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再定位

@一玶海岸：近期的一个想法：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再定位

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几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甚至可以说是毁大于誉。

在疫情之前，不少互联网企业也尝试过捐款、慈善、公益等手段试图改善形象，但除了在年报中的 “企业社会责任” 章节增加几张花哨的 PPT，并无特殊实效。

在本轮疫情中，部分互联网企业下沉到疫区，努力维持好困境之下服务的正常运转，却在不经意间获得民众的认可和好评，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互联网行业在当下的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前疫情时代的余晖

互联网发迹于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是以创新模式填补大都市生活空白的姿势出现的。

现代化大都市虽然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商业发达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便捷感和安全感，也让基础生活保障处于紧平衡状态，居民没有储备冗余物资的习惯。居民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商业、医疗、公共交通、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一旦离开这些支持，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

在前疫情时代，城市居民使用传统和互联网模式来填补上述空白。

传统商业模式，用集中物流、超市和商场模式，将商品运输至居民 1 公里范围之内，由居民自主选择，自行购物，完成最后一公里的运输。

互联网商业模式，所有的信息都在网上完成交互，平台在集中海量用户需求后，用先仓储式集中、再由快递分散运输的模式，将商品和服务直接运输至距离居民 0 距离的家门口。

而且相比传统模式，能送货到家门口的互联网模式明显更为便利，能满足居民需求的互联网公司就此兴旺发达起来。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新模式的重要程度，还远比不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基础设施。

直到疫情的来袭。

二、疫情时代的互联网

上海疫情的迅速蔓延，乃至于不得不进入封城模式之后，大都市脆弱的平衡态被瞬间打破，传统商业模式和互联网商业模式都因为疫情、或者骑手阳性等因素而双双失灵，居民们的强外部依赖性和低冗余储备更是加剧了供需失衡。

但是，将原本由 2500 万居民从下至上，能自主处理信息交互、商品、医疗、服务类需求，突然转变为从上至下的统一安排指挥，由基层组织或志愿者负责分配和运输，是极为困难的。

首先是工作量的问题。2500 万居民的物资和分配，哪怕需求量大，花样种类繁多，原本让 2500 万人自行完成毫无问题。可一旦全部压在数十万基层组织或志愿者身上，这个模式根本无力完成这样繁重的运输和分配任务。

其次是信息交互失灵。2500 万居民可能有 2500 万种购买偏好，从上至下模式无从了解这种海量数据，哪怕居民将需求仅仅压缩至基本温饱需求，但总有无数例如紧急就医特殊需求，需要及时下情上达，才能及时处理。

最后是运输的高标准。不仅传统超市等商业模式已经失效，在封城模式下由于居民足不出户，必须也只能将物资和服务运输至与居民 0 距离的家门口。对于 2500 万居民实施零距离运送，对于任何专业的物流企业都是噩梦级的难题，更别提并不专业的居委会和志愿者了。

只有互联网平台能够有效组织，完成上述空白的填补。

封城后，最紧急的是居民求医、买药、求收治、居家困难等信息需要及时反馈至专业机构，如果仅依靠电话等传统渠道，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原本被嘲笑只有追星吃瓜才能上热搜的微博，在疫情期间开通了防疫救助超话，并迅速迭代成抗疫专区，联动当地政府、公益组织、一线抗疫企业甚至网友中的专业人士，形成救助网络。

在电话等线下模式被挤兑之时，依靠线上大数据和人工筛选、核实有效求助信息，帮助有特殊求医、求收治的居民对接医疗服务机构、官方组织。打通有求药、求物资以及有其他需求的求助者和公益组织、有能力的网友、大 V、专业人士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救助。

从 3 月 29 日晚上线，至 4 月 26 日，微博筛选有效求助信息累计 4791 条，在当地、媒体、公益机构、企业、网友等多方力量的努力下，明确反馈解决的有 2285 条”。

其次是市民在居家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在线下超市商品运输由于疫情全部中断后，只能由互联网平台独挑大梁。

就在上海封城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堵塞和混乱之后，在政府的统一号召下，互联网企业入场，让整个运作机制迅速回到正轨，将食品、医药以及心理慰藉等重要物资和服务传递到千家万户。

在在上海本地物流沦陷后，叮咚盒马美团成了上海居民的续命稻草。互联网公司由于拥有全国物流网络，甚至可以紧急调拨外地物流人员入沪，成为恢复上海物流运输的主力军。

更不用提其他网课、线上办公让这座城市的教育、工商业还能保持基本运转，在其他没有疫情的城市，行程码，健康码等抗疫基础设施也基本有赖互联网企业和技术的支持。政府也充分与互联网企业合作，通过大数据等加快智慧治理，科学抗疫的建设。

三、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定位

重新定位是一个再次审视、评估的过程，疫情恰好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窗口。

说过去几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滑铁卢，似乎并不夸张。光鲜的互联网大厂不仅失去了其代表创新和未来的道德光环，舆论场的负面标签，社会价值的失焦，无一不预示着一片迷茫和失落。

在当下，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不是企业商业价值的附属品、装饰，某种意义上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前提。为扭转劣势，互联网企业也尝试过不少手段，捐款、慈善、公益等等，最终都成为年报中美轮美奂的 “企业社会责任” 章节，好看光鲜。

但很可惜，对于重新定位社会价值的基点，提升行业形象，作用不大，社会和公众似乎也不买账。

直到上海疫情到来，在困难时刻，互联网企业甩掉花架子，用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去填补物资流通最后一百米的距离，去打通疫情求助的信息通道。

经此一役，互联网企业似乎在迷茫中，可以寻找到未来定位的一丝曙光。

你们并不是高高在上，将个体均质化、简化为一个个数据，然后玩弄算法游戏，操控众生的大厂高台。

你们应该是扎根群众，踏实肯干，为了每个人享有更美好生活的基础设施。

这是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定位。