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985“废物”俱乐部

前言

5月，一位上海大学生在豆瓣创建了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两个月吸引8万多人加入。他们有着相似经历，毕业或正就读于名校，却自视为失败者。有小组成员用“小镇做题家”概括他们——出身小镇或小城，“除了埋头苦读外啥都不会”。

与过往人们熟知的故事不同，名校没有成为这些人通往成功之路的阶梯，人生反而自此不停下坠，直至成为“废物”。他们的故事不仅仅限于个人奋斗，也关乎家庭和出身如何塑造了一个人，以及那个始终萦绕所有人耳畔的命题，究竟什么才是成功？

小镇做题家

四年前毕业于沪上顶尖的S高校，宋倩自认为是同学中工资最低的那个。她在上海一家留学机构翻译文书，月薪六千——今年好不容易涨到一万，因为疫情砍掉四成，又降回毕业时的水平。

好处是工作轻松，不用和外人打交道。大学宿舍，她和室友沟通都用手机。现在，每次老板微信交代任务，脑袋还会不自主地轰鸣，像是下楼梯时踏空了一步。她每天都要踏空很多次。

这个季节，她平日和工作都习惯穿吊带衫，宽松的休闲裤，不化妆，顶一头蓬松的自然卷。聊天中，她从不主动开启话题，好些事要回忆一会儿才能想起来。自从大四开始服用抗焦虑药物，她觉得自己大脑转速已经慢了下来。

和现实里的拘谨截然不同，网络上的她热烈奔放。她每天在豆瓣上记录生活，有超过五千的关注者，五分之一是因为最近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她用自己的经历来证实这个群体的存在。

宋倩在信里讲述了大学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高中人生最得意时，是个坚定的“右派”，甚至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成绩不好的同学都是自己不努力；但到了上海，才知道贫富差距之大，开始向往推崇公平的“左派”。这封信发在“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里，很多人留言，说看哭了，“跟我一样一样”。

自5月10日成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已有8万多人加入，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90年以后，最年轻的刚上大一。他们基本都是“985”高校学生，曾在中学时代证明了自己拥有勤奋和专注的品质，如今却自视为失败者，以谐音废物的“five”自居。

在他们看来，一个成功的985毕业生，至少应该匹配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工作体面，感情稳定，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车。更深一层的，有真正热爱的事并为之努力。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做着不甚喜欢，收入也不符合预期的工作，忧虑碌碌无为的未来。

一个组员用“小镇做题家”总结一大部分成员的共同之处，出身小镇或县城，“除了埋头苦读外啥都不会”，见识有限，身边没有长辈指点，导致“一步错步步错”。

5月底，当宋倩在豆瓣看到有人转发“小镇做题家”的内容，觉得这个词简直为自己量身定做。

她成长在广西一个小县城，是2012年一个地级市的高考理科状元，被S高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专业大类录取。但现在，她毫无疑问是个废物，收入不高，也没有太大价值，于社会做不出什么贡献。这是她对废物的定义。

人生的顶峰停留在了高考。那是全市都罕有的好成绩。出成绩的时候父亲在家里兴奋得来回走。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一干人来到县城，登门拜访。宋家做东，一起在县里的大酒店聚餐，那是宋倩记忆里父母招待客人最多的一次。

取得成绩靠的就是做题本事。傍晚放学她独自留在教室做题，接近食堂关门才去。运动会她也不去操场，一个人做题。相比和人打交道，做题让她放松。高中时代，她额外做的习题是老师布置的三倍，以至于后来每道题她都能认出原型。

但“题海战术”到大学就失灵了。大学的选修课程多，社会活动也多，“不像高中时，高二上就把课程上完了，剩下一年半就是做题，我已经把整个题库都做完了。”

她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数学都永远跟不上。最后毕业，还是靠着英语能力——高中她基本都能考满分——勉强找到工作。

她在那篇文章里最想告诉别人的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去嘲笑那些身陷窘境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985废物引进计划”组长设计的小组Logo。

努力所不能

宋倩曾经也算大学里的名人。刚入学一个月，她就轰动了全校。为了庆祝十八岁生日，她举着一块深红色的牌子，在校园和商场中向路人索取一百个吻。那时大学生还在用人人网，她一天可以收到近一百条好友申请。

警告随之而来。一个中午，妈妈从广西打来电话，她刚在新闻上看见了女儿的事，在电话里告诫她，不要“老是做这种枪打出头鸟的事”。她成长在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父母都在政府机构工作，对她的期望很简单，毕业回去考公务员，然后嫁人。

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不希望宋倩和成绩不好的同学交往。小学时，宋倩的同学来家里玩，每次父母都会逼问人家成绩。后来她再也不邀请人家，而是去对方家里。

宋倩个子小，他们要求她每日喝牛奶，即使初中到邻市寄宿，每两周都会到寝室探望，检查牛奶数量，多出来就一顿数落。她和同学出去玩，他们开车护送，自己在车上吃便当，再接送回家。

也有过小小的反叛。初中寄宿，她擅自留过长发，但立刻遭到训斥。一气之下她剪过光头。高考结束，她再次剪了男式平头，但是遭到了母亲的讽刺，得了状元又有什么用，头发剪得这么短，以后嫁不出去就是个废物。

如今的宋倩已经不愿意提起大学那些特立独行的事。当时她只是单纯想要做点什么，能和别人不一样。

来自小城的自卑隐藏在内心深处。开学第一个礼拜，她想要坐一次地铁，特地恳求自己当时唯一的朋友带她去坐。她害怕被别人看出来自己不会坐地铁。

大城市司空见惯的事物，她也觉得稀罕。校园里有便利店，第一次吃“日本”咖喱猪排饭，她激动地拍照上传人人网。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意大利餐厅，她有意无意炫耀过多次，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日本人开的。

她曾试图和宿舍里的上海和浙江同学交朋友，但很快就因为自卑退出了小集体。她曾经和一个同学出去吃饭，对方请客，第二次她回请，一下子花了300多块，从此不再约饭。

所有的骄傲都破碎了，哪怕最好的英语，也在其他同学衬托下显得如此平庸。

宋倩的父母对这些浑然不知，他们对大学的想象类似乌托邦。所以当大一结束回家，她说到自己高数挂科，父母露出和平年代突发战争的震惊，大学怎么还会有挂科？他们所做的就是鼓励她，努力就会有改变。

只有宋倩自己知道，有些事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她像高中时代一样，每日闷头做高数题，在图书馆一边做一边哭，做五分钟就做不下去，刷手机来缓解焦虑感。后来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挂了又挂。在高中，她的数学就不算最顶尖，何况其他像江浙沪这些省份的学生，高中就涉猎过微积分这样的大学知识。

没人告诉过她，经管专业要学高数。父母选专业的依据是不能浪费分数。当时就算让她自己选，也没有别的选择。那时候她都不知道搜索引擎的存在。

即使像高中一样勤奋，每次都孤零零坐在前排听课，大一的总成绩依旧不及格，大二分专业进入冷门的卫生事业管理。全班19个人，她排名第一。绝大部分人和她一样，来自那些偏远的小地方。

寝室里，上海和浙江的姑娘都进了最热门的金融专业。她们没那么多时间学习，还会频繁参加社团活动，但成绩依旧好。她和另外两个来自新疆和河南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她们能理解彼此处境。

宋倩的一个室友刘青，毕业于著名的衡水中学，但在大学，先是高数挂科，之后挂了很多门。类似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她说，挂科也会成瘾。和班级里大多数人一样，她推迟到“大五”重修通过才毕业。

和宋倩不同，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科，她相信其中蕴含着逻辑的美。但高数第一节课就打击了她，教授口音重，又不按课本讲解，她逐渐就不去上课了。也懒惰了，很多时间都在打网络游戏，弥补曾经没法痛快玩的遗憾。或许也有刚进大学父母就结束婚姻的因素，“报效父母的动力好像也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刘青现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教育机构做初中数学教研工作，月薪一万五，她很满意。每次上课老师反映教案很顺，她也有成就感，就像自己解出了一道难题。

但是那之外呢，她到底喜欢什么，她也不知道。她依赖的依旧是曾经的做题本事。其他人都在前进，自己仿佛被时间困在了原地。“没见识过，也没有资源接触其他行业。”她说。能做的就是攒钱，至少攒到足以应付未来母亲可能需要的医疗费。母亲之前在公交公司上班，自己上初中时，为了照顾她离职开了报刊亭，收入只够养活自己。

在宋倩看来，室友大学时的懈怠更像是维持骄傲的一种做法，“可以把自己成绩不好怪罪于没有努力，依然保有一个希望，如果努力了我就一定能学好。”

她也知道，到了大学，“社交能力其实要比学习能力更重要。”她浏览过小组一些文章，发现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内向，不善于交际。这也是她所经历的大学生活，小镇青年们抱团取暖，很少有超越阶层的友谊。

宋倩曾想读完硕士读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教书。在象牙塔内，她觉得可以一直避开和人打交道。

大三全年都是医学类课程，需要不停背书，她回到了最擅长的领域，凭借这年几乎全A的分数，拿到本专业的保研名额。但她申请了哲学系，因为那不用学数学，结果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人生顿时陷入最迷茫的时刻。她瘫倒在床上没法起身，最多连续24小时没有下地。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服用抗焦虑药物。最后振作起来找工作，完全是因为心理老师一句话，“再这样下去就要通知家长了”。她对父母的恐惧甚至超越了死亡。

2011年，江西景德镇，一位寒门学子正在房间里温习功课，他考入了华东政法大学。

出路

“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由一位上海应届大学生创建，当时她正面临就业压力，疫情加重了这种忧虑，建小组的初衷是抱团取暖，释放压力。

她拒绝了一切媒体采访。事实上，大多数小组成员都抵触媒体，他们并不想被过多关注。一些人甚至将报道小组成员视作“吃人血馒头”——那是高高在下的俯视，或是带有观赏罕见动物的猎奇成分。报道底下的评论也令人害怕，充斥着批评他们矫情的声音。

小组的发展超乎建立者的想象，短短两个月就有八万人加入。管理者们不得不启用审核制，进组需要简述自己的失败经历。

林力是管理员之一，小组建立初期，为了了解成员们共通的问题，他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了发帖的关键词，最靠前的三个是“自己”“没有”“工作”。

小组里对专业的埋怨是普遍的。“家里连电脑都没有，我爸不知道哪弄来本高考指南，就按着这个挑的。”小组成员李衡星说。2013年，他从陕西一个农村考入西南一所985高校材料成品与控制专业——组内知名的“四大天坑”专业之一，学术道路竞争激烈，去公司工资又低。他对专业的了解全凭想象，“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肯定是未来的新兴专业。”

大三实习直接打消了他最后的热情，在汽车生产车间，几千摄氏度的设备噼里啪啦爆着火花，锻造机制造的响声震耳欲聋，粉尘四溢，油烟味浓烈。连一张安静的办公桌都没有，那显然不是一个985高校生想要的体面工作。

“你不能想象那些工厂环境多恶劣，简直就像地狱。”他在电话里语气夸张地说。

现在他在一家金融公司做数据挖掘分析，朝9晚6，月薪是毕业时的两倍。能跳入金融科技行业，他靠的是自学编程，以及高中同学的内部推荐。

听起来这已经算是成功者的故事。在小组，因为收入高，计算机和金融是最受推崇的两大专业。

“你能想象最近两年汽车厂都不招机械专业，只招计算机专业的吗？”林力说。他学的就是机械，硕士毕业后，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读博资格。自己没有就业压力，但看着研究所同学拿到的offer，同样感到焦虑。

大多数人年薪15万左右，最幸运的一个被师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招去，能挣到30万。听起来都算高收入。但林力说，和房价比还是低了。在他看来，硕士毕业正常水平应该拿二十几万，“你想有钱买房，至少一年得赚50万，你想养得起孩子一年至少得有100万。”

哪怕是一两年前，林力还没有考虑过这些现实问题。他高中上的是福建最好的学校，学机械是为了“工程师改变世界”。但现在，他的想法是给钱多就行。博士阶段计划学习人工智能，这也是预期能挣到理想数字的领域。

可是程序员也有自己的烦恼。最近半年，李衡星都从疼痛中醒来，医生说是久坐影响了腰椎。更大的烦恼来自于家人，通话中他们总会提起，谁谁谁又结婚，买房买车。那离他都太过遥远。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在深圳安家，婚姻更是遥远——他是性少数群体。后一点他从来没有和父母说过，他们怎么可能接受。

另一个北京的程序员说，母亲的电话总是在她上班时间从四川达州一个小镇打来，埋怨她上万的工资在北京不高。她屈服了这种压力，正准备考成都的公务员——这是小组成员推崇的另一条理想归途。

但对宋倩来说，无论程序员还是公务员，小镇做题家的两条理想道路都走不通。数学不好，学编程太难，不愿意做公务员，那时她在精神上追求的是独立和自由。

找工作就是不断降低预期的过程。她的简历只有薄薄一页，仅有的实习经历是学校安排的一家疾控中心。会计事务所，快消这样的热门行业没有悬念地拒绝。想做翻译，人家有身高形象要求。很多同学会在师兄师姐的推荐下找到好工作，她也没有类似人脉。

最后开始找行政工作，那些企业人事专员惊讶于这样的名校学生来应聘。当然没法说找不到工作，她只能解释为了锻炼自己。一家虚拟货币公司招英文客服，她上门应聘，对方很为难，说客服岗位不招这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不然来给公司COO做秘书，于是她有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六千。

她每天坐公交，转地铁，路上花两小时，早早到公司，生怕表现不佳被辞退。每次和同事说话都要做五分钟思想准备工作才能开口，“万一得罪别人呢。” 失业就会交不起下个月房租，可能会回老家，那意味着重新落入父母的控制。

2018年，河北保定，一位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考生，录取通知书寄到时，她正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夏令营辅导员。

爱与回报

林力加入“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时，全组只有20多个成员。因为疫情，他的签证始终没法办理，失学在即，看到豆瓣推荐这个小组，瞬间感到一种轻松。“为什么985毕业的一定会混的好，原来我也可以很失败。”

作为小组管理员，林力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小组氛围，带有“炫耀”性质的发帖会被删除。

林力自视为最宽松的管理员，哪怕有人硕士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在计算机行业一年赚五六十万，依旧觉得不成功，他也懒得删帖——一般会有其他管理员删除。他只会处理评论区发生争吵引发举报的帖子，通常是有人说贴主已经很成功，发帖是变相炫耀，对方反过来指责其他成员懒惰，不够努力才导致失败。

另一种会被封禁的发帖是类似“985、211的人都这样，我们这些专科的人怎么办”这样的发言。

一位组员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来抗议这样的发言。另一位组员说，每个人背负的期望不同。人们在这里是希望寻求安慰，是一个终于不会有人说，“你都这么好的学校了还想怎样”这类话的地方。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一个强调失败而非成功的地方。“太负能量了。”24岁的北橙说，加入小组的时候她正辞掉在北京的人事行政工作，几次试图换行的碰壁让她心生绝望。一个月后，她在成都找到一份咨询工作，很快就退出了小组。她觉得那里充斥着太多无意义的抱怨。

但刘梦来太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了。加入小组后，她连着看了十几天的帖子，“感觉找到了组织。”

去年从北京一所顶尖高校经济系毕业，她进入一家银行工作。每天八点半到单位，换工服，接一杯开水，对着电脑，列出资产50万以上的客户名单，请他们办理贵宾卡，还会被拉去前台推销理财产品。身边的同学做的是更有知识含量的事。好多个深夜，她一个人偷偷在哭，觉得委屈，没有希望。

在小组成员中，刘梦来的处境已经是好的。外表靓丽，眼影和指甲油都像是嵌满了细小的钻石一样亮丽，她已经成功落户北京，最近还在看房子，总价五六百万，首付由父母承担，他们在内蒙古一个地级市做医生和公务员，还会帮着承担后续贷款。这也是她觉得“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宽容的地方，“每个人对废物的定义不同。”

刘梦来的帖子下面，会有不少艳羡的声音，“你已经很优秀了”。小组里，成员们不吝啬于夸奖对方——但如果经历看起来特别成功，那会演变成嘲讽，“你应该来组里做人生导师”。对于有些处境艰难的发帖，例如多次考研失败或是失业在家许久，人们则会安慰，“会好起来的”，“抱抱楼主”，很多人还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有时候，小组内外像两个世界。一个大学生作弊被抓跳楼的新闻，在微博上激起的是一片对“心理脆弱”的声讨。但在这里收获的更多的是同情。一个高赞评论是“越想越难受，仿佛会是平行世界的自己。”

在这里，焦虑和抑郁的状态并不少见。组内一项217人参与的投票中，51个人说自己确诊了抑郁症，还有41个人相信自己有抑郁症。

24岁的胡欣已经记不得自己看过多少医生。大三开学时，她去学校地铁站，几乎要喘不过气，晕眩过去。父母赶来带走了她，去一家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她成长在东北一个地级市，即使高中休学一年，依旧考上了东北一所985高校。但她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读清华北大抑或常春藤这样的顶尖名校，而不是在现在这所工科大学，学习所谓的“数字媒体”。

直到最近因为疫情在家休息，她在一本心理学著作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她想要的不过是被爱和理解，而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

她的母亲几乎倾尽了所有心血，带她学钢琴、画画、乒乓球。但胡欣从没有从中感到爱意，从小她听到母亲说的最多的话是“本大利大”，母亲带自己学这么东西都是希望未来能有所回报。

如果没有疫情，她现在应该身在美国一所大学的课堂学习编程。申请这个专业只是因为就业前景好。内心真正渴望什么，她不知道，但要是没有家庭和亲朋的期许，肯定会去做另外的事。有可能做装置艺术，那是大学里她为数不多认为老师教好的课，草间弥生这样的艺术家让她心向往之。

但不可能去学这些，风险太大了。她时刻想着自己是一种稳健型投资产品，如果没有回报，所有的爱就会被没收。她恐惧自己不成功，恐惧没有钱。

前不久，她把自己的发现，那本心理学著作的段落逐字念给父母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和解。“他们就觉得我女儿很优秀，想法很深，怎么可能反思自己，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教育的失败。”她说。

他是村里唯一考上985高校研究生，暑假没有出去打工，而是选择在家陪陪父母。

与自己和解

如今，26岁的宋倩过着自己不曾预料的舒适生活。她租住在上海最繁华市中心的老洋房，一居室。还有一个小院子，前段时间上海梅雨季，木质地板上长出青苔，清理起来颇费精力。她和老公养着2只狗，1只猫，1只猪和2只刺猬。刺猬是大三就养的，身边没什么朋友，以此缓解孤独。

宋倩很清楚，如今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因为运气好，嫁了好人。公寓租金七千五，都由老公承担。他是一个约旦裔美国人，在留学机构做咨询，月薪是宋倩的数倍。三年前他们在一款国外交友软件上认识，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融入各自国度。就像她嫉恨一些同学可以出国留学，屏蔽了他们的朋友圈，她老公也嫉恨自己的本科同学毕业后能接着读哈佛这样的名校，而他读本科都靠贷款。

她经常思索公平的意义，高考的确意味着一种上升途径，但只是像创口贴一样，掩盖了伤口，“没有真正解决发炎的问题。”她渴求的是一种完全均匀分配资源的世界。

毕业后，宋倩曾试图做过自己喜欢的事，那份助理工作后，她跳槽到了一家国外自媒体，将中国新闻编译成英文，月薪六千五，全周无休。很快对工作绝望，点击量高的都是最滥俗的事，倾注心血的深度文章却无人问津。

现在，她只想着挣钱，挣尽可能多的钱，养更多的宠物。她梦想有一套自己的大房子，如果真有那天，她会收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在留学机构，她见到了太多超出想象的富有。小地方的孩子永远不可能拥有这些资源。一些家庭送孩子来上海读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三四十万，又专门买一套房子给孩子住。一家钢铁公司高管的孩子只有初三，却有了国外钢铁公司的实习经历。

这或许也是“小镇做题家”引起那么多共鸣的原因。讨论失败时，很多人都会追溯到家庭和出身。那是不能逾越的鸿沟。当宋倩在单位听到一个上海初三学生像大人一样独自向同事咨询留学的事，她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长远的规划。

“就业这事和出身有关吗，太有关系了。”S高校一位文科院系的辅导员蒋明杰说。蒋明杰已经连续带了两年本科毕业生，5位学生进入了BAT，不是来自上海北京，也是发达的二三线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大学老师或是工程师。

过去一年，蒋明杰平均每天谈心两个学生，他总结出找不到工作毕业生的共同点，水平、眼界和经历三者都不行。“小地方来的孩子确实延毕比例更高，他们主要差在水平和眼界上。”

对于那些出身普通，不那么优秀的学生，他最鼓励的还是回到家乡，或是去一些二三线城市工作，“差异化竞争”。好几个西部孩子回家找到心仪工作，后来跟他说，大学四年以来听得最受用，是他苦口婆心说得最多一句话：“阶层的跃迁需要代际成本”。

很多人在尝试和“普通人”这个身份和解。一位组员说，希望自己有天不再被XX大学毕业生的名称绑架。另一个组员说，想到自己其实就是个非常平庸的普通人，没才华还不努力，心情就变得平和，但好像平和过头了——“进入了一种凑合活着的心态。”

当然不乏真正从小城走出的学子。宋倩的校友，某文科专业硕士应届生王幽，今年刚被上海一家外企咨询公司录取。这是一份相当高收入的工作。除了自身努力，她说，也离不开贵人的帮助。父母的鼓励，男友的开导，让她在大学时没有那么在意别人目光，经济学院的学长带她入了咨询行业大门。

王幽也看到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她想起自己大一的局促和低绩点。她觉得这样一个小组的存在很有趣，也是某种无力的自嘲。

即使自称为废物，小组成员们或多或少也在试图改变现状。小组有个专门的学习打卡板块，很多人在上面记录自己每天的成长。在一个投票中，更多的人相信懒惰，而非出身是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我接触的多位组员都在工作日的晚上保持着学习习惯。刘青在自学编程，希望有朝一日能转行程序员。李衡星钻研的是国际贸易，他打算今年考一个研究生。刘梦来在备考全英文的CMA考试（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创立的专业资格），希望将来能派上用场。

宋倩庆幸，考进了S大学，到了上海，无论过程多艰辛，她都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小镇。有时候她会听到自己小学好友的事，她们从初中就没了联系，听说她在政府办公大楼做前台，已经生了二胎，“我父母肯定很嫉妒”。

每周六晚上七点整，母亲的电话都会准时打来。她问吃什么，宋倩每次都答炖鸡汤——其他像火锅，烤羊排这样的答案都会被批评没营养。母亲再叮嘱一番，没事不要出去玩，注意安全，电话就结束了。

除了续办护照，她这几年没有回过家，哪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妈每天偷偷抹眼泪。如果哪天留学行业不再这么能挣钱，她会跟着老公去美国，也许会做一个护士。

最近，她还开始尝试纠正自己的社交恐惧。找了专门的治疗师咨询，对方布置了任务，一个星期里交新朋友。7月的一个周日，她约了老公的同事来家吃饭，希望能完成这个任务。

“打算做什么菜招待朋友？”我问。

“炖鸡汤。”她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