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拿到北京户口，这些我统统可以放弃

2018年，故事FM 播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难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在杭州打拼十几年的外地人，在她的孩子读小学的那一年，因为杭州当地的政策变动，没有杭州户口的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那期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于那些在大城市定居，却拿不到户口的外地人来说，总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动摇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

但平心而论，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中，杭州相对来说，已经算是落户政策比较宽松的城市了。相比之下，一个外地人想要拿到北京户口，才真的是难于上青天。

而且，从 2015 年开始，北京的落户指标每年都在大幅度下降，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往后只会越来越难打。

本期故事中，我们就采访制作了三个尝试在北京落户的故事。

小明
30 岁，公司职员

其实我对户口这个事很早就有概念了。我爷爷奶奶那辈是北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搬到了宁夏，而我也出生在这里。因此，我家里的口音和生活习惯都跟身边的朋友们完全不一样。逢年过节，还有回北京来的亲戚朋友给我们捎来各种北京小吃，比如豆汁，还有稻香村的点心。这些都构成了我小时候对北京的独特记忆。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 6 岁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爸还带着我去看了以前胡同里的老房子。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胡同了，变成了一片还没开始盖新建筑的瓦砾。

我依稀记得，那附近有棵杨树。我爸指着那棵杨树，对我说，那就是在咱们家院后的那棵树。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的祖籍不在宁夏。到了上初中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我要回北京。

于是，我开始做规划，并一步一步按照这个规划执行：首先，我要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为高考做准备；然后我要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学；最后，我要留在北京，拿到那个城市的户口，在那里定居。

大约在 2009 年左右，我考进了北京。那时候，我开始更多地了解户籍政策，并决定考研，为自己争取落户做准备。

读研究生后，我面临了找工作的问题。于是，校招开始后，我便一直在明确地投简历给一些能提供落户指标的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说的这些「能提供落户指标的单位」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能保证落户。这是因为，北京的落户指标每年都在不断缩紧，各个单位每年分到的指标也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动。除此以外，一些政策倾斜也有可能会影响指标分配，比如某一年政策上鼓励创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指标被分配给优秀创业者，分给其他行业的也就相应缩减了。

因此，这样的求职过程就是一场赌博。在面临选择时，你能做的只有去参考往年的情况，或者去找在那个单位有过实习经历的人打听一下，有什么小道消息。

还有一个消息渠道，就是去结识那些和你一起参加面试的人。因为说实话，去应聘这些单位的人大多数抱的是相似的目的，大家之间的信息可以互通有无。

而到了面试的环节，聊到落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面试官也从来不会给 100% 的保证。相反，他们只会明确告诉你：我们不承诺解决北京户口。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去赌一把。

最终，我在两家差不多的单位的 offer 中，选择了其中一家。后来，据我所知，在我放弃的那家单位中，那一年的应届生没有一个人拿到了落户资格。

从我们拿到 offer 到毕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这期间，单位会拿着今年校招的名单去申请落户名额，如果申请下来了，他们就会电话通知你。

我还记得，发放通知的那天，我正在准备毕业设计。那天上午，我在群里听说，有的人已经接到通知了。于是，我就很紧张，担心自己拿不到。

大约在十一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单位的通知，告诉我，户口解决了。

那一刻，我自然是开心的。我还给家人打了电话，他们听说后也很开心。但说实话，那种开心的感觉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强烈。

其实，从小到大，我想象过无数次，拿到户口的一刻自己会做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读研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东单吃饭。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如果我能达到北京户口，回到这个城市，我会去亲吻这片大地。

最终，当现实来临时，这个幻想没有发生。我似乎也只是长舒了一口气而已。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北京的户籍政策都有着很强的负面情绪。为什么我们要用户口本上的几个字符去决定，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该怎样生活呢？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对自己的认同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北京孩子。但是，这种认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争取户口的过程中，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时常忍不住去想，为什么我要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规定去放弃那么多有可能的人生选择。但没办法，现实是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身份，你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虽然你可能在理性上不认可它，但是，现实生活中，你确实又离不开他，比方说在购房和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所以说，这就是一件令人无奈的事情。

小肉饼
27岁，国企财务人员

我是湖北人，在北京某高校读会计专业。在大学的头几年，我给自己的规划是毕业后进会计事务所做审计。至于是否要留在北京，我本来并没有什么执念。直到大三那一年，一次偶然的相亲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那是 2016 年的一天，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男方刚好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据介绍，他是 1990 年生的，工作刚三年左右。

当时，我找男朋友有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学历要比我高，其次，收入一定不能比我低，最起码不能少于我将来进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收入。而那个男生刚好符合这个标准。他是中科大的，在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于是，我觉得可以接触一下。

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程序员：骑自行车，穿格子衬衫，背双肩包，一脸木讷。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不太喜欢太张扬的男生，程序员这种木木的男生会让我比较自在。

后来，有一次，我们约了去散步。那天，我没吃早饭，到了中午有点饿，就对他说，「我好饿，我要去吃饭」。那个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奇怪的脑回路，他似乎觉得我当时的状态很可怜，像是在示弱，就说，「我们要不就在一起吧」。

后来，我向介绍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男生在介绍相亲对象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他要求女方有北京户口，或者至少，是将来有很大的希望能获得北京户口。这个男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北京买房、成家，并长久地在这个城市发展事业，而他自己却没有落户的资质。

2016 年，正是北京房价疯涨的一年。那段时间，他手里拿着为买房存的钱，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疯狂上涨，自己却没有购房资格，觉得特别无力。因此，他对这件事有很强的执念。

我这才意识到，这场相亲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而是一次主动的相互筛选。我筛选了男方的学历和收入，而男方显然考量了我所学的专业，因为会计专业在应聘体制内工作时，具备很高的适配性，而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在就业市场上也有着很不错的口碑。

后来想起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特意问了我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对我有兴趣，后来才明白，他这样问是因为在意我的年龄。

是这样的，北京应届生落户是有年龄限制的，本科生不超过 24 岁，研究生不超过 27 岁。因为我高考复读了一年，上大学的时候已经 20 岁了，本科毕业就是 24 岁，刚好踩在线上。

其实，我能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在感情问题上，我的观念是，我不相信「真爱至上」。在我看来，一线城市的男生在择偶时都是要看条件的，因为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抵抗这个城市带来的生活压力的，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伴侣为他们提供助力。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既然我在择偶时对男方有附加条件，那么，他对我有附加条件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确定关系后，他就开始给我灌输北京户口的重要性。当时，我基于自身情况也打听了一下。如果我想拿户口，毕业最好能进国企。但据我所知，国企是比较偏好男生的，而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的外地女生，进国企的概率是很小的。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对男朋友提出，要么，我就考个研究生吧。

听到我的决定后，他似乎一下子被感动了，感动之余，他竟然提出要娶我。可能在此之前，也没有哪个女生为他做出过这么大的牺牲吧。

后来，我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成长在一个重组家庭里，跟着母亲和继父生活。因此，他是一个比我还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是 2013 年来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也谈了一个毕业后能拿到北京户口的女朋友。但是，那个女生以为他买不起房，最终离开他，去上海了。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他好像一两年都没恢复过来。

做出了考研这个决定后，我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因为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如果能在本科毕业的那一年直接考上，那么，研究生毕业时我已经满 26 岁了。所以说，为了避免毕业后超过 27 岁的年龄限制，我必须一次性考上。

为了能增加胜算，我最终没有选择学校最热门的会计专业，而是报了一个冷门专业，并开始积极备考。

对了，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其实已经拿到了普华永道的 offer。如果最终考上研究生，并争取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那意味着我会走上和原本规划中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收入要也大打折扣。

正因为如此，在备考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忍不住懊恼，觉得自己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万一没考上研究生，我很难保证，男朋友会不会向我提出分手。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感情也不见得牢固，更像是被结婚这个目标强行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我难免会觉得，如果我为对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最终却被抛弃了，这就算是沉没成本了。

那一年的 9 月份左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天安门散步。那段时间，他也有点心烦意乱，想得很多。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思路：他很害怕以后等他经济条件更好了，我却没拿到户口，他会变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最好早点结婚。

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十分愤怒，当众和他大吵一架，还打了他一耳光。我的愤怒一部分在于，再过不久，我就要考研了，他竟然还在想这些事情；更大的一部分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手里没有足够的砝码去让扭转他的想法。

事情发展的到这，北京户口对我来说，也已经变成一种执念了。

考研出成绩的前一天，我特别紧张。我甚至紧张到逃离了北京，连夜坐火车去了上海。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夜里 11:53 抵达了虹桥火车站。当晚，我委托一个朋友帮我查分，还嘱咐她说，如果分数太低，不要刺激我。

没想到，她查完分后却告诉我：你肯定能考上，这个分数远远超过历年的分数线。

我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过了第一关。

研一的暑假，大家纷纷开始找实习，为各大国企的校招做准备。我去了北汽实习，据说那里 100% 能解决户口，而且我很有可能争取到留用机会。因此，我在校招开始后，没怎么花精力投别的单位。

没想到，10 月的一天，领导突然把我喊进办公室，透露说，由于种种原因，北汽当年我所在的分公司不准备校招，我也没机会留用了。领导让我赶紧去找工作，但问题是，那个时候，很多公司的笔试都已经结束了。

我一下子就慌了。摆在我面前的局面是，别说户口了，我很有可能连工作都没着落。

于是，我开始疯狂投简历。不管能不能解决户口，哪怕是外地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我都投了。我不想失业。

当我告诉男朋友，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要去外地工作，他立刻表示无法接受。

这个反应我是能预料到的。我男朋友的择偶观念是很明确的，他在心里画了一条线，你必须要达到那条线，他才能接受你。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他也不能说服自己抛弃我。于是，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左右摇摆。

11 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的家里一不小心烫伤了脚，烫得挺严重的。那天，他出门帮我买药，第二天就没再回来了。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情绪，便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里，躲着不回家。

那段时间，他家里出了变故。他的继父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两个还在上学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他的压力陡然增大，如果我拿不到户口的话，对他来说，又是一重拖累。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复杂的局面，只能逃避。

他躲在外面的那几天，我感到格外的心寒。大约四五天后，他回了一趟家，站在楼底下给我打电话。我很恼火，便说，「你来干嘛？不是想分手吗？你走吧。」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我发现，其实有一部分国企是在那一年的 11 月份才开始启动校招流程。所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争取新一轮的机会。

第二年的一月，我收到了现在所在的单位的终面通知。面试结束后一个星期，我被通知去实习。实习两三天后，公司就给我 offer 了。

我向一些学长和学姐打听过，这家单位解决户口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于是，我去跟男朋友谈了一下。我向他陈述了现状，告诉他，走到这一步，我能做的都做了，如果最终户口还是解决不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如果不能接受，想分手就分手吧。

他一下子就慌了，急忙向我保证，即便没有户口，他也不会提分手。

那一年的四月份，公司跟我签了三方协议。五月份，我拿到了落户函，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去年，我和我的男友结婚了。我们拥有了北京的房产，也背上了房贷。

我曾经在网络上分享过自己获得北京户口的艰难历程，却遭遇了很多网友的不理解，有人认为我的男友太过功利，有人认为我在这段关系里过于卑微。但我认为，我和男友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我们在寻找伴侣时，都有着一定的附加条件，只有条件匹配时，才有可能彼此接受，结伴对抗生活的压力。

这里毕竟是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很大。现实情况是，我不可能让我的伴侣去独自对抗压力，我必须把我能努力的那一份扛起来，两个人才能一直走下去。

CC
80 后，公司职员

我是东北人，在北京读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体育专业。读研期间，我母亲眼看着房价上涨，就提出趁早在北京给我买一套房。

做下这个决定后，我们一家人卖了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出了首付，然后沿着北京的五环物色房产。但是，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当时的房产销售就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先把房子买下来，但必须保证能在第二年拿到房产证之前，解决户口问题，否则，就只能获得房子的居住权。

就这样，我的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在毕业前找到一份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我们专业的毕业后如果不考虑户口问题，一般会做体能训练方面的工作，比如去一些职业运动队，或者去一些健康方面的公司做事情。但为了解决户口，我能走的路就很有限了。那时候，我报考过村官，公安和公务员，还应聘过好几家公立学校。

后来，我投了一家还不错的公立小学，去应聘体育老师。

面试的时候，校长对我很满意。看完我的简历后，他特意问我，「你确定你要来一个小学当体育老师」？

我说，「我确定」。

但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我只是想拿个户口而已」。

然后，校长提醒我，「我把话说清楚，你可不要拿我们学校当跳板」。

就这样，我通过了面试，很快就办妥了入职。在我入职的头一年里，我的户口被签到了我们教委的集体户口上，这下就可以回头办房产证的事情了。房产证办妥后，我又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迁到了房产上，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我在学校的工作总体上挺顺利的。大约是因为我比较随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每学期末学校都会给学生搞匿名的教师喜爱度投票，我每次都排第一。

但你要说职业体验的话，那些年里，我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我总觉得，自己是要走的。

我记得很清楚，刚入职那会儿，校长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让每个员工给五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封在一个密码箱里。我当时也比较天真，就写了心里话：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北京户口，五年后，我可能就不在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校长有没有看我的「匿名信」。

我倒不是对这个职业有什么负面情趣，只不过我来到这个学校的初衷就是不是在这个行业奋斗下去。

其实，在入职的时候，我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上要求我在学校至少工作满五年，否则就需要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是违约的月数乘以月工资。

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类似的协议。因为，确实有一些求职者在取得了北京户口后，很快就提出离职。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状况，用人单位就会想方设法，给入职的新人设置限制条件，防止人员频繁流动。

我签订的协议中有一项条款是，如果职工继续深造，是不属于违约的。因此，入职的第三年，我决定考博，走合理途径离开这家学校。

我的计划是自己先报名，考上之后再向学校提离职。但倒霉的是，有个同事说漏了嘴，这件事就被副校长知道了。因此，学校给我安排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让我没有精力复习。最终，我差八分，没考上。

校长便劝我，你看，没考上吧，还想考吗？但我还是坚持想走。

校长又吓唬我说，如果你走了，可能会影响学校第二年招人的指标，我们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但我早就从一位去教委开过会的朋友那里得知，我们区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如果学校每年流失的老师人数超过一定限额，就会影响学校第二年找人的名额。我这一个人的辞职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教委也不会过问。

在僵持了好几个月后，我和校方不欢而散，也没有在违约金的数额上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我没有向学校支付违约金，学校也没有为我办正式的离职手续。

离开这家学校后，我先是去了一家国际学校做了一段时间的兼职老师，后来，我答应了朋友的邀请，开始创业。

我的档案就一直在学校还在那放着，反正我也不进体制内了，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我的心里一直悬着，总担心学校真的会走法律途径，把我户口收回去。直到今年七月，三年的诉讼时效过了之后，我才完完全全把心放下。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手里的北京户口都没什么实际感受。直到前些年，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突然在愚人节那天告诉我，他要离开北京了。其实，他的事业很成功，但没有户口，总让他有一种漂着的感觉。于是，他选择回到了南京老家。

离开体制内的这两年，我的创业项目失败了。后来，我进入了一家企业工作。总体来说，我还是很享受这样的状态，觉得不管怎么样，这都比在学校里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好太多了。

直到去年，我的孩子出生后，我才开始认真考量，之前这些年为了户口作出的一系列选择最终给我带来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将来，到了孩子该上学的年纪，我仅仅靠着手里的户口，就能让孩子进入理想的学校吗？显然不能，我们一家人要面对的难关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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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北京户口就像一张兰博基尼的代金券，满三百万减一百万。但如果你拿不出两百万，它等同于一张废纸。包括今天接受采访的三位讲述者也承认，在拿到户口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依然压力重重，依然觉得喘不过气来。

从 2017 年开始，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从 800 多万人逐年递减，去年的人数是不到 750 万人。

当然，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非常多的人才，是像 CC 的那位同学一样，因为拿不到一纸北京户口，而不得不选择离开这座城市。

来源：故事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