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30 日凌晨,福建水手郭玉才和他的 19 位船员同事,在菲律宾的一处港口里,往巴拿马籍的 “GRAND PROGRESS” 散货货轮上装满 4.2 万吨煤炭。他们准备出发中国,目的地是江苏南通如皋。
把船注册在巴拿马,是很多国际海运船公司的通用惯例,目的是为了方便经营和降低税费。这艘中文名为 “弘进号” 的货轮,其实属于天津的一家船东公司。船员也都是中国人,河北、湖北、山东的最多,最年轻的是一位 26 岁的水手。
出发当天晚上,大管轮开始出现发热症状,郭玉才的同事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他们的劳务派遣公司 —— 天津跨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7 月 31 日,货轮快到台湾岛的时候,发热症状开始蔓延。船上的二管、三管、机工和大厨都因为发热严重而无法正常工作。船上仅有的厨师生病体力不支,船员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烧饭。
到了 8 月 3 日,“弘进号” 眼看着快到目的地了。货轮代理华沣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开始向南通如皋港申请进港,却收到了一个令他们崩溃的结果:
因为疫情防控加强,南通拒绝进港。
那时,南通确实面临着很大的疫情压力。而 “弘进号” 上已经有 13 名船员出现了发热症状,他们却只能滞留在舟山海域。
更让船员们崩溃的是,福州的货轮代理公司在这个关键时刻撂挑子了。货轮代理的缺席,让进港申请无法按海运管理流程推进。
船员们想到了向舟山海上救助中心求助。收到消息的救助中心当天向防疫组上报情况,并开始着手准备。
8 月 7 日,郭玉才和同事们开始选择网络呼救。他们在船上挂起红色鲜艳的标语,郭玉才手持身份证录下带着哭腔的求助视频,通过家人和同行传播,试图引起关注。
8 月 8 日晚上,舟山的疫情防控办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开始讨论紧急救助的方案。
当天,舟山卫健委为 “弘进号” 找来一个新的货轮代理,顺利地办好了进入口岸的手续。晚上 8 点半,“弘进号” 起锚,在 9 日的凌晨把船停靠在了指定的锚地锚泊。
9 日一早,载着海关、医护、疾控人员的的 “舟港拖 31” 拖船靠近 “弘进号”,开始登船进行采样和卫生检疫。
和新冠病人捆在一起 10 天的船员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晚上 9 点半,检测结果显示,16 名船员核酸检测阳性。最后,经过身体状况评定后,11 名船员被送往舟山定点医疗机构。剩下的患者留在船上接受治疗。他们将在船员管理公司安排换班船员到岗后轮班。
舟山做出接收疫情船只的决定,并不容易。
要知道,舟山海域是整个中国沿海南北主航线的交汇要道。这里的航道、锚地和大型码头都非常多。在舟山停靠装卸、修理、补给、船员换班的船只,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可以说,舟山是全国海上疫情输入防控压力最大、任务最重的区域之一。
从去年 4 月一直到上个月,各种国际航行船舶的中国籍船员,选择在舟山停靠换班的,超过了 4 万多个。相当于,每天在舟山换班的船员:
有 90 个。
这已经是为对舟山的防控隔离工作很严峻的考验了。按照现在的国际航运疫情防控要求,所有下船换班的船员都是需要隔离观察的。每天将近 100 个新增观察人员,一个隔离周期就是 14 天,相当于舟山至少要保证 1400 个隔离床位。
这几个月里,舟山的各大隔离点里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16 个确诊新冠阳性的病员,不仅考验着舟山的医疗团队,也考验着防疫工作。毕竟,某种程度上 “弘进号” 其实已经是一个病毒培养皿。
但舟山还是伸出了援手。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他们打破了规定,破格接受了 “弘进号” 的进港申请。
早在今年 3 月底,当新一轮印度病毒变异株开始蔓延,舟山政府就发布了堪称严格的港口进港换班禁令:
30 天内到过印度、菲律宾等中高风险国家的船只,不支持在舟山换班。
另外,根据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7.0)》,进港的国际船舶要在抵达前的 24 小时向港口通报。
有海运从业人士告诉社长,这一次救助,舟山的确是:
小小的身板扛起了大担当。
舟山的出手相助让船员们想起了更早之前的一件事。北方的一处港口,因为一艘国际船只上有外籍船员而拒绝中国籍船员上岸换班。被拒绝的下船诉求让他们不得不在白布条上写下:我要回家,别抛弃我们。但到最终,他们也没能在家门口下船,只能远走韩国、新加坡做核酸检测后换班。
都是出于防控疫情,舟山截然相反的处理态度,让海运船员群体感到了祖国的温暖。
舟山开启救助行动后,浙江省派出了专家配合,船东船员公司所属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也派出了副区长、疾控人员、专家组成专门小组,驻点舟山协助工作。
这个时候再去指责冷漠和不作为,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疫情教会了中国人什么的话,基辛格说的一句话最准确: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来源:铁头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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