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高质量教育

2013 年，《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人物杂志采访了孟晓骏的原型王强。

王强说，当初他回国不是因为和俞敏洪、徐小平的友情，是因为读到了一个人的自传。

1983 年的一天，上海退休老教师蔡光天用卖掉家里桌椅的钱，从五十一中学手中租来了一间 5 平米的小房间，又请来两个职员，办起了上海市乃至全国最早的民办外语培训机构:

前进进修学校。

由于没钱打广告，老头儿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发油印广告单，还被整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叫去训了半小时。

他的第一间教室，需要把办公桌搬开才能走进去，很快，这里挤满了 50 个学生。

到了 1990 年时，前进校已经有了 40 多个班级，数万学生。那时候的蔡老师风光无限，他能在军舰上开趴体，也能在自己前进大厦的私人俱乐部里招待各界贵宾。

甚至，在浦东没开发的时候，他还囤了 50 多亩地。

他肯定想不到，一个远在美国叫王强的小伙子，在他的自传里画了多少个红圈。

1993 年，蔡光天受邀参加克林顿就职典礼，俞敏洪正式创立了新东方。10 年后，俞敏洪的学弟张邦鑫创办了学而思的前身奥数网。教培机构向 K12 领域的渗透开始越来越凶猛。

年营收从 0 到 50 亿，俞敏洪用了 20 年，张邦鑫用了 13 年，后来入场的高途陈向东，只用了 6 年。

到去年，中国 K12 阶段的教培机构总数接近 50 万家。万亿市场里，每年涌入的风险资本超过百亿美元。福布斯富豪榜上，教育家的名字越来越多。

直到最近，一个 6000 字、30 条细则的 “双减” 政策，把这一切都击得粉碎。

浩南问一位身家缩减了 9.999 成的教育家感觉怎么样。他说你别问我这个黑五类了，可以去问问去年刚拿了 20 多亿美元融资的老板吧，我要是他就只有俩选择了：

要么一路向西，要么原地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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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光天开始创业的上世纪 80 年代，课外辅导有两种，一种是散兵游勇的家庭补课，另一种是正规军，学校会公开收费补课。

接近 20 年作坊式运行后，2000 年初，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

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

中国家长是有线性思维的，好幼儿园 = 好小学 = 好初中 = 好高中 = 好大学 = 好工作这个等式的平衡，不会因为一个通知就被打破。

所以 2000 年前后，诞生了很多中国合伙人的故事。

1999 年，高校扩招开始，录取率比 1998 年接近翻倍。而且 2002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1999 年，河北衡水市迎来了第一所 “公办民助” 高中，滏阳中学。

衡水模式高清北率的神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在足够大的范围里掐尖。

以 2016 年为例，衡中宣传的 139 名清北生中，文科考得比较好的同学来自保定，理科则来自秦皇岛。全校前 18 名只有一个是衡水人。

2019 年，甚至出现了深圳私立学校从衡水 “进口” 考生的事情。

衡中能掐尖要感谢以前的教育部周部长，他说过要行成一种全新的教育格局，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

全省掐尖的衡中在此后利用超高的升学率和知名度，进一步吸引资本的参与和优秀生源。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货币贬值时，人们就会倾向于持有硬通货，比如黄金。

浩南看过一个数据。到了 2004 年，中国城镇居民中小学生参加过课外辅导的比例就超过了 50%，单算小学生的话，有 70% 的人参加课外辅导。

为了在等式里占上一席，家长们开始了一切为了孩子上名校的军备竞赛。北大生物学博士张邦鑫就是在这一年开起数学辅导班。

2

去年底，北京新冠肺炎感染者付先生的行程轨迹公布后，很多人为之动容。

每天上班长途跋涉 50 公里，往返于顺义和海淀的付先生，晚上还要准备考研。到了周末，他第一件事就是：

带孩子上早教班。

谁说中国爸爸都是甩手掌柜的？

最近的南京疫情里，也有一位感染者，在 7 月 10 日至 20 日的 10 天里，他的孩子结结实实上了 10 天的培训班。

新东方是 2006 年赴美上市，2007 年开始搞全科教育，那是校外辅导野蛮生长的开始。

很快，国家在 2008 年出台政策禁止学校和老师与社会机构举办培训班和补习班。接下来的十年里，文件一份份出台，教培市场的规模也一点点扩大。

在北师大高等教育院院长杨东平看来，社会资本进入学历教育这 40 年：

是一场失败的实验。

一开始人们寄希望于其能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不均衡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它成为了全社会内卷的大熔炉。不管是民办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首先抢夺的，都是一二线城市。

市场化的教育体系不仅没有填平教育的城乡差距，反而把马里亚纳海沟挖得越来越深。

今年年初，一段视频也让很多人出离愤怒。一位老太太分别为四家在线教育机构拍广告，她一会儿是教育专家，一会儿是英语老师，一会儿又说自己教了一辈子数学。

这段视频流出没多久，融了几十亿美元的猿辅导，大手笔赞助了春晚，毫无顾忌地宣传自己全国用户突破：

4 亿人。

某种意义上，这成为将教培行业驱向万劫不复的最后一根稻草。

教育部最近解释 “双减” 政策对此作了总结 —— 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 “烧钱” 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 “狂轰滥炸” 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好未来 2020 年全财年营销费用占总成本的 51.76%，新东方在线 63.89%，网易有道是 64.11%。

根据北京大学估算，现在校外辅导市场相关从业者规模达到 750 至 800 万人。800 万人里，除了负责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做销售、辅导、内容研发、技术、流量和题库等。

现在，家长的焦虑需要一个担责的出口，用杨东平的话说：

教育，就不能用经营企业的思维来运营。

3

去年初，张一鸣在字节跳动 8 周年庆时，给员工们写了一封内部信。里面说，教育业务必须有更根本的创新。

中国讲究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道理巨头们都懂。即便是财政入不敷出压力山大的 1998 年，政府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值是 18.82%。美国大概是 14%，英国德国是 11%。

拿每年考生最多的河南省来说，2700 万在读学生，教培市场高达 3000 亿。他们孕育了 3 家教育类上市公司，后面还有一大批等待上市的公司。

用标准化产品解决差异化问题的互联网思维，做起教育来也是如鱼得水。做新闻、游戏、视频 App 的经验，可以快速复制到教育领域。

浩南看过一家教育巨头的招聘，他们会先在一个城市找到前 5% 的名师，然后再从其中抽取不到 2% 的老师，组建团队。几百人围着这些老师转，最后，招到了超过一万个学生。

这个生意看起来是那么完美。教育企业获得了高估值，教育家获得了高身价。到底什么是好老师，显然他们和领导想得不一样：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过去的十个月，很多行业很多人度日如年。很多人问，为什么一夜之间，我们引以为傲的行业，就成了扫黄打非办的重点打击对象？

我觉得投了很多钱到教育的张磊在《价值》书中说的就很好。他说，真正的投资，有且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是否在创造真正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否有益于社会的整体繁荣。

2000 年，拿下北京 98% 留学英语市场后，新东方进入上海，凭借卢湾体育场做英语讲座等营销攻势，声名鹊起。与之相比，当时上海英语培训的霸主前进进修显得传统而保守。

新东方里满是留洋归来或屡经考场的年轻老师，而蔡光天坚持 “不用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些资深教师教了整整 18 年托福。两所学校风格迥异，在新东方的攻势面前，蔡光天只能看着前进进修学校的市场份额被逐步吃掉。

2008 年，当资本开始在教育行业高歌猛进的时候，86 岁高龄、半退休状态的蔡光天出席了一个画展，他花 200 万元买下了汤沐黎的《霸王别姬》，捐给了汶川。

两年后，教育企业家中唯一有正局级身份的蔡光天在上海逝世。这之后，他的前进学院和前进集团逐渐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

不知道那幅《霸王别姬》还在不在。

来源：兽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