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酒毁掉的穷人家

故事时间：1995-2020年
故事地点：安徽

八月的夏天，太阳烤得人皮肤发焦，父亲披着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那天，还未吃午饭，他喝了不少酒，摇晃地走向厕所。厕所被一堵墙隔开，闲置着一个质地坚硬的长方体牛槽。

父亲半天没出来，略感不安的我过去一看，他已摔倒在地，右眼磕在牛槽的一角，眼角鲜血直流。

我吓得大哭，边哭边扶他去村上的诊所处理伤口。村医说伤口严重，建议去镇上的医院。父亲爱面子，他稍稍清醒了些，觉得丢人，不肯再去其他医院，只让医生开了点药。

这一摔，是父亲变化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家噩梦的开端。

父亲摔伤的第二天，眼皮浮肿，睁眼都困难，我提出带他去镇医院，他不肯。没过几天，同样的地方，他再度摔倒，陷入昏迷。我跑到亲戚家喊人，大人们打了120，将父亲送到镇医院。我被留在家里照顾弟弟。

这是2009年8月，我14岁，即将去十多公里外的镇上念初三。这场意外发生之前，我整日沉浸在兴奋中，想着马上就能逃离这个家。

自我记事起，父亲几乎日日酒气熏天，听村里人说，爷爷也是个酒鬼，酒的基因似乎流淌在父亲的血液中。我小学二年级那年，母亲去温州打工，每年只有过年的半个多月回家。父亲留在家里，名义上是他照看我和弟弟，实际上是我们照看时常发酒疯的他。

那个暑假，父亲依旧每日醉酒，起初，他喝完酒只是大吵大闹，后来喝醉后，会坐在饭桌前与空气对话，“对话”的对象从村民、在外地打工的舅舅，后来变成去世的爷爷奶奶。

每次我和母亲通电话，不敢告诉她父亲喝酒后的状态日益严重，怕她生气，又担心她责怪我没看管好父亲。

那天，父亲被救护车送到镇医院，又被转送到县公安医院——这所医院专门治疗精神疾病，县医院的医生看病情太重不敢接收，父亲又被转送到市里某院的精神科。

父亲在医院的情形是亲戚转述给我的。他醒来后，周围的亲人一个也不认得。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见谁都打，包括同一病房的小孩。他在医院乱走乱撞，亲戚夜里看护，没留意，他从2楼坠落，全身多处骨折，不得不转到市医院。

也是在那里，父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确诊精神疾病，同时伴有严重摔伤，治疗极其艰难。

得知消息后，我脑海里生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为什么没摔死。

接着，我一遍遍拨打母亲的电话，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不可抑制地想起母亲在家时重复的话：她不想要这个家了。天下起雨，我在从家到村口的路上徘徊，却一直没等到母亲回来。

母亲是第二天回的家，到了家，她匆匆取出多年打工积攒下的几万块，赶往父亲所在的医院。

父亲在市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先后做了好几次手术，脊椎、小腿、腰部多处都钉上钢板、钢钉，市区离我家有两个多小时车程，父亲住院期间，我内心不想见他，一次也没有探过病。

父亲的治疗费用数目巨大，花尽积蓄，母亲又借遍亲戚。我问母亲，她那么恨父亲，为什么掏出家底救父亲的命。母亲说：“他是你和你弟的爸，再不好，活着，咱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自我有记忆开始，终日面对醉醺醺的父亲和母亲愁苦的脸，童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中，丢掉手里的泥巴去跟踪父亲，回来向她汇报：父亲去了哪里喝酒，喝了多少。

每到过年，村子各个商店、饭馆的老板就会来我家要账，都是平时父亲赊下的，他不能光明正大地喝酒，隔三差五，我就能从床底下、麦穴子里和屋后的墙角等地方翻出空酒瓶。

母亲把玻璃酒瓶一个个整齐码放在屋里，形成了那糊着一层泥巴的房子里最壮观、昂贵的装饰。

为了让父亲戒酒，母亲试过很多方法。听说加味精有用，她偷偷往酒里撒，父亲发现后对她破口大骂。他们争吵的场景极其凶残，抄着板凳、木棍，就往对方身上砸，两人头上脸上都常有伤疤。

给我造成最大阴影的是四岁那次，父亲接连酗酒好几天，他们也连续吵了好几天。母亲从床底下拿出一瓶农药，拧开放在我面前，边哭边逼我把农药喝下去，说只要我先死，她再死，就不用再这么累了。

我吓哭了，断断续续地说我不喝，母亲一次次往我手中塞那瓶农药，我始终不愿意。她便骂我没出息，骂我跟父亲一样不听她的话，我只说：“我不想死，也不想你死。”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只是觉得农药味道刺鼻，肯定不好喝，如果是甜的，兴许我就喝了。

那次喝农药事件不了了之，但后来的一次，母亲在和父亲争吵后真的喝下农药。医生抢救母亲时，父亲在旁边直哭，我恨恨地讲：“你还不如死了算了。”幸亏母亲服下的农药的量不多，救治及时，她才捡回一条命。

他们两人一度热衷问我如果离婚了，我愿意跟谁。起初，我会说不想他们离婚，随着年龄渐长，我厌倦了这样的发问，告诉他们：“你们想离婚，就去离。”

直到小学二年级，家中永无休止的争吵以母亲外出去温州打工告终。在温州，她辗转进过皮革产、服装厂，最后选择在温州“收破烂”。

母亲“收破烂”的那几年，我和弟弟的衣服、玩具和小人书多是母亲从破烂堆里淘来的。

有次制作腊肠的工厂给了母亲半麻袋碎料，一粒粒腊肠如豆子般大小，还有些发霉，母亲过年时带回家，做给我和弟弟吃。腊肠里的肉不多，散发着带有霉味的独特香气，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关于家的温情记忆。

父亲从市医院的病床上清醒过来，舍不得继续住院，他要求回家。为照顾父亲，母亲也在家里呆了半年。

父亲卧床养病，母亲在家照顾，家中几乎断了收入，我们一家的吃穿用度依靠亲戚没卖完的菜、孩子不穿了的衣服，可这半年却是我记忆中最温馨、安宁的时光。

父亲的神志基本清醒，大部分时间比较温和，还因花了家里太多钱心生愧疚，他反复向母亲保证，伤好以后再不碰酒，好好工作挣钱养家。他们终于能心平气和地讲话，我看到后很开心。

2010年春天，父亲的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为赚钱，母亲再度离家进了杭州的服装厂学做衣服，我则进入最紧张的中考备考阶段，父亲在家照看念小学的弟弟，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立马闻到一股酒精味。凭着多年找酒瓶的经验，我循着酒气很快锁定来源——橱柜。我站在凳子上，将柜顶乱七八糟的杂物拨开，看见了一个透明的雪碧瓶。

家里穷困，我和弟弟从不喝需要花钱的饮料。看到通体绿色的雪碧瓶，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拧开瓶盖，我喝了一口，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烧得我掉了眼泪。

我把装着酒精的雪碧瓶拿下来，放在屋子方桌的正中央。等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我拿起那瓶估摸有一斤的白酒往嘴里灌。父亲夺下酒瓶时，一半的酒已进入到我的胃里。我歇斯底里地质问他：“为什么又开始偷喝酒！不知道自己的病不能再喝酒吗？”

父亲掉了眼泪，反问我：“你是不是神经病，管我干啥？”他看上去既心疼又懊悔。

第一次喝白酒，我并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大醉，四肢轻飘飘的，下午跟同村的伙伴骑车回镇上学校时，我差点把车骑进了路边的沟里。伙伴害怕我出事，让我坐她车子上，载着我回了学校。

到了租赁在学校附近的房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在日记本上写下：“我快崩溃了……我多希望我没有找到那些酒……我讨厌酒……”

那之后，父亲酒瘾被释放，他很快又回到大病前嗜酒如命的状态。母亲得知后，在电话中大骂我为何没能管住父亲，我沉默不语。

担心父亲出事，母亲又回了趟家，决定自己看顾父亲一段时间。家中的战争再度爆发，每次吵架，母亲哭泣着为救他付出了多少，父亲则瞪着眼睛反驳：“谁让你救我了？你救我一次我就欠你一辈子？”

为逃离这个家，初三的我拼命学习，盼望着上大学。

当时的目标，是考上本县最好高中的A班，那个班的老师属于“教师天团”，师资力量强，学生只要进了那个班，等于半只脚进了好大学。

可中考前一周，我右胳膊意外受伤。别人都在紧张备考，我在医院度过了忐忑的一周，班级里为我募集了875元医药费。

中考那两天，我缠着绷带进了考场。以前，我也摔断过右胳膊，练习过用左手写字，这时，我就靠左手答题。考完全科，我去医院给伤口换药时，才发现它已经化了脓。

处理好伤口，我如释重负地回了家。喝醉的父亲，如烂泥般呼呼大睡，母亲耷拉着脸干活，我坐了下来，母亲突然冲我吼：“你跟你爸一样懒死吧，没长点眼来帮我干活？一个两个气死我算了，我死了你们都开心了。”

我听了有些难过，却不敢顶嘴，只站起来用左手帮忙。

后来，母亲担心父亲自己在家不安全，成功说服了他，两人一起出去打工。中考过后，我也顺利升入县里的高中，进了梦想的班级，开始选择性地忽略家里让人不开心的消息。

高中三年，由于看重成绩，我的心态随着一次次周考、月考、联考，重复着崩塌与重建。最后，我考上了一所排名211末流的大学，终于能逃离压抑的家。

父母同在服装厂打工，渐渐还完了债，盖了新房。家境一日日变好，但他们仍然争吵不断。

每当吵架，他们会轮番电话轰炸我。父亲在电话中絮叨“闺女，我想你了”，可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过来，似乎都带着让我厌恶的酒气；母亲有时候会用一种僵硬的语气讥讽我：“你算是逃得远远的了，翅膀硬了，不管我了。”

每次接完父母的电话，我总觉得自己置身在看他们打架的童年，这种无力的宿命感，我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抽离。

我渐渐害怕回家过春节。父亲总会找些由头同母亲争吵，争吵过后，他借着酒劲四处乱逛，怕他闯祸，我和弟弟要盯着他；母亲则躺在床上哭哭啼啼，用绝食显示自己的志气，祥林嫂一样重复着 “还不如死了”。

2019年腊月二十四，我放假回家，父母两人正厮打在一起。我强行把他们拉开，发现母亲的右眼出现了淤青。我让母亲先去卧室，她却像不愿离开战场的士兵，梗着脖子喊：“我就不走，让他打吧，打死我算了。”

我让父亲别骂人，他瞪着我：“你算老几？能管得着老子？再管连你都打。”

我马上用手机拍下母亲被打的照片，并打开录音软件：“你这算家暴，再打我就报警。”父亲被激怒，冲到我面前，扇了我两个耳光，骂道：“上个大学长本事了，还想告你老子，你去告吧，你看你读书也是白读，到现在还没毕业，连个稳定工作也没有，我让你念书是让你来管我的？滚！”

他还想动手打我。听到一句句“滚吧”，好像一把刀一次次刺进心口，而酒醒过后，父亲又会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照常跟我说话。

今年春节，由于疫情，我在家中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我的生日在农历二月初，那天父亲特地给我买了个大蛋糕，祝我生日快乐。

这是父亲被确诊精神疾病的十多年里，第一次陪我过生日，全家人一起点燃生日蜡烛的那一刻，我恍惚觉得，我们一家也像一簇焰火，互相点燃毁灭、也互相支撑着。

我不知道，醉酒后的父亲还会说出什么残忍的话。但我知道，下次他喊我回家，我还是会回来。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