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编辑：木村拓周
“花呗的还款日一开始是9号，后来我给挪到了20号。借呗的还款日是6号，分期乐是19号，京东是8号……”绿子说不清她一共欠了多少钱，却能牢记各借贷平台的还款日期。第一遍算的时候，她的债务总额是5万，再算一遍时这个数字似乎更接近7万。
但这尚不足以成为绿子生活里的危机。在 P2P 爆雷事件频出的几年，生活里并不乏暴力催收和家破人亡的奇闻。而绿子的债务都是从“正规”平台借出，并且即便从不记账，她也知道自己日常开销无非就是吃饭和打车，谈不上要为像赌博和吸毒那样的严重问题买单，更不至于会走向一个能出现在社会新闻版面的时刻。
此外，绿子在北京还有“过得去”的固定收入。和很多在豆瓣知乎上因欠债发声，月收入5千却负债几十万陌生网友的境遇相比，不管是5万还是7万，现在的收入让绿子觉得，自己的债务是有尽头的。而最重要的，“欠钱不是个啥事，信用卡太普遍了，很多朋友光鲜亮丽也还是要欠十多万的”。
所以，即便知道自己负债超过5万，绿子也并不焦急。至少不用急到要列出收支计划，每个月刻意关注开销的地步。“我列计划干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要人活着不就得脚踏实地按时按期还钱吗？我心里有这样一个意识就可以了”。
电影《弗兰西丝·哈》 剧照
在北京工作了近七年，最多曾负债8万的 Abby 有类似感受，她身边要好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有存款，欠债最多的阶段也是她月收入最高的日子。她经历过以贷养贷的阶段，拆东墙补西墙周转不过来时，她就和朋友借点。朋友们都很理解，而最常和她相互帮衬的那个朋友，“她比我挣得多多了，也比我欠的多”。
张叁刚到北京工作半年就欠了近7万，具体的数目她也说不清楚，只觉得刚开始借钱都是一些临时要支出三四千的突发事件，因突发事件增多负债累积到2万左右时，她也有过惊慌，但分期还款平摊到月也不过几百，以当时的收入来看还是可以承受的。
现在回头看，张叁觉得，触手可得的贷款让她“不会觉得自己没钱，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花别人的钱”。花呗的额度用完了以后，她把网商贷打开，一时的困境又显得豁然开朗，“看到网商贷6万的额度还觉得很放心，会感觉还好，原来自己还是有这些钱可以花的”。
2019 年时，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发布了以国内90或95后年轻人为主的消费信贷现状报告。据这份报告显示，在中国的年轻人里，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有86.6%，而扣除其中约一半仅使用其支付功能（只使用消费信贷并在当月还清，且不产生利息）的人群后，仍然有约44.5% 的年轻人有实质性负债。
双十一当天，豆瓣的负债者联盟小组登上了微博热搜。这个小组创立于去年的12月，目前有超过一万七千名成员。发帖求助的很多人，负债金额都超过20万，也有破百万的，负债原因各种各样，小到名牌包和手表等奢侈品消费成瘾，大到因诈骗、赌博或创业失利的深陷泥潭，多数人都处在一种濒临崩溃、难以再维持下去的生活状态之中。网友们纷纷表示触目惊心。
和负债者联盟略显极端的案例相比，张叁、Abby 和绿子的债务总额会显得没有那么夸张。同时，她们不追求奢侈品，也没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债务总额是在一些看似正常的消费行为里悄然变多的。这样的悄然是微妙的，一方面，它不会失控到无以为继的地步；另一方面，这种吃力的平衡，和背后缓慢而持续发生的、对个体消费习惯的根本性改变，使得其“戒断成本”越来越高。
这可能也是正在发生于大部分年轻人身上的借贷常态：欠债故事通常不是由某次偶发、低概率的事件或某个严重的陋习拉开帷幕的。事情会先从周转不灵产生变化，以贷养贷的链条时常会因为额度限制被迫中断，和朋友借钱的次数开始增多，工资和其他收入总是一到手就几乎是全数归还给信用卡或其他借贷平台，储蓄卡里几乎没钱，日常生活支出也要靠“借”来维持。
电影《百元之恋》剧照
Abby 回想自己第一次办信用卡是因为毕业出国旅行，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最终没有出去，但信用卡就这样被保留下来。刚开始的额度还只有八千，但去年这张信用卡的额度已经超过八万了。
自己主动办第二张信用卡则是在2015年前后，因为对微整感兴趣，做了几个项目，花了1万左右。Abby 用信用卡付了款，没觉得这是一笔还不上的开销，心里想着也就是两个月工资的事，几个月就能还清。
那也是 Abby 刚工作的第二年，经济形势在互联网的神话故事里方兴未艾。刚毕业时她的月薪不到5千，其后逐步上升，2017年过去后她的月薪翻了3倍。2015年的微整消费后，她又换了大一点的房子，报了外语班安排了健身房，她还养了猫，也会每年给自己计划一次旅行。
那些日子里，她对自己的偿还能力有着强大的信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信心逐渐被收入一到手就“消失”的疲惫磨破了。最疲惫的阶段她知道自己欠了4张信用卡，但不确定加起来的具体总额，“大概是8万，肯定超过8万了，我加到这就不敢加了，怕把自己吓死”。
电影《过春天》剧照
张叁把自己借贷金额快速膨胀的起点定在了2019年的6月，当时的她想要申请国外一个学习项目，需要找人做文书。因为不想和父母要钱，她选择了网商贷，且为了能给自己多用一点，她比文书原定价格又多拿了一千。后来的旅游和租房费用也都是从其中陆陆续续拿钱，再加上她养的宠物在此期间还意外得了猫传腹。到了2019年年底，在生活或者人生阶段急剧变化的半年，她粗略算算，发现自己一共欠下了7万左右。
同样的，7万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之所以要算出一个大概的总数，是因为她“计划内”的借贷平台突然降了额度，以贷养贷就这样被豁开了一道口，她一时也没有办法能再找平台把口子封住。 从那晚，张叁开始算自己欠了多少钱，要用多久才能还完这笔钱，“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再以贷养贷了，但当时其实算了好久都没有算出来，我到底要用多久才能还完这笔钱”。
在知乎、微博和豆瓣上关于借贷求助的开放话题和讨论小组里，有债务问题的网友会在主动公开自己的债务数额、欠债平台和收入水平，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上岸”（把债务全部还清），只是常常会因为不断增多的催债电话和还在走高的利息感到窒息。
鼓励之外，其他网友还会根据自己的借贷经验给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比如说如何投诉暴力催收，如何和平台协商减免利息或者只还本金。不同的协商和还款方法会根据具体的个人收入和借贷平台规定有出入。
但最多网友提到的上岸第一步，是向父母家人坦白债务。
对于家里有积蓄的人来说，在欠款金额不大的初期，家人或许可以一次性把债务付清从而减少利息，不让欠债的雪球滚大。而对于没有还款能力的家庭，和父母家人坦白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救赎”，通过直面亲人失望的方式来释放自己因贷款所承受的压力，不再逃避真实处境——某程度上这是今天许多欠债者真正的“成年礼”。
无论家境贫富，“向父母坦白”都几乎是欠债者走向上岸的第一诫。但这件事情的实现难度，或者说悖论之处在于，不少欠债者走向借贷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对紧张的家庭关系。
电影《伯德小姐》剧照
张叁决定不再向网贷借钱后，每个月只给自己留500元的生活费，其余收入全都用于还款。就这样到年底她还是有近5万的债务要还，她粗略算了下网商贷的利息，一万左右的借款每年要付超过一千五左右的利息，她决定找办法先还上本金。她告诉妈妈，自己有两万的债务要还，希望她能“支援”一万。然而，张叁的妈妈表示自己也没有钱，同时还叮嘱她“别告诉爸爸”。
实际上，告知父亲自己的债务情况，这本来就不是张叁的选项。她知道自己一旦开口，父亲肯定会拿钱出来帮她把债还清，“但那样他就会对我更不满意了”。毕业后，张叁因为就业选择和家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她的父亲希望她能在南方的城市进入国企工作，但她还有其他想要探索和尝试的事情。
张叁并没有多讨厌那个南方的城市，只是一旦顺应父亲的安排，似乎就意味着，往后都要在父亲的控制下生活，小到如何和领导同事社交、大到婚恋对象，都要被其父亲安排。在这之前，她父亲就曾经以断绝关系为由要求她去指定单位面试，同时也从来不认同她现有的个人生活规划。
此外，考虑到家里同期的一个理财项目比较吃力，在毕业那段时间因不稳定而支出的租房、旅游和生活学习费用，她都没有问父母开口要钱。“爸妈问过我几次，我都说不要，他们想着我有实习和工作可能真的有钱，后面也就没给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财务独立”印象，一旦再被打破，父母亲对生活规划的观感会有很大的落差。
电影《比海更深》剧照
绿子与张叁的家庭情况不太一样，但她也从成长环境出发为自己的消费理念作出了解释。绿子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异了，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和父母的关系疏远，甚至外出读大学时父母给的生活费也断断续续、并不稳定。从大学开始，她没有生活费的时候就是靠朋友支持。
逐渐地，这发展成了某种生活哲学，“要说借我还不上，但非要给我就还是可以”。绿子觉得非要借钱的话，向“机器”借比向朋友开口容易，而且网贷的平台又那么方便，不必再去到银行办理各种手续。
而因为工作时间早，Abby 更早接触的借贷渠道还是信用卡，她算过借呗和花呗的利率，发现明显比她用的信用卡高不少后，就决定轻易不用了。借贷吃力的那个阶段她自己也能勉强负担，并没有考虑过要让家人承担。但家里人知道她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存款，且一直在还信用卡，“就老觉得我有问题”。
Abby 和父母的矛盾主要是集中在生活方式上，但他们之间关于这些的矛盾的爆发最后也还会落到钱上。一直以来都在国企工作的母亲时常会指责 Abby ，因为她没有按一个常规轨迹生活，所以自己会在其他熟人面前“抬不起头”。二人的争吵时常从为什么不结婚生小孩开始，从不存钱说到父母为她付出这么多，Abby 却不懂得回报。
在 Abby 的印象中，这套说辞从她青春期起就没怎么变过，只不过青春期时母亲指责的是她学习不好让自己没有面子。Abby 觉得母亲是想用这样的说法控制干涉自己的生活。吵到气头上的时候，Abby 甚至会想，如果能把养她长大的钱都还清，是不是就可以断绝这层关系。
Abby 认为自己和上一代人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上一代人的生活里只有付出，没有自己。她经常给母亲说要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她能在退休后找到旅游或者跳舞这样的新爱好来填充生活，不必总惦记着女儿要活成什么样才能让她有面子。但每次说到这个，她母亲又会反问 Abby，“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从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起，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就多以独生子女的身份开始在高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生活。在他们的童年时期，这一代人会被称为“小皇帝”或“小太阳”来象征受到的过多关注和宠爱。
美国人类学学者冯文曾在《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对独生子女亲子关系作出过这样的解释，不同于多子家庭中孩子们要靠相互竞争赢得父母偏爱的处境，独生子女从出生起就不用面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且“作为父母所有爱心、投资和希望的唯一焦点，独生子女具有巨大的权力。有时，父母甚至还要争夺独生子女的喜爱”。
而当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后再回看当时的备受宠爱，那种凝聚着“唯一”的关怀、宠爱和投资，享有如此大家庭资源投入的他们，往往也背负了更多的压力、关系控制和回报期待，而现实并不总能正向增长，反而是越来越残酷的。
现如今，搜“被网贷毁掉的年轻人”标题，能出现几十条内容大致相同的描述网贷危害性的文章。这些文章抨击年轻人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过分膨胀的虚荣心，仿佛年轻人最大的危害源头就是年轻人自己。
按照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的理论，即在以丰盛和消费为特征的当代社会，“物”的意义已经不在限于曾经的，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主要特征，而更多的拥有符号的一般性特征。人们在消费物品时，实质上也是在消费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一次进行自我的界定和群体的认同。
比起谴责年轻人，更值得寻味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不惜冒着“被毁掉”的风险，也要靠借贷来消费的符号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些消费主义和虚荣心所指向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某程度上，那可能正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自童年时期就被许诺给予的东西。成长于高增长年代，我们被许诺了所有蓬勃和美好，我们被告知只要在某条象征向上的的阶梯努力攀爬，终将会到底一个美好未来，在那里，我们总是会尽可能轻易拿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东西。努力的回报看起来如此确切，以至于举整个家庭之力作出牺牲也在所不惜。若干年后，图景发生了变化，压力从社会传达到产业、传到达家庭，再传达到个体，形成了亲子关系中某种底层的紧张，为每一个年轻人超前消费和借贷的故事埋下种子。
电影《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剧照
今年双十一到来前，张叁已经还清了所有网贷，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暂时向朋友借来的，但她不用再背负不断变高的利息，也不会再有新的借款，甚至连花呗她也彻底关掉了。她本来打算在双十一时买下近两千的护肤品，但仔细算算发现真实优惠力度并不大，于是作罢。
现在的她有了理财和定期存钱的计划，她的目标是先存够10万。今年有一个朋友裸辞后却显得一点都不焦虑，她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朋友有10万的存款。10万不多，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多少是个安全感的体现，似乎有10万以后就可以对不喜欢的工作和生活说再见了。
Abby 说自己是在疫情期间“因祸得福”了。疫情期间她无法像过往一样出国旅游，很多以往的日常开支也都省了下来。而也是在今年上半年的疫情期间，她也终于把所有的信用卡都还完了。双十一她只准备囤点猫粮，做了一个支出不高的医美项目，主要还是为了取悦自己。而这些的前提都是，她存了钱，且这些消费后储蓄卡里也仍有结余。
对于未来具体的理财情况她还没有太多考虑，也不考虑买房和其他的事情，因为那也意味着安定下来。但就现在的自己来说，她甚至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在北京继续工作，Abby 笑说“万一以后我是和外国人结婚了呢？真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等八字有一撇了再规划也不迟”。
绿子的债务情况则暂时还没有改善，除了每个月想办法还款，她暂时也没有其他计划。采访在11月初，她说不准自己双十一会买什么，有可能会买顶帽子。她暂时还没有任何理财计划，但也说其实想过买房。“谁不想有个房子，但你知道我喜欢哪里的房子吗？”绿子指了指北京 CBD 方向，说了一个她之前曾经去过的高级楼盘名，那里的二手房现在均价12万一平。
（文中绿子、Abby 和张叁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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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