》，但表现不佳，PK时被一个五岁的孩子淘汰。

站在台上，潘长江和巩汉林老师生气地说，你们根本不算喜剧演员，甚至连演员都不是。

那一刻，我想，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做演员吧。

掉入低谷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戏拍，没有事做，也没有收入。

作为一个不红的演员，永远都是被挑选的商品，最需要学会的就是“等待”。

忙起来，人是累不死的，闲起来，却真的想死。那段时间，我感觉我可能要坚持不下去了，只能不断鼓励自己，没争取到角色不是你不够好，是你不适合，没关系，下次继续努力！

每次我崩溃的时候都会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那一年大概看了三十多遍。

后来，有次我去面试一个院线电影，主演是吴镇宇。导演觉得我形象演技都还不错，把我简历上的照片剪了下来贴在角色名字下面。唯一的问题是我不会弹贝斯，导演说，你买把贝斯回去练吧，回头看你弹得怎么样，咱们再聊。

买一把最便宜的贝斯需要500块，而我已经很久没收入了。在确定借不到后，我犹豫了一番，最后给一个关系很好的编剧馨月姐打了电话，请教之后，咬咬牙买了一把贝斯。

我废寝忘食地练了一个月，可最后却没用我。听说制片人用了自己人。

再后来，好不容易面试上一个青春题材的电影，我演男二号，也可能是男三号。不过，在影视寒冬的大背景下，因为资金问题，戏拍到一半就黄了。

离组前的那天晚上，演员们抱头痛哭，从不喝酒的我也醉到胡言乱语。

前年在经历了四次面试之后，我终于在尚敬导演的《欢乐英雄》里演了一个男56号。角色再小，也是角色，我终于拥有了只属于我自己并且不再发臭的古装戏服。但尊严，仍然要被人按在地上摩擦。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影棚里等待工作人员换场，场务兄弟拿来板凳让我坐下休息。

旁边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位明星演员热情攀谈，满脸的极尽谄媚。看到场务给我递板凳，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变脸，大声呵斥：“他妈的！什么人都能给板凳坐吗？操，板凳收起来，在我眼前立马消失滚蛋！”

我之前我从未得罪过他，在现场也从未犯过任何错误，每次碰面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场务也是受欺负的工种，只好默默拿走板凳。我虽然愤怒，却不敢得罪他，只能尴尬地呆站在原地。我知道，即便这样的小角色，仍然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期盼着。

这部戏，拍摄周期为六个月，税后片酬3万，还要与经济公司平分，到手1万5千元，还不够交房租的。

我曾经仔细算过，这部戏里某一线艺人每秒钟的片酬是八块二，而我每秒钟0.00462963元，他的片酬是我的1782倍。更不用提他们每日稳定的八小时工作时间，还有配套的房车和五星级酒店。

接下来我又空档了很长一段时间。没钱，吃不上饭并不可怕，最难熬的是没戏拍，早上一睁眼却不知道这一天要做什么。渐渐的，我越来越不爱说话，不爱社交，甚至不发朋友圈。

最后，我和经纪公司解约了。

演员，能混出头的寥寥无几，很多人只看到了金字塔顶端。像黄渤说的那样：红了之后，你遇到的都是好人。

现实是，大部分演员都像我一样，怀着梦想，但未来遥遥无期。

去年一整年我都没有接到戏。好在积累了一点喜剧经验，赶上建国70周年，很多地方的文艺汇演需要小品，我靠着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勉强度日，并等待机会。可最后，却等来了新冠状病毒。

上个月，相处了三年的女朋友决定离开北京，我没有挽留她。

十四天的隔离期早已经过了，可我还待在出租屋里继续“隔离”着。

来源：不可思议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