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后，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在抑郁症与职场失意的双重打击下，陈晨最终成为了一名支教老师。但选择支教，并非出于别人所认为的高尚。他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农村生活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去心理医院前，我理头、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镜子前。眼前的自己陌生且毫无生气。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干枯了。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困难，我几经碰壁，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几场面试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次，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前排面试官盯着我看，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荣誉，他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面试结束，汗水打湿了外套，带着股腥臭味，我回家躺了一天，像丢在下水道里的死鱼。由于失业，生活里多出大把时间。早上起床，我感到沮丧，盼望早点结束一天。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抑郁情绪困扰我多年，即使想拼尽全力挥出一拳，也像是打在空气中，无力且挫败。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但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我并不太关心。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在书本里读到过“公益疗法”的说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需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六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老师只有6名。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齐入住学校，分宿舍时，教师汪明选了最偏僻的房间，窗户外就是大山。经询问，我才知道，汪明经历过失败的考研。她希望在支教之余，可以不受打扰，让她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城市里太过喧闹，静不下来，看不了书。”她说。

继她之后，我陆续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繁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

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他看向我，眼睛瞪得很大。我没有回答，看着他的眼神一点点黯淡下来，转身走了。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月，学校里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增加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打扫。

钟毅不喜欢校长的态度，如临大敌，像是领导比学生还重要。

因为书籍缺乏，图书馆里四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他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没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他们去看看。”顺子说。

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给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他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总希望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的，学校工作占据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出身来，思考一些被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我们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

“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同样陌生。

学生们住校，生活起居也需要老师帮忙照料。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只能备好碘伏酒精用于划伤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

大家搜集来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没再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记忆中，失眠始于16岁。最初只是前半夜惊醒，接着难以入睡，后来彻夜无眠。思维不受控制，白天睁着眼睛也像做梦，梦中情景交织眼前景象，真假难辨。

父母带我看过西医，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很配合地吃了两个多月的中药汤，症状也难以缓解。助眠枕头、助眠被子，亦全无效果。有一次，母亲突然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赶紧接上话：“怎么会。”

那句话背后藏着我的不安。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措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只能掩藏自己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关系中被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

在遇到另一个孩子的秘密时，陷于封闭世界的我像被撬开小口，出现少有的情感波动。

这里有的孩⼦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亲，譬如燕燕。她很活泼，喜欢在⼈群⾥唱歌、上课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尽力气做好学⽣；同时，她又⼗分脆弱，会因为⼀道难题放弃整场考试，会因为举⼿没被⽼师看⻅就伤⼼大哭。

美术课上，燕燕画过很多图画，但从没有涂过颜色。我⼀直好奇，是什么夺⾛了她画⾥的⾊彩。

第⼆学期，燕燕拿着一张泛黄的大头贴，上面是个穿淡蓝⾊⾐服的⼥⼦。燕燕问我，她和里面的⼥⼦是否相像。据说，燕燕的母亲在⽣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亲到底是谁。

“我猜她是我妈妈。”燕燕把它夹在笔记本⾥，本子是和照⽚是⼀起找到的，燕燕觉得，这些是妈妈的东⻄。笔记本⾥有⼏篇⾼中⽇记和学习计划。

“妈妈可能读了⾼中。”在村⾥，上⾼中是让⼈骄傲的事，燕燕很满意她的发现。

她不敢问爷爷奶奶，怕他们把东西拿走。

燕燕稚⽓未脱，和照⽚上的⼥⼦看不出有多少联系。燕燕⼩⼼将照⽚收好，和我说，她要去读⾼中，要像妈妈⼀样。

我开始理解燕燕，从⼩失去⺟亲的孩⼦惧怕失败，如果失败，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守着自己的秘密。

我为她感到难过，那个周五，我特意⻅了燕燕的奶奶。放学之前，老人⼀直等在校⻔⼝，天热，她给燕燕准备了饮料。燕燕冲奶奶跑去，祖孙俩亲密地回家，燕燕又变得活泼，没⼈知晓她的心事。

村⾥⼟地资源有限，不少成年⼈外出务⼯。在我的班级⾥，留守⼉童与单亲家庭孩⼦人数占据三分之⼀。

孩子们大多孤单，喜欢寻求老师陪伴。汪明说，学生们一来，难以静下心看书，只好和他们约定，如果不紧急，尽量在第二天上课前再来敲门。

学生们认真地点头，但是关于紧急，学生们的定义和老师明显有区别。有一次，学生拼命敲门，只为了让汪明下楼去看彩虹，“马上就要消失了。”学生一脸焦急。汪明有些哭笑不得，和学生去了操场，雨后，山那边有一抹彩虹。

学生们也来敲我的门，送我课间画的画、做的手工。这是学生在向老师表达喜爱，起初，由于抑郁症，我常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厌恶。

为了不让学生看出来，我钻进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敲门声还在继续，孩子们一次次接近我的心理边界。我慢慢学着打开门，回到老师的角色，把抑郁情绪暂时反锁在门内。

情绪尚可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宿舍门口和学生聊天。有学生画了学校的广场，只有教学楼和水泥地。“没有树，我们就不用扫落叶了。”学生脸上透着一股得意，像是解决了世纪难题。

“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个矮个子女生回答。村里的夜空很美，天气晴朗时，抬头就可以看见流动的银河。

“在城市，很少能看见这样的星星。”我回答。

“那我在这里长大，就更有可能去研究星星了。”孩子们一直保有特有的乐观。

根据2018年教育局的数据，广西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7%，考虑到城乡差距，在这所村小，绝大多数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你呢？”

“我想当篮球运动员。”

“科学家。”

“厨师。”

“医生。”

“我想当老师，像你一样的老师。”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问。

“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话，经常待在房间里，但是你对我们都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口中听到我的样子，更没想过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老师。

“那老师以后经常下来和你们说话，好不好。”

“好！”学生们一阵欢呼。

2019年7月，顺子结束支教。离开前，她被选为教师师德代表，同时募集到资金，带着14名学生去了深圳。

孩子们排着队坐地铁，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门口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顺子给我留了封长信，回答两年前我问过的问题。顺子说，最初来支教，其实是想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结束生命。但现在，她写道：“我想活着，想继续做些事情。”

钟毅靠自己给学校争取到一批捐赠，包含图书和电扇。图书室重新布置，四个书架上摆满了学生喜欢的书，又装了电扇，夏天也不觉得热。钟毅说，之前只是期待别人来改善，都快忘了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疫情爆发，我和学⽣们迎来了⼀个漫⻓的寒假。

离校前，燕燕送给我⼀幅画。左边画着⾼楼⼤厦，戴眼镜的⼈⼤概是我。右边是⼀⼤⽚草坪，穿蓝⾊⾐服的⼥⼦带着⼩孩在草地上玩耍，是她想象中的母亲。这幅画，她用彩笔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写下：“祝⽼师新年快乐，⼀路顺⻛，谢谢⽼师和我⼀起保守这个秘密。”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