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问：留在一线，还是回老家？

文/钟黛

来源/DT财经

有个很老的梗：每到春节，北上广的Mary、Vivian和David，就变成了老家的翠花、大妮和二狗子。

大城市不仅仅让慕名而来的人们拥有了半洋半土的英文名，还给了他们更丰富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水和更新潮的消费体验。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京沪闪烁着机遇与财富的绿光，吸引着大把的外来人口摇橹而上：上海的常住人口由1474万增长为2303万、增长了829万，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了705万，这种人口虹吸力，就连同为一线的广深也望尘莫及。

“两超格局”在2015年前后出现转变，头部省会开始展现出对人才的吸引力。杭州、长沙、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在最近几年迎来人口快速增长。

（图片来源：泽平宏观）

人口流动的浪潮换了方向，似乎昭示着“一线独大”的格局被打破，强省会正在崛起。格子间里的Mary、Vivian和David们回头再看，老家的省会也有了好看的天际线、前沿的工作机会、热闹的大商场，以及（可能）更低的置业成本。

本文将从工作机会、产业发展以及房价收入比三个维度，探讨哪些省会（含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后同）值得定居。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提及的数据皆来自2019年中国青年理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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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省会工作多、薪资高？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劝你回家相亲结婚。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谈谈，爸爸劝你去省城考公务员。

在戏谑和段子里，一线和老家的生活是森林里的两条岔路：一线城市的你大浪淘金，燃烧生命亮成国贸三期、国金中心格子间里的一盏深夜灯火；回家的你是现世安稳的公务员，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稳生活。

但事实上，如今回家的选择并不只有公务员。不少省会基于自身优势产业，加速产业升级，也能提供高薪、前沿的工作选择。

有野心的城市，不会埋没个体的价值。

在32个城市样本（一线城市及其他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中，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长沙、济南脱颖而出，处于工作机会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双高”区间。

其中，杭州和南京在收入水平指数上堪比一线城市。据智联招聘，2018年杭州的平均招聘月薪为9064.78元，广州为8370.06元，南京为8246.41元。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杭州、南京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省会迅速崛起，居民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尤其是杭州，在近年来信息经济的带动下，当地的招聘薪酬又更进一头。

成都和武汉则在就业丰富度上表现突出。头顶“国家中心城市”的光环，两城的产业与就业底子厚实，近些年又在新经济上大迈步。小米、360、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小红书等20余家互联网公司第二总部落户武汉光谷。成都的天府软件园也正在吸引腾讯、中兴等一线互联网公司落户。

在强二线省会之后，部分省会城市在竞争中显得有些“偏科”。

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西安、天津、重庆的就业丰富度指数都不低，但在就业结构上仍需找到突破点，提升当地的收入水平。

长春、太原、哈尔滨、沈阳、兰州、乌鲁木齐、海口、贵阳、南宁、银川则躺在工作机会少、收入水平低的“双低”区间里。

东北城市沈阳、哈尔滨和长春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户人家”，如今面临着工业和煤矿业疲软、重工业独大、城市资源枯竭、就业与收入水平缺乏竞争力等问题。

竞争当中，城市总是努力地成为“人才心目中的样子”。但理想与现实总有差异，人才收入高低的背后还是城市硬实力的强弱。

接下来，我们以产业发展情况为锚，对比各城市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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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们的产业发展如何？

就业机会丰富的城市，大多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做支撑。

从产业发展来看，一线城市强者恒强，无论是中国500强数量、独角兽数量、新经济上市公司还是创业能级（各轮次创业公司的数量加权相加所得），都全面领先于绝大多数对手。省会中仅有杭州异军突起，拥有媲美一线的实力，甚至已超广州。

关于这座快速崛起的准一线城市，外地人的印象或许是“互联网之城”“电商之都”。以阿里西溪园区为圆心，菜鸟网络、阿里云等一众阿里系公司扎根余杭区西部。电商催化了红人经济、网红带货等概念，大大小小的MCN也在杭州萌发，“网红第一股”如涵就孕育于九堡网红集中区。

（图片说明：杭州的七大创业集中带；图片来源：元璟资本）

互联网托起了杭州的新经济和创业势能，与此同时，杭州的传统产业基础也不差。杭州有25家中国500强，比老牌一线城市广州还要多6家，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蓬勃的产业发展实打实地反映在了人才吸引力上。2018年，所有省会的一流大学中，浙大毕业生的本省就业率最高（59.7%）。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杭州的明星公司，既有网易、阿里等互联网大厂，也有曾经的独角兽、如今的“安防第一股”海康威视。

除杭州外，产业发展指数靠前的省会还有成都、南京、武汉、长沙、重庆。

成都和南京各有9家、7家500强撑门面的同时，也在积极拥抱“新经济”。南京已跑出21家新经济上市公司，成都也有20家，武汉17家。从创业能级来看，成都和南京也是除北上深杭广之外最高的。

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是国内软件产业资源汇聚的高地，与之比邻的天府三街、四街、五街上分布着百余家创新企业，领域涵盖5G与人工智能、数字文创与网络视听、大数据与网络安全三大新经济产业。

西部双子星的另一颗，重庆，在产业发展上则较为“偏科”。重庆的中国500强数量足以令一众省会艳羡，而其新经济与创业能级却较为弱势——独角兽数量为0，新经济与创业公司的数量都较少。

这也暴露了城市发展时的一大缺陷——继续扩大传统优势相对容易，想要弥补新经济产业的短板却很难。但这不仅很难吸引人才回流，更现实的一点还在于无法留住毕业生。

以重庆大学为例，2018届毕业生的本市就业率仅有32.65%，大批人才流向华为、上汽等科技和新工业企业。这座城市的人才基本盘仍然经受着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强力挑战。

所以在省会迎头赶上的故事里，总会出现“经济转型”“重塑产业”等概念。因为新经济上市公司是地区前沿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发动机，能够加速带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人才集聚、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形成优质的城市创新生态环境。

从新经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省会城市当中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长沙、福州、天津和郑州成为领先集团。

从新经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各个省会也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杭州的新经济上市公司较为全面，38家企业分布于9个不同行业，硬件（8家）和电子商务（7家）作为“传统艺能”仍然强势。

南京的新经济IPO与实体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得益于传统支柱产业电子、石化、钢铁、汽车、电力基础，以及当地提升“智造”能力、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政策红利，南京的新经济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新工业、汽车交通以及硬件等行业。

与南京类似的还有成都、天津、武汉等城市。

但城市的繁华并非个人生存环境的优渥，当人才因行业来到一座城市的同时，也可能迫于生活压力再一次选择离开。

所以我们还需要从城市上空回到地面，以更实用的角度观察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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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回到老家

你也不一定买得起房

大城市青年无疑是站在薪资鄙视链顶端的。然而高薪之下，一线青年活得并不比老家的朋友轻松。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一线青年并没有多少钱可以落袋为安。

在一线城市，每个月拿出30%左右的薪水来付房租是常态——北京的平均招聘月薪为10879元，平均单室月租金为3716元，房租收入比（房租/月薪）高达34%。深圳和广州也分别达到29%和26%。

但这种“为房东打工”的惨状，在部分省会城市中也比较常见。杭州平均单室月租金为2158元，房租收入比为24%，仅次于一线城市。南京和福州的打工仔们，也得把每月薪水的1/5交给房东。

除此之外，房租收入比较高的城市还有天津（19%）、海口（19%）、郑州（18%）、武汉（18%）。

招聘薪资最低的哈尔滨、沈阳，房租收入比其实并不低，为21%、19%。

就算在职场升级打怪好几年、工资随着职级水涨船高，由小M晋升为全公司最年轻的主管Mandy姐，从感受福报的底层程序猿升级成带队攻坚的总监，不再因房租节衣缩食的senior社畜们也难免因为高企的房价无法上车。

杭州（房价3.2万元/平米）、南京（3.1万）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价处于双高水平，与一线城市相若。同样处在收入和房价“双高”区间的城市还有福州（2.8万）、天津（2.6万）、武汉（2万）、济南（1.9万）、成都（1.5万）、西安（1.5万）。

其中福州、天津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8%、64%，超过了杭州、南京（两城的房价收入比皆为57%），是非一线省会中房价最难以负担的城市。

高收入、低房价的城市有长沙、呼和浩特、沈阳和昆明。长沙二手房成交均价为11471元/平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6948元/年，房价收入比为24%，相当于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够买四平米的房子。

综合来看，DT君粗浅地替大家“逃离北上广深”的计划算了一笔务实的帐：

杭州和南京的居民收入水平傲视群雄，但房租、房价高企，跟广州差不多；

武汉和成都，城市定位高，产业加速升级，就业机会丰富，也有冲刺一线城市的实力，其中成都的房价比武汉更为友好；

沿海的福州和北方第二城天津，虽说收入和就业仍处于中上游水平，但两城的房价收入比仅次于深、北、上，比广州、杭州、南京都要高，返乡置业的话还得再掂量掂量；

长沙作为中部城市，既没有沿海的地理优势，也不是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城市。看似佛系，但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就业机会丰富度都处于全国上游水平，房价处于全国洼地，适合“小富即安”的生活；

东北三城的就业丰富度和收入水平低，房租高，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不太友好，但房价便宜，置业压力较小。

最后，祝愿大家无论在哪都有好前途。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