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做口罩

文 | 孙宁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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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下决心来到中非——据说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工作时，心里有点忐忑，幻想着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不过，当飞机快要降落到首都班吉时，我俯瞰下面的景致，竟有了一丝似曾相识的亲切。那是一片深黄色与墨绿色交织的土地：土黄色的乌班吉河如长蛇一般环绕着班吉，河的两岸布满高大的绿植。土地是深黄，扬起的尘土染着红。为何似曾相识，因为我们也并不是一直住在钢筋混凝土的都市里。

提到中非共和国，鲜有人能指出她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而她的英文名称已大致标明其方位：Central African Republic。这个国家位于非洲中部，与刚果金、喀麦隆和苏丹等国为邻。据2019年联合国发展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世界189个国家中，中非共和国排在第188位，其国民健康、教育及收入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在1960年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中非共和国不停遭受国内政变和内战带来的动荡。最近一次内战发生在2012至2014年间。如今，虽然大面积的战乱已结束，但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土地仅集中在首都班吉地区，不到全国面积的30%，其余领土由二十几个零散的武装力量控制。2019年2月，在俄罗斯政府的调停下，中央政府和14个主要的武装力量签订了和平协定。然而，从和平协定签订至今，武装力量一再违反协定内容，他们占据新发现的矿区，向老百姓收税，甚至杀害平民。

首都班吉在政府的统治下虽然相对安全，但是物价之高却让本地人无法承受。我租住的一间有厕所的卧室，租金达到每月人民币6000元，而当地打扫卫生的人员的月均工资是600元。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逛得起黎巴嫩人开的超市，这些针对外国顾客的超市，看起来也不过是国内普通超市的水平。

物价的上涨或许要归功于过来帮忙的国际友人。像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医生无国界及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班吉竟然有几十个，他们的到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物价的不停上涨。

2020年2月1日，我在国内过完春节，准备坐飞机回班吉。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里，戴着口罩的老爸老妈对我调侃道：“你现在走真好啊！正好逃过肺炎！”

我也侥幸地以为，离开国内就远离了这次疫情。只是我们忘记了，“地球村”说的是现状，而不是未来。它不止意味着中国人的饺子可以坐船跑到法国人的餐桌上，也意味着传染病可以跟着旅客到达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3月上旬，中非共和国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是一名从意大利飞来的神父。截至2020年6月24日，中非共和国确诊COVID-19病例共3099例，其中572人治愈，38人死亡。

乌云笼罩的乌班吉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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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Jason是混血儿，父亲是中非本地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班吉长大后，去武汉上了大学。得知他在做一个生产口罩抗击肺炎的项目，我不由得兴趣大增，把风险抛诸脑后，全程参与观察这一项目的进展。

他告诉我说，疫情在中非爆发后，中非政府向世界银行申请了一个项目——本地人自制口罩，再向全国发放。考虑到中非共和国全国人口大约500万，世界银行决定出资支持本地人生产1000万只口罩，每人两只。世界银行签下当地一个名为Londo Project （简称LP）的非政府组织，由后者执行该项目。LP虽说是非盈利组织，但仍隶属于中非某国家部委。LP随后又签下60几个个人来承包这个项目，Jason就是其中之一。

LP口罩生产项目的负责人希望Jason和一位本地女士合作，这位女士名叫Olga。后来Jason才明白，Olga是LP负责人的女朋友。开工第一天，Olga还叫来她的各位好友、同事及家人来充当工作人员。

Jason对此很不满。我倒并不意外。我跟他说，国内不发达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啊。如果没有成熟的市场和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一个人做项目，其第一反应肯定是找自己信任的朋友和家人。Jason基本同意我的看法，毕竟他也叫来自己的好友Jess参与这个项目。

于是，Jason、Jess 和Olga成了这个项目的合伙人。简短地开了一个会，三人制定了一个执行细则：招聘250个裁缝，每人每天制作口罩200个，这样一周下来就是2.5万只（250X200X5）口罩。裁缝生产每只口罩的报酬是150西法（约1.81元人民币），一周生产1000只口罩的话，工资就是1800多元人民币，一个月下来即7200多元——在当地绝对是高工资了。相比之下，生产口罩场地的安保人员，一个月工资才人民币800元左右。

Jason又算了一下自己的回报。如果他和合伙人们能提高产量，达到一周生产4万只口罩，他们三人的利润就可以达到一个月5万多美金，每人每月可分得1.5万美金。从没做过生意的我，被这个算术惊呆了，真想立刻下海！

一般人以为，中非的落后是因为其作为内陆国家很容易闭关锁国。其实相反，在这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里，小到一只衣架，大到一辆拖拉机，都是从邻国或者从中国、美国进口而来。

制定好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和Jason还有他的两个合作伙伴一起去购置生产口罩的材料，主要包括缝纫线、口罩里外两层的布料、两层布料之间的加固材料vlieseline（无纺纤维），以及耳挂绳。我们在当地市场毫不费力地买到这四种材料。Jason告诉我，这些材料都是从喀麦隆或者刚果金进口的，但是原产地是中国和印度。

开工第一周，问题不断。首先，Jason的好友Jess和Olga不合。两人都对项目有很强的控制欲，尤其是Olga。她想主控项目的执行，但在很多管理细节上考虑不周。到后来，Olga和Jess几乎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程度。我看Jason发愁得很，提醒他说： “你也是半个中国人。你忘记了吗？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嘿嘿一笑，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饭局，叫来Jess、Olga和我，以及Olga的男友。五个人保持着半米左右的社交距离，围坐在餐桌边。考虑到Olga男友手里有诸多世界银行的项目，Jason对Olga的管理问题只字不提，只说了项目本身的一些困难。

如果有白酒，我想Jason肯定先干为敬了！晚餐过后，Olga和Jess两人依然不喜欢彼此，但他们至少接受了一个现实：作为合伙人，只能共同合作下去。

另一个大问题是产量不足。即便当地最好的裁缝，一天最多能制作100只口罩，生产再多，可能就无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而跟我聊天的裁缝们，不少人坦言，每天只能制作七八十只。

购买缝纫线

放在口罩两层中间的vlieseline合成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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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的第二天，我到达到口罩制作地点时，几十个裁缝，男男女女，已经忙碌起来，踏板“嗒嗒嗒”地响着。

工作场地是Jason租来的一间150多平米的平房。这么小的屋子，250个裁缝哪里挤得下！只好安排一批人坐在室外工作。中非共和国是热带气候，白天室外温度可达三十多度。而平房里面也没有空调，屋子里非常热。

我进去时，裁缝们抬头注意到我的到来，误以为是什么检查人员，立刻用手提了一下挂在下巴下方的口罩，以示自己是一边戴口罩，一边工作，没有违反规定。可是，布料制成的本地口罩糊在嘴上几小时实在太热了。不一会儿，有的人直接就把口罩摘了，包括Olga；而大部分人把口罩扒拉下来，挂在下巴处。

裁缝们使用的缝纫机都是从中国或美国进口来的。不管款式多新，缝纫机都只存在我久远的记忆里。小时候，看妈妈左手摁着布料，右手一点点把布料向前推，脚也有节奏的踩着踏板，丝线就这么一针一针把布料缝合上了。我觉得好神奇。

很多人，甚至包括本地人，都带着偏见地认为，当地人工作不勤奋。但在这群裁缝中我看到的却是辛苦和劳累。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下午1点休息半小时；1点半复工，晚上7点结束，工作时间达到12小时。

为了提高产量，Jason招来了更多裁缝，并实行坐班制，24小时不停歇地制作口罩。Jess则把裁缝分为四组，每一组还有一位监管员，主要负责收取制作好的口罩，并统计每个裁缝制作的口罩数目。监管员的工资由每个裁缝工资的10%构成。

工作环境的困难外人难以想象。首先是电力匮乏。由于政府的供电能力有限，常常是这个区有电，另一个区就没电。商业中心和高官住宅区极少停电，因此房价更高。当然，老百姓也很少会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孱弱的政府上。我曾住在一个平均每天来电七小时的区域。每次来电时，我会和不认识的邻居们同时欢呼。只不过，我只是欢呼着“终于来电了！”而本地人爱说：“谢谢上帝！”

工作场地白天没有电，只有晚上才来电。所以，傍晚时分屋内很暗，这对裁缝的眼睛十分有害。我观察到，裁缝们的面部表情大多是麻木的。他们重复着一套动作：左手摁住布料，右手往前推送，这一边缝好后，把口罩倒过来，缝另一边。做好的口罩再扔进身边的筐里。也有一两个裁缝，脸上会露出难得的微笑，好像在想象周末拿到工资后可以买些什么好东西。

第一周结束，裁缝们贡献出了2.5万只口罩。我祝贺Jason和Jess，心想他们马上就能拿到报酬了。毕竟，他们的合作伙伴Olga是LP负责人的女朋友嘛，应该不会为难他们。没想到，第一批送过去的口罩没通过审核，原因是一部分口罩质量不合格，另一部分口罩则太大，戴不住。LP还提出，以后口罩要分为大、中、小三个号。没办法，Jason和两个合作伙伴只得带领裁缝们，连夜修改不合格的口罩。

LP怎么变得如此严格和专业？我很是意外，向Jason打趣道：“这里做项目都是给自己家里人开后门，没想到LP这么认真，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呢！”

Jason笑道：“这个国家就是令人猜不透，时而专业，时而不专业，穿插着来。什么都说不准，要搞得定才好！”

加班加点之后，2.5万只口罩终于全部通过。有趣的是，明明送过去2.5万只口罩，监管员记录下的口罩生产数量却是2.3万只，误差达到两千。对此，裁缝们并不知情，很多人都没有仔细核对过自己制作了多少口罩。只要记录下的数字和他们心里想的大概值差不多，裁缝们就拿着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我问了问一位大婶儿，收到薪酬什么心情。她说： “我很开心！现在有钱给家里人买下周的吃的了！”

两周过后，运行模式终于稳定下来，但新问题接踵而至。全班吉的裁缝都被召集起来生产这1000万只口罩，造成市场上的棉布料和口罩耳挂材料极为短缺。LP只能想办法从别国进口材料，继续在本地生产口罩。

他工作的时候看起来很满足

口罩要分类成大小号

裁缝大婶儿在小本上查找自己记录的口罩生产数量

Jason按照监管员记录的口罩制作数量，向裁缝们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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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材料似乎都不成问题了。但最令我担心的，其实是肺炎的传播。本地人对于戴口罩这件事，甚至肺炎，始终是一种戏谑的态度，好像戴口罩是为了演示给别人看。

口罩制作地点在一个小集市中间。有天晚上，大家收工后已经九点钟了，Jason坐在台阶上，观察着那些露天小酒吧。他发现大家根本不遵守什么社交距离，也无人戴口罩。忙碌了一天，人们只想买瓶本地啤酒，坐在塑料椅上，和朋友聊聊天。突然，一群本地警察冲过来，一边驱散人群，一边叫嚷：注意社交距离！防止肺炎传播！大家都嘟囔着散开。

警察散去后，不到十分钟，人们又坐回自己的塑料椅上，调侃着刚才那帮警察：“这群可怜的警察！他们一定是嫉妒我们可以坐下来喝酒，而他们还得执勤！”

Jason苦笑着对我说：“我的国家早晚是要集体免疫了。”

光“新型肺炎是真的”这件事情，中非政府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让本地人相信。当一个人的生活很少依靠政府提供的保障时，他/她是很难轻易相信政府通报的信息的。而且，信息源又极其有限，中非本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口口相传以及收听广播。这里没有WiFi或者4G网络，用来上网的3G也十分昂贵。两万的本地货币（人民币240元左右）只能买到10G的网络流量——差不多可以看五六部电影。

对于大部分中非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世界各地人民戴口罩、做检测的严肃画面。有些本地人直白地告诉我：“肺炎是个传说，是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伙编出来骗我们的。”

居家隔离对于本地人更是难以想象。在中非援助的中国医生告诉我，中非人常常感染一些他在国内从未见过的热带疾病；落后的卫生条件更是加剧患病的概率和时长。这里的生活是如此艰辛，大部分裁缝就是指着这一周出来工作收到的工资，来支持家里下周的生活，或者给家人买药治病。

中非目前的肺炎病例看似数字不高，那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试剂，去实行大量检测。因此，没人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肺炎，何时才能达到峰值。我每次去口罩生产场地都掩耳盗铃般地觉得，只要眼前的裁缝们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都是健康的。

直到上周末，靴子终于落地。Jason告诉我，他失去了味觉和嗅觉。我赶忙催促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去做检查。三人竟全是阳性。我不知道，场地里有多少人因为这个 “生产口罩，抑制肺炎传播”的项目反而感染了肺炎，却不自知。

当地人爱讲一句法语：Je me débrouille，大意是“我自己搞定”。肺炎到达班吉后，我和同事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轻症靠自愈，重症靠祈祷。终究是“自己搞定”。这次，我们搞得定吗？

——完——

作者孙宁忆，旅居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

题图：150平米的房子，装不下多少个裁缝。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供图。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