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游民社会

故事时间：2014-2020年
故事地点：浙江衢州市

在上午9点钟光景，占友民准时出现在白马广场，独自坐在一棵樟树下的石凳子上，发呆，或者看人跳广场舞。好几次，有人邀请占友民一起“嬉嬉”（当地土话：玩），占友民都摆摆手推托了。

那是2015年，68岁的占友民还没做好融入城市生活的准备。他有天生的卑微感，像很多进入县城生活的农村人一样，既兴奋，也茫然。

刚开始，他不是很明白红绿灯、斑马线这些规则，蒙头乱蹿，经常会被车子吓一大跳，或被人大声斥责。为了汇入滚滚向前的县城生活，他们睁大眼睛，在后面默默地模仿城里人，但由于笨手笨脚，也会成为笑柄。

占友民的老家距离县城25公里，是一个名叫古宅的小山村。古宅并没有老房子，只有几棵百年以前的枫树。占友民像他的祖辈们一样，从能下地走路开始，就干起农活。

2013年，妻子刘淑莲在冬天去世后，儿子带着占友民离开山村，在衢州市市内租住。

房子位于一处名叫东门外的老城区。出租房40平方米左右，一里一外两间房，外加一个小厨房。占友民睡在外间，儿子睡在里间，除了床铺没有其他东西。

当初在老城区扎根的，大多都是背井离乡的外来户，来自外省外县，或是乡下。谋生的手段，不是卖力气，就是凭手艺。他们当中，有车夫、挑夫、木匠、泥水匠、棉花匠、剃头匠、菜贩、货郎，还有杀猪和打猎的。
房子有的是泥夯的，有的是木架的，也有的是断砖碎石砌的，挨在一起，纵横交错、杂乱无章，人们就在此间安家立业。

到了下一代，城市向外拓展，东门外被高楼大厦围在中间，年轻人纷纷在外面买房、搬走。空下来的房子，以低廉的价格，再度租给那些进城讨生活的外地人或者乡下人。

成为新县城居民的人们遗弃了这个地方，但它又成为下一代人进城生活的跳板。走在东门外狭窄的巷子里，钻入耳膜的，全是南腔北调。

在这里，占友民是闲散的。没有妻子打点，占友民穿的都是儿子淘汰的衣服，像袍子一样又宽又大，把瘦瘦的屁股全盖住。

他常常跟着老年人到距离出租屋两百米的白马广场，打发闲散时光。在靠近内河边的位置上有一座公共厕所，占友民每次在这里方便，都要感慨——“比我的出租房干净气派一百倍。”

有时候，占友民会想一想乡下的老家，还有跟刘淑莲一起度过的岁月。

1982年春天，占友民娶了本村比自己小8岁的刘淑莲为妻。这年的8月份，县城的电影院上映武打片《少林寺》，不管多远，大家争先恐后拥进城里看电影，一时间，小小的县城人满为患。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落后，占友民还算运气好，和妻子刘淑莲挤上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但在距县城4公里外的路口，有警察设卡拦住拖拉机，只准许人步行进城，以免造成事故。

刘淑莲已有身孕，走到县城，脸色苍白。刘淑莲说:“城里人真好，一边逛街还一边磕瓜子，像我们乡下人，看场电影都遭这么大罪。”

那是户口限制最严格的几年，粮油、主要生活品基本都按照户口配给。户口如同一道墙，横亘在城乡之间。墙内是高福利的县城生活，墙外是缺乏公共服务的农村。

进城，是那个年代农村人的梦想。这不只是人口信息统计的尺度，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进入城门仅有的通道，是考入大学或参军提干。占友民不占其一，只能把梦想传递给下一代。

第二年，儿子占方成出生了，占友民喜出望外，对刘淑莲说：“这儿子咱们好好培养，将来上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个工作，我们也跟着去享福。”

占方成读书还算用功，但成绩不理想，与大学失之交臂。在家呆了两个月，跟几个同村人去深圳打工，后来从事室内装修。

占方成很节俭，工资大部分都存进了银行。2012年春节回家，一家人在吃年夜饭，占方成笑着告诉爸妈，他的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20多万元。夫妇俩连忙起身把房门紧紧关上，说：“可别让人家听见。”

这年，儿子29岁。农村里的男女本来就结婚得早，占友民夫妇经常催婚。占方成说，打算在深圳再干上几年，等钱攒够了回县城买一套房再结婚成家，把爸妈接到城里一起住。老两口听了满心欢喜，说：“这小子，想当个真正的城里人。”

夫妻俩也拼命攒钱，儿子到时候买房子时多少能帮上一把。

2012年秋天，刘淑莲被查出肺癌晚期，才熬了一年，就去世了，夫妻俩这些年攒下的4万多元钱也花光了。

办完刘淑莲的丧事，占友民茶饭不思，一整天都像在愣神。占方成放心不下，决定不去深圳，又担心父亲在老家触景生情，于是把占友民从乡下带到县城一起住。占方成没白没黑地接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正月里休息几天。

占友民原打算找点事情做做，也能有一份收入。占方成坚决不同意，说：“爸，你都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还不够？你就歇着吧，没事时，就去白马广场散散心，那里很多是跟你一样的老年人。”

儿子这么懂事，让占友民心里很暖。在白马广场呆上两个小时，占友民起身回到出租房，下一碗面条，或者吃早上剩下的稀饭，简单对付过去。到了傍晚，占友民才等回来疲惫的儿子。

他下厨炒一盘鸡蛋炒韭菜、一盘猪大肠——这是占友成认知里大补的食品。听人说喝红牛饮料提神，占友民又跑去超市买了一些。

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主要分为三拔人：

一拨是占友民所在的东门外租户，一拔是原县棉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衣着鲜丽，有退休工资，在县城有住房。一拔是住在桃园小区的，大多是30～50岁之间的乡下或外地女人，脸上涂着香粉，短短的皮裙裹在屁股上，以皮肉生意为生。

三拔人跳舞有固定的区块，互不侵犯。小小的广场里，阶层也泾渭分明。

对县城生活充满期待的租户源源不断涌入东门外。其中有一个60来岁、人称胡姐的女人，占友民总要不时地瞄上一眼，她长得很像妻子刘淑莲。

占友民隔壁搬来了一个73岁的老汉，老家在离县城4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儿子在县城做水电工。

两人住得近，经常在一起聊天。老汉有一次说，以前县城里有他一个亲戚，一天进城办事，亲戚留他吃饭，但盛饭的碗很小，吃过两碗，他就不好意思再去盛饭了，说已经吃饱了，其实肚子里半饱还不到。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取笑城里人饭量小，一个取笑城里人小气。

玩笑里有求而不得的艳羡。可惜老汉没等到成为城里人的那天，他有高血压，在一个秋天，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占友民迈紧步伐。2014年冬天，他回乡下老家住了10天，他把7亩田以二十年的期限，流转给别人种葡萄，又把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层砖房卖出去。临走前，占友民掏钱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几大包旺旺雪饼，拆开来挨家挨户送上几个。

邻居说：“老占，以后你回村子，就来我家吃饭。”

占友民说：“你以后到城里，也来我家做客。再过些日子，儿子方成可能自己会在城里买房。”

占友民总共凑了10多万元钱。父子俩一起去银行存钱，帐号上就有了50来万，占友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生怕别人听见，轻声地对儿子说：“这么多零，我都数不过来了。”

那年，县城房价每平方米5000元上下，占方成的存款，可以买下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那阵子，父子俩兴致勃勃地到处看房，到处找熟人询问，哪里地段好，有升值的空间。

在白马广场呆久了，占友民跟胡姐也熟悉了，偶尔遇见，会聊上几句天，越聊越开心。胡姐那年正好60岁，丈夫19年前死于车祸，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女儿在杭州打工，儿子在县城打工。胡姐就随儿子一起生活，照顾已经上小学的孙子。

老邻居跟占友民开玩笑：“你们挺合适的，要不一起搭伴过日子？”占友民和胡姐的脸一下全红了，说：“这可不敢啊。”

占友民计划着买来房子之后，就给儿子找一个老婆。自己都这一把年纪了，熬熬就过去了。

2015年5月份开始，儿子时不时干呕，脸部浮肿，精神状况疲惫。情况一直不见好转，拖了4个来月，占友民有了不祥的预感，陪他一起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把父子俩吓傻了，是慢性肾炎终末期（尿毒症期），要靠腹膜透析维持生命。

病情发展很快，腹膜透析已不足以维持生活质量，医生告诉他们，要活命就需要肾移植。

占友民找到熟识的房东求助，说：“你帮忙打听一下，怎样才能找到肾源。救人要紧，钱是人挣的，钱也是人花的，大不了房子不买了。”

父子俩去了浙一医院，在肾脏病中心登记了个人信息，等待匹配肾源的出现。

走的时候，占友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硬要塞进医院肾脏病中心的一位医生手中。医生把红包还给占友民，严肃地说：“快把它收起来。”占友民央求说：“医生，你救我儿子一命吧，没有他，我也活不了。”医生叹口气说：“你放心，回去等消息，有了肾源，会立即通知你们来做手术。”

4个月后，有了合适肾源，一位意外去世爱心人士捐出的肾脏，正好与占方成配型成功。

儿子肾移植手术后，恢复得很好。不过，银行帐户上，占友民当初数不过来的零没有了，他经常捏着那张存折发呆。

胡姐几次来看父子俩，还偷偷塞给占友民300元钱。3个月后，胡姐过来跟占友民告别，说他儿子花了20多万元在城南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要搬过去居住了。占友民说:“还是你好，在城里终于有家了，有空我会来看你的。”
胡姐走后，占友民把写有她家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捏巴捏巴，扔进了垃圾桶。

占方成重拾旧业，体力不如从前，主要从事室内装修设计。

占友民从此不去白马广场了，那是城里人过的日子。他在一家小区物业公司找了份路面保洁的工作，每天早晨6点、上午10、下午1点和5点钟4个时间段，占友民都要对路面清扫一次，每天40元工资，一月一天不休息，能拿1200元。

2018年夏天，占友民父子俩搬离了东门外。他们找到了城南小区住宅楼底层的一间储藏室，虽然只有20来平方米，但房租只要200元。

跟房东告别的时候，占友民故意落在了后面，轻声对房东说：“唉，你看我们，老家的地和房子都租了卖了，已经回不去，在城里，没有房子，不像家，心里空着，不踏实。”

占友民又用嘴呶了呶走在前面的占方成：“好在，人还在。人在，就有盼头。”

两年之后，房东在大街上遇见了占友民。他一手拎着一只垃圾袋，一手执着火钳，在路边拣人们随意丢弃的烟头。最近当地在打造一座“烟头不落地的城市”，为了倡导这一文明新风，社区里开展了一个“拣烟头兑换洗衣粉”活动，占友民已经兑换了两包洗衣粉了。

和所有“漂”在县城里的乡下老人一样，占友民能在人群中被一眼辨认出来，他像是误入城市的麻雀，自卑、胆怯，还有一丝丝戒备，承受难以承受的一切。

占友民笑着说，他现在晚上替一个建筑工地看管仓库，白天就出来拣拣废品。儿子还是室内装修设计老本行，客户越来越多，身体恢复得挺好的，在银行里又有了一些存款。

他伸出几个指头比划道：“有这个数了。”突然，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叹口气说：“县城里的房价有的都上万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城里把家安下来。

夏日的阳光炙烤着，街面上的灰尘似乎也在蒸腾，占友民东张西望，慢慢地走远。

*占友民、占方成、刘淑莲为化名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